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了近20年的“協議之母”終于敲定，但印歐最好都別抱過高期待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陳卓】

1月27日，印度和歐盟在第16屆印歐峰會上簽署了被譽為“史上最大”的自由貿易協定。

《印度-歐洲聯盟自由貿易協定》（India–European Union Free Trade Agreement）覆蓋全球25%的GDP與20億人口，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稱其為“協議之母”（the mother of all deals），印度總理莫迪則視之為“歷史性里程碑”。該協定自然也引發其他西方國家的關注。比如加拿大能源與自然資源部長霍奇森贊揚“印歐自貿協定以規則合作應對單邊壓力”。

從整體表述看，各方都在努力將協定塑造成一次具有超出貿易本身意義的重大突破。

然而，該協定自2007年啟動談判，拖延近二十年，期間屢次中斷停滯。若其果真如此關鍵，為何雙方長期未將其作為必完成之任務？理解這一矛盾，正是評估協定實質分量與后續影響的關鍵所在。

1月27日，印度總理莫迪（中）、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右）和歐洲理事會主席科斯塔（左）在新德里會面。 IC photo

一、一份“慢開放”的協定

根據已披露內容，協定采取分階段推進框架，涵蓋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便利化、可持續發展與監管合作等，但并不追求一次性全面開放。歐盟承諾對96.6%的印度進口商品逐步取消或降低關稅，印度作出對等承諾，但在節奏、清單與例外安排上保留更大彈性。

在貨物貿易中，工業品是核心，汽車與酒類通過配額與分期實施納入減讓，低價車與電動車則未進入相關安排。農產品開放程度較低，乳制品、谷物等敏感領域基本未做讓步。服務貿易與人員流動方面，協定僅以現有市場準入為基礎，新增開放有限，且限制人員規模與停留時間。在投資與可持續發展領域，雙方未引入投資者—國家爭端解決機制（ISDS），環境與勞工條款也缺乏強制執行力。

整體看，該協定體現了高覆蓋、低強度、慢實施的設計思路，名義開放范圍雖廣，卻通過例外清單、分期機制等安排來控制實際沖擊，其真實效果仍取決于后續執行。

二、近20年，為何談而不決？

印歐自貿協定談判周期之長，在主要雙邊貿易協定中頗為罕見。拖延的主因是雙方長期缺乏足夠的政治意愿。

早在2013年左右，談判已進入核心市場準入問題的“著陸區”，雙方在汽車、服務業等關鍵領域甚至存在可妥協的空間。然而，政治層面的阻力隨即凸顯。

印度當時臨近大選，曼莫漢·辛格（Manmohan Singh）政府地位不穩，汽車、服務業等敏感行業的任何開放承諾都可能引發國內反彈。值得注意的是，反對聲音不僅來自本土企業，也包括已借現有自貿安排和本地化生產獲得市場優勢的日韓車企，它們對向歐洲競爭者進一步開放態度消極。與此同時，歐盟方面也因內部人事與議程調整，未能持續推動談判。

印度孟買的一家現代汽車經銷商 圖源：NIKKEI Asia

這一時期，作為反對黨的印度人民黨公開質疑談判，理由包括對汽車、農業等產業的沖擊、政府缺乏透明度，以及在經濟承壓時不宜匆忙開放。這反映出印度國內對深度自貿協定普遍存有警惕。2014年莫迪執政后，印人黨雖未繼續反對，卻也未將協定列為優先事項，談判實際上處于停滯狀態。

2013年至2021年間，該協定在雙方經貿議程中均不占優先位置。雙方更傾向在低政治成本領域合作，回避敏感議題。在沒有外部強力推動的情況下，拖延成為一種理性選擇。

然而，這一拖延邏輯在印度整體貿易戰略轉向的背景下逐漸松動。

2019年印度宣布退出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談判，意味著其大規模多邊開放路徑收縮，對外貿易戰略逐步轉向以締結雙邊協定為核心。在此背景下，與歐盟這一大型經濟體達成制度性貿易協議，其戰略價值顯著上升，被視為穩定外部市場、獲取貿易規則話語權的重要舉措。印歐談判也因此重新被納入政策優先視野。

因此，近二十年未能達成協議，恰恰說明在多數時間里，雙方均認為不值得為此付出高昂政治代價。當前協定的最終簽署，必須置于特定政治與外部環境中理解，而非視作長期利益自然演進的結果。

三、被地緣焦慮加速的談判

既然雙方長期缺乏足夠意愿，核心分歧也并未消解，為何最終能在此時達成協定？

核心原因在于國際環境變化給印歐同時帶來了“被邊緣化”的焦慮。

當前，美國對盟友關系的整體態度發生顯著轉向。對歐洲，特朗普指責其長期在貿易與安全上“占美國便宜”。對印度，其則直接冠以“關稅之王”的標簽并施加50%的關稅壓力。雙方在共同面臨美國單邊施壓的背景下，被動形成了利益交集——雖非天然經濟伙伴，卻因外部秩序收緊而被推向合作。

印歐自貿協定迅速引發美方反應。美國財長斯科特·貝森特隨后公開表示對歐盟與印度達成自貿協定“非常失望”，批評歐洲將貿易利益置于戰略承諾之上。該表態從側面印證，印歐靠近已被置于更廣泛的地緣博弈中審視。因此在當前環境下，完成談判已成為一種具有象征意義和現實防御性的必要選擇。

