顏世安 李探探 | 論早期儒學的精神氣象——《論語》“樊遲請學稼”章新解

摘要：“樊遲請學稼”的本意究竟為何,是一個涉及眾多弟子共同思想傾向的話題，沒有直接的文獻答案,只能從關聯性文獻中尋求解答。“倦于學”是最有可能的答案,此一答案關聯孔子弟子的信仰、激情與倦怠,二者之間的“心戰”,使我們瞥見早期儒生的一種精神氣象。“樊遲請學稼”背后有“倦于學”的問題。“倦于學”的意義并不止于這件事本身，還涉及事情的另一面，就是孔門弟子對于“學”有非同尋常的熱情，有時甚至是近乎宗教感的激情。部分弟子“倦”的情緒要在這個背景下理解，孔子說“未聞好學”，對弟子有近乎嚴苛的要求,也要在這個背景下理解。孔門之“學”就是學文,由學文而至于道,落實于日常實踐。許多弟子對于“學”表現出非凡的毅力和決心,他們意識到把古典文化內心化、落實于日常實踐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真正漫長而艱難的不是外部的事,而是內在的學。儒學不是宗教，而是人文的古典學，孔子師生是舊貴族衰亡中出現的新派人物，他們以文化品質（仁）為德性的根本和政治的靈魂。這種新價值觀激發起新派年輕人內心的熱情。新價值引發的激情，是后來儒學成長為文化大樹的密碼。然而“學”畢竟漫長而艱難，雖然許多弟子懷抱圣徒一樣的感情，但也有部分弟子在不見事功的努力中產生倦怠。樊遲“請學稼”可能就因“倦于學”。孔子寄希望于愿“學”之人承擔責任，改變社會，“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能弘道”的根本在“學”，如果有志于“學”的人不能努力，以“請學稼”為托詞或以“力不足”為理由，想要退回日常生活，那么“弘道”的努力從根源上就失敗了。孔子對樊遲等弟子的批評近于嚴苛，原因在于此。從孔子及門弟子到戰國儒生群體，有一種特別的精神氣質，他們秉持不計事功的堅守和默然無聲的“學”，儒學后來能夠成為中國社會主流文化，這種精神力量是重要原因。

關鍵詞：人文古典學； 早期儒學； 理想主義精神；人能弘道

《論語·子路》有一章，“樊遲請學稼”，孔子回答“吾不如老農”，樊遲離去后，孔子感嘆：“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焉用稼？”此章歷來引人注意，注釋中有不同說法，也有一些論文專門討論。以單獨一章而為學界持續關注，即使在《論語》中也不多見。此章有兩個引出爭議的問題，一是樊遲為何向孔子請教學農學圃，一是孔子為何批評樊遲是小人。主要問題是第一個，樊遲何以會想到“學稼”，他的意圖是什么？孔子的批評是與樊遲的意圖有關的。

《論語集解》 元岳氏荊溪家塾刻本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一

樊遲學稼的“意圖”，在這一章看不出來，但可以從相關的文獻中尋求解釋。民國時期，就有學者以相關文獻對樊遲學稼的意圖作出推測，程樹德的《論語集釋》“樊遲請學稼”章引述各家之說，其中有一種解釋，說周王族的先祖后稷教民稼穡，“思以稼穡治民”。程本人贊同此說，認為《漢書·藝文志》所載農家之書，自古代傳下，孔子時還能看到，樊遲請學稼，“即欲習其書”，認為樊遲是受農家影響，要嘗試農耕為本的政治學。錢穆的《論語新編》有相近的說法，認為樊遲學稼與古代農家學派（如《孟子》中提到的許行）有關，但樊遲學稼在前，農家學派在后，戰國初年的李悝出自儒門，在魏國推行“盡地力之教”就是儒家重視農耕思想一脈，樊遲學稼是開李悝和許行之先河。

