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郭沫若“拋棄”的日本妻子：討飯養(yǎng)5個國之棟梁，捐500萬日元

郭沫若

1977年，一位83歲的日本老太太在臨終前，顫抖著寫下了一封給中國丈夫的信：“我不怨你40年了，見個面吧。” 筆尖劃過紙面的震顫，藏著一個壓在她心口整整四十年的名字——這個讓她日思夜想、魂牽夢縈的男人，正是中國文壇泰斗郭沫若。

當這封跨越重洋的信送到郭沫若手中時，這位早已家室圓滿、兒女繞膝的老者，渾濁的老淚瞬間奪眶而出。所有人都好奇，這位日本老太太究竟是誰？她與郭沫若之間，藏著怎樣一段跨越國界、牽扯半生的愛恨糾葛？

郭沫若書法作品

她不是旁人，正是郭沫若年輕時的妻子——佐藤富子（中國名：郭安娜）。這個出身日本顯赫家族的女子，為了愛情背叛宗族、歷經(jīng)牢獄之苦，熬過食不果腹的歲月，卻在暮年選擇了徹底和解。就連周總理都曾對她格外關(guān)照，這背后，是她一生的堅韌與大義。

郭沫若書法作品

1894年，佐藤富子出生于日本東京一個貴族家庭。按照父母的規(guī)劃，她本該嫁給軍官或財閥公子，過著十指不沾陽春水的富貴生活。但天性叛逆的她，不僅堅決退掉了包辦婚姻，還獨自跑到東京圣路加醫(yī)院，當了一名辛苦的護士。命運的邂逅，就發(fā)生在這家醫(yī)院的走廊里。1916年，22歲的佐藤富子遇到了前來就醫(yī)的中國留學(xué)生郭沫若。彼時的郭沫若遠渡重洋，窮困潦倒到叮當響，學(xué)業(yè)受阻、神經(jīng)衰弱，又剛經(jīng)歷好友離世的打擊，一度萌生了自殺的念頭。

郭沫若書法作品

從未見過如此脆弱卻又才情橫溢的男人，佐藤富子一眼沉淪；而郭沫若也被這位清純可人的日本護士深深吸引。他在情書中熾熱表白：“我在醫(yī)院大門口看見你的時候，就好像看見了圣母瑪利亞。你的臉綻放出圣光，你的眼睛會說話，你的小嘴像櫻桃一樣，我無法自拔，我愛上你了。”

郭沫若書法作品

從未經(jīng)歷情愛的佐藤富子，被這份浪漫與執(zhí)著徹底打動。她在回信中堅定寫道：“除你之外，我是不能再愛別人了。我這個肉體、這個靈魂，除了你之外，不允許為任何人所有。”

郭沫若書法作品

這份跨國戀情，遭到了佐藤家族的強烈反對。父親暴怒呵斥：“你要是敢跟這個窮中國人在一起，就當我沒生過你，死在外面也別回來！” 為了愛情，佐藤富子毅然回擊：“你不同意，我就永遠不回這個家！” 她辭去護士工作，放棄了豪門千金的身份，跟著郭沫若私奔到日本岡山，還接受了丈夫為她取的中國名字——郭安娜。

郭沫若書法作品

從此，日本名媛佐藤富子消失了，世間多了一個為家庭操勞的中國媳婦郭安娜。當時郭沫若每月的官費獎學(xué)金只有48日元，要支撐租房、買書、吃飯的全部開支，日子過得捉襟見肘。但郭安娜毫無怨言，反而盡全力支持丈夫的學(xué)業(yè)與創(chuàng)作。

懷孕八個月時，她挺著大肚子跪在地上給人擦地板掙錢；郭沫若發(fā)高燒想吃梨，家里連一個銅板都沒有，她翻出自己出嫁時帶的最后一件絲綢和服，跑到當鋪換了錢買梨。看著丈夫狼吞虎咽地吃著梨肉，她躲在廚房悄悄啃著剩下的梨核，心里卻滿是甘甜——在她看來，能與愛人相守，再苦也是甜的。

然而，這樣的日子并沒有持續(xù)太久。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fā)，中日戰(zhàn)火紛飛。作為知名愛國文人，郭沫若決心回國投身抗日洪流。這是民族大義，無可指責(zé)，但他做出了一個讓郭安娜心碎的決定：不辭而別。