路透社相關報道截圖

對印度而言，其談判態度的轉變至關重要。此前與英國及歐洲自由貿易聯盟（EFTA）達成協議，降低了印度的心理門檻，使其以更務實的態度重返與歐盟的談判桌。更重要的是，2024年以來印度外貿環境顯著惡化：歐盟取消了其普惠制待遇，美國也對多項印度商品加征高額關稅。印度逐漸認識到，消極等待只會令其在國際市場上更加被動。正如印方官員直言“形勢緊迫，印度擔心雙方談判勢頭減弱，機會之窗會再次關閉”。

歐盟的動機同樣帶有防御性。其同時承受著美國的貿易壓力與中國的產業競爭壓力，對關鍵技術領域過度依賴中國的焦慮日益加深，而跨大西洋關系的波動又動搖了傳統經濟支柱。在此背景下，歐盟急需通過完成一項大型貿易協定來證明其仍具規則塑造能力。與印度達成協議，政治成本相對可控，象征意義卻十分突出，恰符合其當前需要。

因此，談判節奏在近期明顯加快。雙方刻意回避敏感議題的正面交鋒，轉而通過分期降稅、設置配額、拆分章節等方式將矛盾后置。汽車、酒類采取過渡期安排，農產品整體排除，可持續條款弱化為合作倡議，這一切旨在為盡快簽署協議創造政治空間。

此外，兩大外部背景不可忽視：一是歐盟剛結束與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長達二十多年的談判，其內部普遍認為與印度的談判也可以進入壓縮分歧并推動達成協議的階段；二是雙方在面對中國產業競爭時，找到了協同應對的政治敘事，為合作提供了額外合理性。

綜上，印歐此時達成協議，并非分歧已決，而是因為繼續拖延的代價在復雜的國際環境中陡然增大。在保護主義回潮、大國競爭加劇的多重壓力下，雙方都需要一項可對內對外有所交代的成果。這份協定未必是最優解，卻是當前形勢下彼此可接受且不得不接受的現實選擇。

四、政治成果與經濟現實之間的落差

盡管印歐自貿協定被塑造為一項“改變游戲規則”的成果，但回歸貿易結構與執行現實，其經濟成效可能被高估，更多體現為有限改善。

首先，關稅紅利有限且結構不對稱。

歐盟工業品平均關稅僅約3–4%，印度超75%的對歐出口已享低于1%的稅率，關稅削減帶來的出口空間有限。相反，印度對歐盟商品平均關稅仍接近10%，且集中于汽車、零部件等高敏感領域。雖然協定作出讓步，卻以分期、配額等方式延緩開放。這種印度開放高壁壘領域、歐盟開放低壁壘領域的不對稱，可能導致印度自歐盟的進口增長快于其對歐盟的出口升級，甚至在短期內擴大印度對歐盟的貿易逆差。

其次，印度出口擴張面臨的核心障礙并非關稅，而是嚴苛的非關稅壁壘。

印度優勢產業如紡織服裝、海產品等在歐盟市場主要受環保（如歐盟森林砍伐條例）、可持續供應鏈等合規約束。例如，印度僅占歐盟紡織服裝進口的5%，遠低于中國（28%）、孟加拉國（22%）等。即便關稅降低，合規成本與審查難度仍可能抵消關稅紅利。同時，歐盟企業長期不滿印度質量控制令（QCO）等合規成本，此次自貿協定設立的“快速反應機制”（RRM）能否奏效，仍取決于印度監管能否真正改革。

再次，印度國內借協定“倒逼改革”的期望恐難實現。

盡管有觀點認為開放將推動產業升級與監管現代化，但該邏輯依賴強有力的國家執行與產業協同能力。印度面臨行政碎片化、改革落地難、制造業處于中低端且依賴中間品進口的現狀。在此情況下，開放未必自動轉化為競爭力，反而可能因進口增長快于出口升級，導致貿易逆差持續擴大，使協定成為結構性壓力而非發展推力。

2023年6月18日，一名印度商人在銷售印度特色商品。 資料圖：新華社

此外，協定可能帶來顯著的調整成本與外溢效應。

印度勞動力規模龐大、非正規經濟占比高，若產業升級滯后，失業與社會風險可能進一步加劇。對外，協定將沖擊孟加拉國、巴基斯坦等同樣依賴歐盟市場的發展中國家，尤其是目前憑“最不發達國家”待遇享受零關稅的孟加拉國紡織業。這可能引發新的貿易與政治摩擦，削弱印度在“全球南方”的道義話語權。

綜上，印歐自貿協定的政治與戰略意義顯著，但其經濟影響宜理性看待。它更接近對既有貿易關系的有限優化，而非增長引擎。在國內治理、產業能力、外部規則未有根本改變之前，不宜對其經濟轉型作用抱有過高期望。

結語

歸根結底，印歐自貿協定更像是一份在外部壓力下達成的政治安排，而非能自動釋放增長的經濟方案。它并未解決雙方結構性分歧，僅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秩序收緊帶來的焦慮。正如歐洲對外關系委員會（ECFR）所言，印歐關系始終是一段“更多由未兌現的潛力與相互挫敗感所標記的關系”。

當下，雙方并非沒有更具經濟效率的合作方向，卻因政治姿態與價值敘事自我束縛，主動排除更具現實收益的選項。所謂合作，實為放棄更優解后的次優抱團，折射出回避現實的共同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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