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河”到“人間”：阿來近期的非虛構書寫

近年來，阿來的寫作呈現出一條從自然山河深入文化根脈的清晰軌跡，其核心理念在于“用腳步寫作”的在場性與“跨文體”寫作的宏闊視野。在《大河源》中，他融合科學考察、人文沉思與詩性語言，不僅描繪自然地理，更著力書寫多民族互動與文化演進，完成了一部“黃河源的百科全書”。而在近期出版的新作《東坡在人間》中，阿來重走蘇軾生命最后一年的北歸之路，結合大量史料，力圖還原一個在入世與超然間掙扎的“人間東坡”，實現了一場跨越千年的精神對話。這兩部作品標志著阿來的非虛構書寫已超越了傳統的紀實或傳記范疇，形成了以身體力行抵達現場、以博學多識融匯古今、以悲憫情懷觀照文明的獨特路徑，為理解中華文明的自然基底與精神譜系提供了新的文學樣本。

悲天、憫人、惜物的文學追求

2025年，阿來出版了長篇非虛構作品《大河源》，在歷史與現實的對話中，阿來開啟了對文明起源以及人類未來走向等諸多命題的深度思考。《大河源》是一部兼具非虛構、散文、游記、筆記、科普等多種文體特性的作品。作者以一個超長鏡頭記錄了自己實地考察黃河源頭的過程，生動展現了黃河源頭地區的自然景觀、人文風物及其所蘊含的華夏民族的精神圖騰。作品是生態之源與人之來路的探究，也是生態保護與人類未來的思考。黃河發源地不僅是一個生態系統的核心區域，亦是文明演進的起始點。《大河源》不僅是一部關于黃河源頭的科普作品和博物書寫，也是一部對人類起源與未來進行深度哲思的作品。尋找黃河的真正源頭，既是科學意義上的，也是哲學意義上的，更是生命意義上的。阿來所做的其實就是一件事，尋找生命的來路與歸途。

2026年，阿來又推出了長篇非虛構作品《東坡在人間》。作品以蘇軾生命最后一年自海南貶謫獲赦北歸的坎坷旅程為主線，重走這條“死亡與歸家之路”，將地理空間的實地勘察、沿途歷史現場的體悟，與對蘇軾晚年詩文的深度解讀熔于一爐。作品超越了簡單的史實復述，著力于在風物變遷中捕捉蘇軾在生命暮年，于絕境中依然迸發的樂觀、堅韌與深邃思考。通過這種“用腳步丈量文學”的獨特方式，阿來不僅勾勒出一幅生動的地理與人文圖景，更讓讀者貼近了一個在政治磨難與日常困頓中，始終保持著生命熱情與創造力的、真實可感的“人間東坡”形象，完成了對這位偉大文豪精神世界的一次深情叩訪與當代詮釋。《人民文學》刊發這部作品時名為《依依還似北歸人》，“依依還似北歸人”取自東坡詩句，既點明時空節點北歸之旅，又暗示精神狀態依依之情。阿來將敘述時間集中在東坡生命的最后一年，卻通過閃回、互文等手法，貫穿其六十余年的人生軌跡，形成了“整體觀之下的及物的局部考察”。這種書寫方式，使作品既具有歷史的具體性，又有精神的完整性。

阿來在寫作中善于細部地精雕細刻，對任何微不足道的事物，他都有寫不盡的文字和抒發不完的情感，有時還有悲戚之感。很多時候他所關注的以及突然之間的神思讓同行的人都有些理解不了，而這，正是一個偉大作家的底色。悲天、憫人、惜物，構成了阿來寫作的核心主題與追求。如果說《大河源》的主題是“惜物”的話，那么《東坡在人間》便是“憫人”了。元符三年六月，蘇軾遇赦自儋州渡海北歸，至一年后在常州辭世，這是其生命的最后旅程。阿來以宏闊的歷史視野與深邃的人文關懷，重走東坡北歸足跡，展開了一場跨越時空的靈魂對話。這不是枯燥單調的對象化表達，而是全情投入的、豐潤的文學與生命的跨時空對話，是一位作家對另一位作家人生與思想軌跡的現場還原。

走出自己的“地理勘探詩學”

阿來被譽為“腳能走到哪筆就能寫到哪”的作家，他的寫作始終與大地緊密相連，筆觸隨腳步延伸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地理勘探詩學”。《大河源》是一部“貼地飛行”的作品，因其選題的特殊性，注定它是一部雙腳丈量土地而孕育出的作品。《東坡在人間》對蘇軾生平完整成就和完整人格做出深度剖析與全面解讀，呈現了一部立意高遠、視角獨特、筆法深邃的傳記作品。而這些，依然離不開腳步的丈量。阿來重走東坡北歸路，從海南儋州到常州終老之地，這一行走不僅是對地理空間的穿越，更是對時間維度的打通。阿來的行走寫作或與“朝圣”這一文化背景有關。“朝圣”不僅是一種宗教行為，更是認識世界、理解自我的方式。阿來將這種文化基因轉化為文學方法，形成了一種“朝圣式寫作”。在《東坡在人間》中，這種朝圣具有雙重維度：一是對東坡精神圣地的朝拜，二是對中華文化根源的追溯。阿來自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作家普遍喜好閱讀外國書籍，他也不能例外，而隨著創作深入，大家逐漸意識到中國傳統文化的獨特價值，這部作品可以看作是他文化尋根之旅的重要站點。