程樹德和錢穆的解釋，都認為樊遲請學稼是要探索農耕政治學，這一解釋能夠援引關聯文獻，在各種解釋中影響較大。可認真思考這一問題，由古代農家學說解釋樊遲學稼，難以站住腳。程樹德說《漢書·藝文志》中所記農家各書，在孔子時代還有留存，是樊遲請學稼的學理來源，這一說法其實是很有疑問的。使用漢字寫作在西周時基本上還是西周王畿上層小圈子的事，內容只是祭祀與政事；春秋時代漢字擴展到東方諸國，最早的貴族知識階級形成，文字書寫內容擴大，涉及史事、政事、各國聘問交往，但也沒有出現民間學術思想。民間學術起于孔子師生集團，此前不會有《漢書·藝文志》所記的那些農家著述。包括農家學派在內的百家學說，都是在戰國時興起的，“樊遲請學稼”不大可能有一種農家學說作為思想先導。當然，古代王者重視農耕的文獻是有的，如《周頌·噫嘻》《大雅·生民》等，但那是王者的職責，與民間人物無關。《論語·憲問》記載南宮適問孔子：“羿善射，奡蕩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這就是講王者耕稼的傳說。春秋時代，一般貴族如果親為躬耕，那就是從政事中敗落，或有意逃避，不會有農家式人物如許行之類。錢穆的解釋在文獻上比較謹慎，沒有把農家說成樊遲學稼的思想淵源，而是反過來把樊遲學稼解釋成許行一干人的前驅。這也不是沒有可能的，但這個解釋文獻依據薄弱，沒有多少說服力。

樊遲的意圖在于學習農耕政治，支持文獻很弱，但也不是全無可能。《論語》所記孔子對樊遲請學稼的回答，“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似乎暗示樊遲詢問耕稼與政治有關。可是這里有一個疑點，如果樊遲意在由耕稼而政治，孔子為何要說“小人”？不論是階層意義上的“小人”還是道德意義上的“小人”，用來指一個探索政治學方法的學生，顯然都不合適。所以孔子的批評如何理解，還要存疑。戰國文獻中有一條與“樊遲請學稼”可能相關的線索，一直未被注意。《荀子·大略》中記載：

子貢問于孔子曰：“賜倦于學矣，愿息事君。”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難，事君焉可息哉！”

“然則賜愿息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難，事親焉可息哉！”

“然則賜愿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耕難，耕焉可息哉！”

“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壙，皋如也，巔如也，鬲如也，此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

子貢說“倦于學”，希望轉向具體事務，從政不行，就和家人朋友過平常生活，或耕稼度日。孔子一一批評，皆引《詩》句表明每一件事都有德行要求，也就是不能脫離“學”，至死方可“息”。這段對話最后子貢說“愿息耕”，這一說法與“樊遲請學稼”很可能有關。《荀子·大略》是雜錄性質，不一定由荀子本人所寫，可能是戰國儒者編造，口耳相傳，由荀子或門生著于竹帛。如果是荀子或門生創作，性質也差不多，都屬于戰國儒者的編造。這段對話鋪陳夸張，有戰國縱橫家氣息，不大可能是子貢真實問話的記錄。當然，如果是真實記錄，那么子貢與樊遲同為孔子弟子，他說“倦于學”而要“息耕”，對于理解樊遲請學稼的意圖更有參考價值。然而這可能性不大，在文獻上應當謹慎一些，子貢“倦于學”一章還是理解為由戰國儒生編造。