那年7月的深夜，郭沫若看著熟睡的郭安娜和五個年幼的孩子，留下一封信后便悄悄離開。他的歸國，讓他成為了民族英雄；而留在日本的郭安娜，卻瞬間陷入絕境。日本憲兵沖進家中翻查，將她當作“間諜嫌疑犯”抓進監(jiān)獄，逼迫她招供郭沫若的去向。

面對酷刑與威逼，這個看似柔弱的女人始終咬緊牙關(guān)，反復(fù)說道：“我的丈夫只是個讀書人，我是家庭主婦，什么都不知道。” 沒有任何證據(jù)的憲兵，最終只能將遍體鱗傷的她釋放。但出獄后的日子更加艱難，鄰居罵她是“賣國賊的老婆”，沒人敢賣東西給她。為了養(yǎng)活五個孩子，她帶著家人躲到鄉(xiāng)下，挖野菜、撿爛菜葉充饑，卻還笑著對孩子們說：“吃飽了才能長身體，你們的爸爸在做大事，咱們不能拖后腿。”

沒有錢送孩子上學(xué)，她就用樹枝在地上教孩子們寫漢字，一遍遍叮囑：“你們身在日本，但血是中國血，永遠是中國人。” 就這樣，她獨自扛下了所有苦難，把五個孩子拉扯成人。

1948年，抗戰(zhàn)勝利三年后，郭安娜終于打探到郭沫若的消息。她變賣了僅有的家當，帶著五個孩子像難民一樣漂洋過海，輾轉(zhuǎn)抵達香港，只為與丈夫重逢。她幻想過無數(shù)次抱頭痛哭、相顧無言的畫面，可現(xiàn)實卻給了她最沉重的一擊——開門的是一個年輕漂亮的女人（余立群），懷里抱著孩子，身后還躲著幾個探頭探腦的小腦袋。

郭沫若就在屋里，卻始終沒有出來見她。換作旁人，或許早已哭鬧不休，但郭安娜只是平靜地說了一句“打擾了”，便帶著孩子默默離開。她沒有在孩子面前說過郭沫若半句壞話，只輕聲解釋：“爸爸有爸爸的難處，他是為了國家。”

后來，在周總理的特別關(guān)照下，郭安娜得以在大連定居。政府提出給她特殊干部待遇和補貼，卻被她婉拒：“新中國剛成立，國家也不富裕，我有手有腳，能養(yǎng)活自己。” 這個被拋棄的日本女人，在異國他鄉(xiāng)守寡數(shù)十年，卻憑借一己之力，培養(yǎng)出了五個國之棟梁：長子郭和夫，中科院著名化學(xué)家，在油田催化領(lǐng)域的貢獻讓中國少走了許多彎路；次子郭博，知名建筑師，上海多座經(jīng)典建筑都凝聚著他的心血；三子郭富生，中科院研究員；幼子郭志宏，中央音樂學(xué)院鋼琴教授；女兒郭淑瑀，同樣在教育領(lǐng)域頗有建樹。

1977年，83歲的郭安娜自知時日無多，寫下了那封跨越四十年的信。見面只有短短幾十分鐘，郭安娜看著眼前蒼老、眼神躲閃的郭沫若，沒有指責(zé)，沒有怨恨，只是平靜地注視著這個她愛了一輩子、也等了一輩子的男人，仿佛在看一個熟悉的陌生人。

次年，郭沫若逝世。1994年，百歲高齡的郭安娜做出了一個重要決定——申請加入中國國籍。當了一輩子“中國媳婦”的她，終于在法律上成為了真正的中國人。1995年，她將畢生積攢的500萬日元（按當時匯率折算，是一筆巨額積蓄）全部捐給國家，堅持說：“這個錢是留給中國的，我是中國人，就得用在中國。” 官員勸她留給子女，她卻急著反駁：“孩子們都能自食其力，國家需要這筆錢。”

最終，這筆錢被用于在上海瑞金醫(yī)院修建了一間護士訓(xùn)練室——因為60多年前，她的命運正是從一名護士開始的。1995年，101歲的郭安娜在上海安詳離世。她沒有葬回日本，也沒有要求與郭沫若合葬，墓碑上只刻著那個伴隨她半生的名字：郭安娜。碑文中一句“來世櫻花入懷，去做春泥護花”，道盡了她一生的溫柔與豁達。

有人說，她為一段“不值得”的愛情賭上了一輩子；但在更多人看來，她才是真正的贏家。她沒有困在怨恨里，而是把苦難嚼碎了化作養(yǎng)分，培養(yǎng)出棟梁之才，用一生的堅韌挺直了女性的脊梁，贏得了跨越國界的尊重。她的故事，不該被歷史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