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援藏干部叛逃真相，遺言求骨灰歸鄉令人唏噓

1950年代的鄂西，山高林密。周述武的“上岸”路徑，與無數貧農子弟并無二致——土改工作隊的馬燈，照亮了他前三十年的路。褲腳永遠沾著泥點子，嗓門亮，腿腳勤，鄉親們說他是“山里長出的硬竹子”。這份“硬氣”，成了組織選拔援藏干部時最看重的品質。離鄉那天，母親用藍布包了一捧家門口的土，塞進他行囊：“娃，水土不服，就想辦法服。這土，能定你的魂。”

他回頭，層疊的青山像沉默的父老。他心里那股火苗燒得正旺：“干出個樣子，風風光光回來。”

1959年，西藏江孜。高原的風像鈍刀子，但周述武眼里有光。他學藏語，鞋底磨穿用麻繩綁；喝酥油茶，辣出眼淚卻哈哈大笑。深夜給家里寫信，信紙邊角總要畫個歪扭的小屋，旁邊注上“京山”。他對藏族翻譯丹珠說：“等這兒的事順了，我回去給鄉親們講故事，講它三天三夜。”

命運的轉折，往往始于一句“無心之言”。1960年春，工作會上，因連日高反頭腦昏沉，他對某項工作的推進節奏脫口而出：“步子是不是急了點？怕百姓跟不上。”會場瞬間安靜。那句話本身或許無大錯，但在那個崇尚“絕對一致”的年代，任何對“步調”的疑慮，都容易被解讀為另一種聲音。一紙記過處分，如同高原突如其來的冰雹。

緊接著，是那塊改變一切的金表。一位當地上層人士，通過丹珠贈表以示“感謝”。周述武推了三次，對方以“尊重習俗”相勸。他接了，心里那桿秤微微一斜：“一塊表，人情往來而已。”他低估了紀律的剛性，也高估了環境的寬容。當組織三次來電，要求他返回拉薩說明情況時，恐慌如冰水漫過腳踝。丹珠在燭光下的低語成為最后一根稻草：“周書記，風向不對，再不走，可能就沒機會說話了。”

初到印度，他迅速被推上“神壇”。報紙、電臺、集會，他成了某些勢力所需的“活體證據”。聚光燈下，他背誦著被精心編排的“控訴詞”，臺下掌聲雷動。只有他自己知道，每當提及西藏百姓，眼前閃過的卻是送別時塞進他手里的溫熱糌粑。這種割裂感，讓他在深夜旅館的鏡前，不敢直視自己的眼睛。他從一個需要“低頭認錯”的會場，跳進了另一個需要“表演憤怒”的舞臺。本質上，他都失去了為自己真實感受發聲的權利。

熱度退潮的速度比恒河水泛濫更快。三個月后，他的“故事”被榨干，媒體尋找下一個“主角”。丹珠的卷款消失，給了他現實層面沉重一擊。1962年邊境沖突后，他的處境急轉直下，從“有用之人”淪為“麻煩包袱”。資助斷了，他不得不卸下所有光環，赤膊在車棚扛麻袋，凌晨推著板車在菜市場吆喝“熱饅頭咯！”。

語言是墻，膚色是溝。異樣的目光與孩童的石子，是日常。但底層互憐的微光，偶爾也能照亮晦暗。他給孤寡老人多稱半斤面，幫攤販扶起倒塌的貨架。一次暴雨，他淋得透濕幫賣菜阿婆搶收，阿婆塞給他兩個烤紅薯：“好心人，菩薩記得你。”那點滾燙的甜，竟比任何掌聲都更能熨帖一顆漂泊的心。

1973年，與張順嬌的結合，是漂泊生涯里一個踏實的分號。這個腿腳不便的廣東女人，說話直接：“都是苦命人，搭伙過日子，圖個心安。”他們在鐵皮屋里用磚頭壘灶，收養棄嬰，后來盤下小飯館。從黎明到深夜，油煙浸透歲月。有熟客問：“周老板，這么拼圖啥？”他總是一邊擦汗一邊笑：“一歇下來，心里就發慌。”只有他自己明白，那無法停下的勞作，是對內心滔天悔意唯一的麻醉劑。墻上那張越來越黃的鄂西山水照，是他不敢多看，卻又不能沒有的“止疼藥”。

時間走到1980年代中期。政策的風，終于翻越了喜馬拉雅。一位華僑帶來的消息，像一顆石子投入死水：“國內說了，真心悔過的，可以申請回來看看。”周述武端茶的手劇烈顫抖，潑濕了前襟。

回信簡潔得近乎冷酷，卻字字千鈞：“政策已明，可歸。來去自由，安心。”他攥著信紙，轟然跪地，額頭緊貼冰冷地面，嗚咽聲壓抑而破碎。他隨后聯系國內子女，得知原配妻子已在歲月中病逝，孩子們皆已成人。喜悲交織，像一把鈍刀慢慢割著心臟。

身體率先垮了。1985年心臟病發，小飯館撐不下去，藥片不得不掰成兩半吃。1988年2月，那個最后的凌晨，劇痛吞噬一切。他氣若游絲，卻用盡最后力氣，死死攥住妻子張順嬌的手腕，目光鎖死墻上那張山水照，仿佛要用眼睛把那片土地刻進靈魂：“骨灰……一定……送回京山。”張順嬌淚如雨下，回答斬釘截鐵：“我送你回家。”

1988年6月，張順嬌懷抱用紅布嚴密包裹的黑檀木盒，牽著幼子添元，踏上了真正的歸途。入境卡上，“送返親人骨灰”幾個字，她寫得極其緩慢鄭重。一路輾轉，骨灰盒從未離開她的懷抱，那是一種近乎本能的守護。

縣檔案館的卷宗里，關于周述武的最終結論，平靜得像秋日的湖面：“叛逃事實清楚，認罪態度誠懇，骨灰準予安葬。”無褒無貶，只是陳述。在烈士陵園東側一條安靜的小徑邊，多了一塊無字小碑，僅刻生卒年月。它不在顯眼處，卻總有人在清明時節默默尋來。插上三支香，靜靜站一會兒。有白發老者嘆息：“當年，他也是個想干實事的熱血青年啊。”然后沉默地抽完一支煙，磕磕煙灰，轉身離去。沒有激烈的批判，也無浮夸的悲情，只有一種經歷過歲月沉淀的復雜理解。

茶館里，老人們搖著蒲扇：“人啊，一步錯，步步難。但能認錯，能回頭，黃土還是認他的。”這話平淡，卻道盡了鄉土中國最底層的倫理：包容那些走了彎路的靈魂，前提是，他真心實意地想回來。

那塊無字碑，是故事的終點，也是一個關于“歸鄉”終極意義的注腳。真正的歸鄉，從來不是地理坐標的抵達，而是漂泊的靈魂與故土的歷史、記憶、倫理達成最終的和解。當添元在車間里不自覺哼起鄂西的山歌，當清明的線香年年在這塊小碑前裊裊升起，我們便知道——有些路，走錯了，但故鄉，永遠在等你回頭。青山不語，黃土埋骨，這便是最大的慈悲，也是最深刻的銘記。

歸途有光 鄉土倫理 時代與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