《荀子》南宋淳熙八年錢佃江西漕司刊本

俄羅斯國立圖書館藏

《大略》所錄“倦于學”章，雖然不出自子貢本人，但這位編作的儒生一定知道“樊遲請學稼”。戰國時代的儒者群體中，《論語》所錄孔子與弟子的對話是人人熟讀的篇籍，那時儒者圈共同遵奉的典籍并不多，大概除了《詩》《書》《士禮》，其他的經典包括《詩》《書》的傳都在編撰過程中，尚未取得經典地位，孔子與弟子的對話是孔子語的記錄，當然十分重要，一定是儒門弟子的必讀文獻。此外，“學稼”是一件特別的事，在孔門弟子學習古典“禮樂射御書數”的氛圍中，“學稼”的要求讓人印象深刻，編造“倦于學”故事的儒生，不會不知道。事實上，筆者曾懷疑“倦于學”章就是從《論語》“樊遲請學稼”章擴展而來，在戰國儒家文獻中，這樣以《論語》對話為底本擴展而成的篇章是常能見到的。然而仔細對比，“倦于學”章變化較大，連對話主角都從樊遲變成子貢，所以直接從“請學稼”章擴展而來的可能性似乎不大。不過，編造“倦于學”對話的儒生熟知“請學稼”章是沒有疑問的。這位編者以“息耕”為“倦于學”而退向日常生活之一途，說明在他的理解中，或者在他所屬儒者圈的理解中，“樊遲請學稼”就是因“倦”而求“息”。這是距離樊遲時代最近，身份也最接近的人對“請學稼”含義的理解，其間的文獻相關性是最可注意的。

“倦于學”可能是戰國儒生對“樊遲請學稼”的理解，我們不能確定這就是樊遲的本意。然而“倦于學”這個說法很重要，可以與《論語》的許多有關記載聯系起來，“樊遲請學稼”的意圖為何，也許不是單獨一章的問題，而是一個涉及眾多弟子共同思想傾向的話題。

二

《論語》中許多章與“倦于學”有關，孔子弟子常會涉入“倦于學”的問題，以往的《論語》研究和解讀對此甚少在意。我們把相關的對話展開，就會發現值得留意的思想線索。

《荀子·大略》的“倦于學”章，子貢首先說到“愿息事君”，這在《論語》中即有來歷，《雍也》篇：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

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冉有“力不足”是因為“道”太難，就相當于說“倦于學”。《大略》篇記子貢“倦于學”就是因為“道”太難，此意不僅從該章原文中可以讀出，而且有文獻旁證。《孔子家語》也記錄這一章，就有“困于道”三字。《孔子家語》編纂于東漢末，“困于道”三字，當出自漢儒之手，但確實道出“倦于學”本有的意思。冉求說“力不足”，當然也是希望“息”，他沒有說“息”于何地，但在《論語》其他章中可尋到線索。《先進》篇“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孔子要求幾位弟子談政治抱負，冉有說：“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冉有是孔門弟子中最有行政才能的，他自信三年可以“足民”，但自承達不到“禮樂”。政治上的“禮樂”就是“道”，冉有是有行政抱負的，加上得季氏賞識，已獲重要官職，他“力不足”于道，應該不會求“息”于事親耕稼之類，而是轉手“足民”一類的行政工作，這就是“息事君”的意思了。從通常意義說，從政絕不輕松，“事君”未必可說是“息”，但是從“學”以至“道”的要求看，行政性的“事君”就真的是“息”了。戰國儒生編造子貢“倦于學”章，說“息事君”，是否有文獻來源不得而知，如果有的話，冉有“力不足”說是最有可能的來源。子路也有近似的說法，他沒有冉有說得直白，但也可能是“息事君”說的一個來源。《先進》篇：“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后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子路支持子羔從政，從孔子的話看，是覺得子羔還需要“學”，從政太早反而不利。子路反對說“何必讀書，然后為學”，意思是在政事實踐中也可以學。此話被孔子斥為“佞”，則子路之說可能是掩飾，暗含棄學而單純行政的想法，也就是“倦于學”而“息事君”。

