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1991年，挪威一家檔案館的角落里，高登義的手一直在抖。
這位中國大氣物理學家此時正經歷著人生中最憋屈的時刻。
門外的國際會議室里，西方國家的代表們談笑風生，而在討論北極科考權益的核心圈子里，中國代表被客客氣氣地攔在了外面。
哪怕那時候還是夏天，高登義卻覺的全身發冷。
對方的意思很直白：北極是北極圈國家的私家花園，哪怕是只有幾萬人口的小國都有話語權，但你們中國離這兒十萬八千里，既沒領土也沒歷史，憑什么來分蛋糕？
這種被當成空氣的感覺，像極了百年前巴黎和會上那些無助的外交官。
高登義不甘心啊，他一頭扎進了全是灰塵的故紙堆，像個瘋子一樣翻閱著那些發黃的舊文件，試圖找到一點點中國來過這里的痕跡。
誰也沒想到，這個原本是大海撈針的舉動，竟然真的撈到了一根定海神針。
在一本快要散架的《斯瓦爾巴條約》原件里，高登義赫然看到了“中國”兩個字。
那一刻，劇情發生了驚天逆轉。
一顆在1925年由北洋政府無意間射出的子彈，在空中飛了整整66年，最后精準地擊中了1991年西方列強的眉心。
所謂的國運，有時候就是一張被遺忘在角落里的舊紙片，但在關鍵時刻，它比核彈還管用。
把時間條往回拉，拉到1925年的北京。
你會發現這份如今被當成“頂級護身符”的條約，當年在北洋政府眼里，簡直就是一張想扔又不敢扔的廢紙。
那時候的北京城，亂得跟現在的早高峰似的。
北洋政府這會兒是段祺瑞當家。
說是“執政”，其實段祺瑞心里比誰都苦。
直系和奉系軍閥剛打完架，國庫里干凈得連老鼠都含著眼淚搬家了。
老段這個臨時大管家，每天一睜眼就要面對兩件事：一是找錢發軍餉，二是應付那幫貪得無厭的外國公使。
特別是法國人，段祺瑞一提起來就腦仁疼。
當時正鬧著著名的“金法郎案”。
簡單說，就是法國人耍流氓，非要中國用之前那種值錢的“金法郎”來還庚子賠款，哪怕法郎已經貶值成廢紙了，他們也要按金價算。
這明擺著就是把中國當提款機，想再剮一層油下來。
段祺瑞是個硬骨頭，對這事兒恨得牙癢癢。
連帶著，他對法國公使館送來的一切文件，都有一種生理性的厭惡。
偏偏就在這個節骨眼上，法國人又送來了一份文件——《斯瓦爾巴條約》。
當時的外交總長沈瑞麟拿著文件去找段祺瑞的時候，估計心里也打鼓。
段祺瑞正為錢的事兒焦頭爛額，一聽又是法國人牽頭的，第一反應肯定是：“這幫高盧雞又想干嘛？
這次是想要路權還是礦權？”
沈瑞麟趕緊解釋。
這沈瑞麟也不是一般人，他是清朝遺老轉型的職業外交官，雖然沒啥驚天動地的本事，但有一種舊官僚特有的精明：只要不賠款、不割地，這事兒就能聊。
他攤開地圖——其實那時候很多人連斯瓦爾巴群島在哪都不知道。
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一戰打完后，列強分贓。
北極圈里那個斯瓦爾巴群島發現了煤礦，大家都想要。
為了防止打起來，美國、英國、法國這些大佬坐下來開了個會，搞了個“利益均沾”。
意思是：主權歸挪威，但是只要簽了字的國家，公民都可以自由進出，去那兒挖煤、捕魚、做生意、搞科研，而且不需要簽證，享受國民待遇。
說白了，就是個“北極公共俱樂部”。
那為什么拉上中國簽字呢？
純粹是因為法國人想湊數。
中國一戰雖然沒派兵，但派了華工，名義上混了個“戰勝國”的頭銜。
法國為了顯示這份條約的國際性，順手就把中國也拉進來了。
段祺瑞聽完，估計眼皮都沒抬一下：“北極？
那是人待的地方嗎？