作家李洱敏銳地指出，阿來與蘇東坡之間存在“某種同構性”，在《東坡在人間》中，阿來對東坡的解讀帶有強烈的“處境意識”。他不僅關注東坡的文學成就，更關注這些成就如何在具體困境中生成。阿來的東坡書寫具有鮮明的非虛構特征，但這里的非虛構不是簡單的史實羅列，而是史料、實地考察與文學想象的有機融合。他查閱大量文獻，從正史、筆記到地方志；他實地踏勘，尋找歷史現場的物質痕跡；他更運用小說家的想象力，填補歷史的空白處。例如，作品對桄榔庵的描寫，既有考古遺址的實證觀察，又有歷史情境的合理重建，還有類似“若有，我就可以和主人一起，汲這井中的甘泉，烹一壺好茶”的代入感，這種多層次的敘事，使東坡形象既真實可感，又富有深邃的文學意境。

古典與當代的有效對接

阿來通過東坡日常生活的描寫，建構了一種“在人間”的哲學。這種“在人間”不是簡單的世俗性，而是在承認生命有限性后，對生活本身的熱愛與投入。阿來對蘇軾在儋州“且漉且飲”的生活評論道：“有了這種人生態度，那么，‘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這正是東坡精神對當代人的啟示：在物質豐裕但意義匱乏的時代，如何重建生活的審美維度與精神深度。阿來自述，創作此書是希望“讓東坡精神真正‘活’在當下，走進普通讀者的內心”。這涉及優秀傳統文化現代轉化的核心問題：在全球化、數字化的今天，古典精神資源如何與當代生活對接？《東坡在人間》提供了幾種轉化路徑。

首先是將東坡精神從“士大夫情懷”轉化為“現代主體修養”。阿來強調，東坡在逆境中展現的樂觀、豁達與創造力，以及他憂國愛民的情懷、對待功名利祿的通透態度，都是當下社會亟須的精神養分。這種解讀剝離了東坡的特定歷史身份，突出其作為人類精神典范的普遍價值。其次，阿來通過行走與書寫，建立了一種“時空對話”模式。他不僅是研究者，更是參與者；不僅是敘述者，更是對話者。在文本中，阿來時常插入自己的觀察與思考，如“我的夢沒做成，儋州也還未到”“我愿意與東坡一起，在更廣大更真實的民間。”這種對話姿態打破了歷史與當下的隔閡，使東坡不再是博物館中的標本，而是可以與之交流的精神伴侶。再次，阿來將東坡精神置于中華文化脈絡中理解。他不僅關注東坡個人，還關注他所代表的文人傳統、思想傳統與審美傳統。在分析東坡“和陶詩”、注經著作時，阿來指出：“今天世間傳誦的多是他的詩詞散文，但在東坡自己，這些詩文大多是隨寫隨散。三部傳與說，才是他不朽之事業，才是他主觀中要傳于后世的經典。”這種對東坡自我認知的還原，挑戰了大眾對文人形象的簡化理解，呈現了傳統文化中“立德、立功、立言”的完整人格理想。

阿來的創作實踐表明，文化自信不是簡單的復古懷舊，而是通過創造性轉化，使傳統資源成為現代精神建構的有機組成部分。這種轉化需要深入傳統的內部邏輯，同時直面當代的現實問題。《東坡在人間》正是這樣的嘗試：它既是對東坡一生的深度解讀，也是對我們時代精神狀況的間接回應。東坡的魅力在于他的“在人間”——那種對生活的熱愛、對美的追求、對困境的超越，是人類共同的向往。

近年來，蘇東坡研究已成為一門顯學，從學術專著到大眾讀物，從影視改編到網絡傳播，這位北宋文人的形象被不斷重塑與消費。在這股熱潮中，阿來以其獨特的視角、深邃的思考與文學性的筆觸，呈現出一幅不同尋常的東坡圖景。它不滿足于消費歷史的表象，而是試圖進入歷史的深處；不滿足于重復既有的評價，而是試圖建立個人的理解；不滿足于懷舊的抒情，而是試圖激發當下的思考。文學的使命或許是在時間的長河中打撈那些不滅的精神火光，并通過書寫使其繼續照亮我們的道路。阿來以他的腳步、他的文字、他的思考，完成了一次跨越九百年的對話，也為我們這個時代提供了一份珍貴的精神地圖。在這份地圖上，東坡的北歸之路，或許正是我們尋找歸途的起點。

（作者系《當代文壇》雜志社編審、青年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