冉有“力不足”、子路“何必讀書”都與“學”之難有關，樊遲“請學稼”沒有說原因，但戰國文獻記子貢因“倦于學”而要“息于耕”，參照理解，樊遲之說應也與“學”之難有關。戰國儒生編造子貢“倦于學”的對話，來源應該就是早期儒門弟子關于“學”之難的種種傳聞。從表面看，《論語》中弟子公開表達“學”之難的很少，可是換一個角度，從孔子對弟子在“學”的問題常有不滿，可以推想弟子面臨“學”之難的壓力。《雍也》篇：“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此章所言“好學”，不是知識技能，而是德性實踐，這一點以往學者在討論此章時已經關注，這里我們注意另一點。孔子說顏回以后，弟子一個好學的也沒有，這是相當嚴厲的說法，可以想象對眾弟子有不小壓力。顏回去世早，及門弟子基本都在，孔子何以說出這樣嚴重的話，也許有什么具體原因，但話說到那樣重，應該是有平時累積的失望。“學”之難不免讓一些弟子退縮，他們大概很少會像冉有那樣公開表達“力不足”，但在語言行為上有意無意倦怠，卻是在所難免。《公冶長》篇記“宰予晝寢”，可能也是因為“學”的倦怠，否則白天睡覺而已，孔子何至于如此生氣，要說出“朽木不可雕”的話。當然宰予這件事原因不詳，只是推測，但孔子對弟子努力不夠的失望和感嘆，卻是一而再，再而三：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里仁》）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余則日月至焉而已矣。”（《雍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子罕》）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子罕》）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子罕》）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子罕》）

子曰：“三年學，不至于谷，不易得也。”（《泰伯》）

這些失望和感嘆應該都與弟子平時行事言語有關，正因為此，我們相信《大略》篇子貢說“倦于學”是從早期孔門弟子故事傳聞中推衍而來，即使不是直接來自“樊遲請學稼”，也是來自這一類的傳聞記錄。孔子弟子中只有冉有說“力不足”和子路說“何必讀書”，算是明白表達“倦于學”的意思，其他的都在間接或無意之間，“樊遲請學稼”和“宰予晝寢”可能都是。更多的表現，則是“苗而不秀”“秀而不實”“未成一簣”，以及語之而惰、其心違仁一類行為。孔子說顏回以后“未聞好學”，實是有很深的感嘆。

“樊遲請學稼”背后有“倦于學”的問題，對于“倦于學”和“學”之難，學界的研究一向不怎么關注，也許覺得是一個可以忽略不計的問題。孔子盡管感慨顏回以后“未聞好學”，可是儒學畢竟在孔子去世后蓬勃發展起來，“倦于學”不過是微弱雜音，何必計較？然而“倦于學”的意義并不止于這件事本身，還涉及事情的另一面，就是孔門弟子對于“學”，其實是有非同尋常的熱情的，有時甚至是近乎宗教感的激情。部分弟子“倦”的情緒要在這個背景下理解，孔子說“未聞好學”，對弟子有近乎嚴苛的要求，也要在這個背景下理解。“倦于學”和“學”的激情之間的關聯，是理解早期儒生精神氣質的一個入手處。

三

孔門之“學”就是學文，由學文而至于道，落實于日常實踐。這種學是人文主義品質的，卻有一奇異之處，不論孔子本人還是弟子，對于“學”都有一種近乎宗教感的熱忱。對于孔子人們討論很多，這里只說弟子。許多弟子對于“學”表現出非凡的毅力和決心，他們意識到把古典文化內心化，落實于日常實踐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需要一點一滴的努力：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學而》）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張》）

這些都是《論語》中的普通對答，但一可以看出“學”之難，古典規范落實于內心，是要一點一點前進；二可以看出弟子的認真和熱情，這是一種近乎宗教徒的感情，為了點滴的前進，博學篤志，切問近思。這不禁讓人思考，儒學作為一種從貴族古典學轉化而來的人文學，何以會有如此力量，使人對“學”以成德產生這樣的激情？曾子有一段話最能表達這種圣徒般的感情：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泰伯》）