全是冰疙瘩，能種地還是能收稅？”
對于那時候連飯都吃不飽的中國來說，這確實是個笑話。
這就好比你讓一個還在為下頓飯發愁的人，去簽一份“火星基地開發協議”，荒誕且無用。
國內軍閥混戰，老百姓活不下去了，誰有閑心跑北極去抓魚？
段祺瑞本來想拒簽，免得法國人又在里面埋雷。
關鍵時刻，沈瑞麟勸了一句。
他大概是這么說的：“執政，這上面美英日都簽了。
咱們簽個字就是走個過場。
雖然那破島離咱們十萬八千里，但這屬于‘惠而不費’。
不用掏一分錢，還能在國際上露個臉，顯著咱們也是列強俱樂部的一員嘛。”
“不賠錢？”
“不賠。”
“不割地？”
“不割，還是咱們去別人的地盤開發，雖然咱們現在去不了。”
既然是這種不花錢還能裝點門面的事，段祺瑞揮揮手：簽吧簽吧，別煩我就行。
1925年7月1日，沈瑞麟代表中國，在那份看似毫無用處的條約上簽了字。
簽完字，這份文件就被扔進了外交部的檔案庫最底層。
隨后，北洋政府倒臺、北伐、抗戰、解放戰爭…
戰火紛飛的年代里，沒人記得還有這么個條約。
它就在故紙堆里沉睡了整整66年。
歷史有時候就是個冷面笑匠，當年那個被當成“雞肋”的面子工程，最后成了這一百年來最劃算的一筆外交投資。
時間回到1991年。
當高登義把《斯瓦爾巴條約》復印件拍在桌子上的時候，那些原本傲慢的西方代表瞬間啞火了。
白紙黑字，法理確鑿。
條約里寫得清清楚楚，中國是締約國。
這意味著，中國公民去斯瓦爾巴群島，不需要挪威簽證；中國政府有權在那里建立科學考察站。
這不是請求，這是早在1925年就已經確定的權利。
這就好比大家都在排隊買票進公園，中國代表直接從兜里掏出一張至尊VIP年卡：“不好意思，我也許遲到了幾十年，但我有永久入場券。”
西方國家雖然心里不爽，但在國際法面前，也只能捏著鼻子認了。
2004年7月，中國在斯瓦爾巴群島的新奧爾松建立了第一個北極科考站——“黃河站”。
看著五星紅旗插在北極凍土上的那一刻，很多人都在感嘆新中國的強大。
確實，如果沒有現在的破冰船，沒有強大的后勤保障和科研實力，就算有那張紙，我們也去不了。
但我們也不能忘了當年的段祺瑞和沈瑞麟。
雖然他們被稱為“軍閥”和“舊官僚”，雖然那個時代充滿了屈辱，但在那個糟糕透頂的年月里，他們出于一種外交慣性，或者說是一點點不想被世界拋棄的虛榮心，做了一個看起來微不足道的決定。
如果當年因為賭氣沒簽？
如果因為覺得無用而拒簽？
那么今天的中國想要進入北極核心區，不知道要多費多少周折，多付多少代價。
搞不好還得看別人臉色，花高價去買“門票”。
這就是歷史的蝴蝶效應。
1925年，我們有權利，但沒能力，只能看著條約發呆；2004年，我們有了能力，幸好，那份權利還在那里等著我們。
所謂的“贏麻了”，不是天上掉餡餅，而是當機會出現的時候，你手里恰好有抓住它的實力。
而這個機會，竟然是百年前那幫被罵得狗血淋頭的人留下的。
這就像老祖宗給你留了個破碗，你本來嫌臟想扔，結果洗干凈一看，嚯，免死金牌。
如今，那個只有6萬平方公里的冰雪荒島，已經成了中國經略北極的橋頭堡。
那里有我們的雷達，有我們的科學家，有我們仰望星空的眼睛。
至于當年的段祺瑞，他這輩子簽了不少喪權辱國的字，挨了不少罵。
但這一個名字，他簽對了。
2004年7月28日，黃河站落成那天，北極是個極晝，太陽整天懸在頭頂，沒有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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