“任重道遠”“死而后已”都成為后世的成語，但對其原初意義人們已經隔膜。后世人說這些成語，大體落在事業上，如諸葛亮《后出師表》說擔當北伐重任要“死而后已”，這樣的用法大家比較熟悉。可是曾子說的卻是成就德性“任重道遠”“死而后已”。真正漫長而艱難的，不是外部的事，而是內在的學。儒學并不是宗教，而是人文的古典學，古老的貴族文化何以引發那樣的內在激情，正是我們現在需要探究的一種“思想史”。大體而言，古代的老貴族是熱衷祭祀和戰斗的，古典德性都圍繞著虔誠與勇武，孔子師生是舊貴族衰亡中出現的新派人物，他們以文化品質（仁）為德性的根本和政治的靈魂，這種新價值觀如何出現，怎樣理解，學界已有不少討論，可是過去較忽略的一點是，孔子師生的新價值在那個舊貴族衰敗的時代，如同清晨的陽光照亮人心，激發起新派年輕人內心的熱情。新價值引發的激情，是后來儒學成長為文化大樹的密碼。不注意這一點，以現代生活的隔膜來研究《論語》中的“學”，就會以為問題只在目標、內涵、方法，“學”的內在動力似乎理所當然。

孔子及門弟子的激情延續到戰國儒生，許倬云先生曾說，看《史記·儒林列傳》，對早期傳承儒學典籍的人會不由產生敬意。他的意思是，在“五經”創生制作的年代，儒家不是官學，傳經者大都生活在民間，沒有官位爵祿，他們治學有一種理想主義精神，令人起敬。然而這一說法也讓我們想到，《史記·儒林列傳》里的人還錄了名，那時在孤寂貧困中堅持學術的儒生，肯定遠多于能留下姓名的人，這些人豈不更配得上后人的敬意？更進一步，早期儒生群體中參與制作典籍的人肯定又是少數，更多人連學術事業也沒有，就是在社會底層和邊緣砥礪德性，堅守儒家意義的“學”。《中庸》第二至十五章闡述“中庸”之德，就說到這種特別的堅守。“中庸”就是日常言行合乎中道，沒有政治事業，也沒有學術事業，可是在這一派儒者看來，庸言庸行的努力卻比一切事功都重要：

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君子遵道而行，半涂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見知而不悔……

許多早期儒家典籍記錄過戰國儒生群體這種不計事功的堅守，默然無聲的“學”，《大戴禮記·曾子立事》：

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難者弗辟，易者弗從，唯義所在，日旦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歿其身，亦可謂守業矣。

君子博學而孱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無求數有名，事無求數有成，身言之，后人揚之，身行之，后人秉之……

與《中庸》所記一樣，看不到有形的事業功業，連編纂典籍的學術事業也沒有，卻有終身堅守、守先待后的激情。《史記·游俠列傳》說孔子弟子季次、原憲及其徒眾，“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茍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這樣在貧困中堅持“學”，傳承幾百年的學派，就是早期儒生群體的一個縮影。讀《史記·儒林列傳》引起的敬意，與學術相關，但更應關注的，是早期儒生在貧寂中的堅守。儒學后來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文化，有種種原因，早期儒生群體近乎圣徒的激情和堅守也許是最重要的。只有學問和道理，沒有踏實的努力和實踐，學問道理怎能成長為引導社會的文化之樹？從《論語》的對話看，這種圣徒般的激情、日復一日的堅韌努力，正是由孔子第一代弟子啟動的。

在這樣的背景下，看樊遲“請學稼”以及若干弟子有時的“倦于學”，就有理解的參照。孔子的弟子群體是認真和熱情的，他們接受孔子解釋的貴族古典學，決心以德性立身，參與政事，改變社會。這個從貴族古典轉換來的“學”激起了傳統貴族走向末路時代一批新派年輕人的激情。然而“學”畢竟是漫長而艱難的，日復一日的努力，沒有事業功業，往往以“學”終身。雖然許多弟子懷抱圣徒一樣的感情，“任重道遠”“死而后已”“遁世不見知而不悔”（《禮記·中庸》），“行無求數有名，事無求數有成”（《大戴禮·曾子立事）》，可是也有部分弟子在這樣不見事功的努力中發生倦怠，不是人之常情嗎？《史記·禮書》記一段子夏的話：“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這段話應該也非子夏原話，是后人編造，但道出了儒生“心戰”的性質。儒學不是宗教，如果不愿努力，并沒有背叛神圣啟示的罪感，只不過是退向日常生活，“出見紛華盛麗而悅”，或如《荀子·大略》所記子貢說的“息事君”“息事親”“息耕”。在長期的“任重道遠”“死而后已”的努力中，有人因“力不足”，或因不見事業功業，或其他原因，希望退回到這樣日常的生活，這就是《論語》所記弟子種種“倦于學”的原因。

至圣先賢半身像冊（樊須）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回到開頭的問題，孔子為何說樊遲“請學稼”是小人。“請學稼”的意思不過是“息于耕”，退到日常生活，并無道德的惡，何以就是小人？把這個問題擴大，冉有“力不足”為何也不行，孔子回答“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畫”，真正力氣不足是累倒在路上，你現在畫地自限。那么，感覺累也不能要求休息嗎？宰予不過白天睡覺，怎么就成“朽木不可雕”？再聯系到戰國儒生編造的孔門對話，子貢“倦于學”，希望“息事君”或“息事親”“息耕”，孔子為何一一否定？這位假托的孔子把“事君”“事親”“耕”一類事務歸為“學”的不同方式，由此否定回到日常生活的意向，這個編造確實反映了《論語》中所見的孔子觀念。那么，孔子是排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嗎？這是一個極易引起誤解的問題。事實上孔子并不貶斥普通人的生活，但是他擔憂弟子“倦于學”。問題就在于，孔子寄希望于愿“學”之人承擔責任，改變社會，“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論語·衛靈公》）。如果有志于“道”的人不能努力于“學”，以“力不足”為理由，或以“請學稼”為托詞，想要退回日常生活，那么“弘道”的努力從根源上就失敗了。

張灝先生曾提出孔子思想有一種“幽暗意識”，后來成為儒學中一個長期延續的傳統。對這個說法學界未曾認真在意，學界比較注意“幽暗意識”與民主政治的關系（這是張灝論文的中心議題），卻很少注意儒學傳統尤其是孔子思想中“幽暗意識”的存在和意義。張灝所說的是一個重要的觀察，我們借以說明孔子為何嚴厲批評樊遲、冉有等弟子，以及似乎不近人情地說顏回死后弟子“未聞好學”。張灝指出，孔子的“幽暗意識”是由西周思想的“憂患意識”轉來，憂患意識是對外部危險的擔憂，幽暗意識則把這種擔憂內轉，認為“內在人格的昏暗”才是政治和社會失敗的根源。幽暗意識不是一般意義地擔憂人性黑暗，而是擔憂德性成長的人性阻力。擔憂人格“昏暗”不是針對民眾日常生活，而是針對愿意“學”的人。《論語》和后來的儒家文獻都不排斥普通人的生活，但是“人能弘道”根本在“學”，有志于“學”的人不能老想退到日常生活。從《論語》的一些對話看，孔子對弟子的要求似乎過于嚴厲，背后其實正有一種“幽暗意識”意義上的擔憂。由孔子弟子開始的早期儒生群體是認真和熱情的，孔子也是寄予厚望的，但他仍然擔憂弟子內心的“昏暗”。樊遲“請學稼”被批評為“小人”，原因不在耕稼，而在樊遲可能“倦于學”。如果有志于古典之道的年輕人輕易“倦于學”，表現為“苗而不秀”“秀而不實”“未成一簣”，則“人能弘道”的理想便無法確立根基。孔子思想以及后來儒學的靈魂，就是以“學”培養君子，承擔社會責任，如果沒有以“學”為本的人，一切倫常綱紀都無用。“樊遲請學稼”的本意究竟為何，沒有直接的文獻答案，只能從關聯性文獻中尋求解答。“倦于學”是最有可能的答案，此一答案關聯孔子弟子的信仰、激情與倦怠，二者之間的“心戰”，使我們瞥見早期儒生的一種精神氣象。

作者：顏世安、李探探，南京大學歷史學院

來源：南京大學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