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大堤潰于蟻穴，銀行信用，潰于呼倫貝爾？

千里大堤，潰于蟻穴；萬丈高樓，傾于一隅。

人們常說，金融體系的穩固，靠的是制度、信用與法治的三重基石。然而，當呼倫貝爾那張薄如蟬翼的“存單”在法庭上被輕描淡寫地撕碎時，我們才驚覺：原來那看似堅不可摧的銀行信用，竟也經不起一次柜員的伸手、一次系統的失靈、一場判決的偏頗。

2021年7月，張女士手捧75萬元養老錢，慎重地走進呼倫貝爾某銀行柜臺。她遞出的是現金，換回的是蓋著紅章的存單，面對的是穿著制服的“銀行員工”孟某芝。那一刻，她以為自己完成了對晚年最穩妥的托付。可她不知道，這張存單，不過是一張通往深淵的單程票——錢，扭頭就被孟某芝神不知鬼不覺轉走。三年間，11名儲戶以同樣方式中招，220余萬元血汗錢棺材本化為烏有。直到2024年10月，孟某志因詐騙罪被判12年，受害者才如夢初醒。可錢呢？早已揮霍一空。

他們轉身向銀行追索，換來的卻是一句冰冷回應：“這是個人犯罪，與銀行無關。”

2025年10月，牙克石市法院一審判決出爐：銀行無責。

2026年1月5日，此案在呼倫貝爾中級法院二審開庭，判決未下。

荒唐？不，這已非荒唐足以形容。這是對金融倫理的公然褻瀆，是對司法公正的沉重拷問，更是對億萬儲戶信任的系統性背叛。

所以，在二審宣判之前，輿論的呼聲非常重要。我們不能任由這種荒唐的判決在二審呈現。其后果非常非常嚴重。

01 “個人犯罪”切割“機構責任”？你們正在撕毀國家信用的背書知道嗎？

法院一審判決的核心邏輯，是將案件定性為“員工個人犯罪”，從而免除銀行責任。這一邏輯，看似“依法辦事”，實則不僅昏庸弱智，而且掩耳盜鈴。

儲戶去銀行存款，是沖著誰去的？是沖著那個穿制服的人？還是沖著那個印著國徽、掛著招牌、受國家監管的“銀行”去的？答案不言自明。人們把錢交給銀行，是基于對國家金融體系整體信用的信賴。這種信賴，不是建立在某個柜員的道德操守上，而是建立在銀行作為制度性機構的公信力之上。

而孟某志之所以能得手，正因為他披著三重“信用外衣”：

一是職位身份——他是銀行正式員工，坐在柜臺后，穿著工裝，操作著銀行系統；

二是營業場所——犯罪發生在銀行大廳，燈光明亮，監控遍布，客戶毫無防備；

三是操作系統——他使用的是銀行授權的賬戶系統，開具的是銀行真實的存單，資金流向的異常未被系統攔截。

這哪是“個人犯罪”？這明明是制度漏洞為犯罪提供的溫床，是銀行內控失效的直接后果！國家金融監管部門早有明文規定：金融機構對員工行為負有管理責任，對異常交易負有監測義務。崗位制衡形同虛設、權限管理混亂、監控機制失靈——這些不是“偶然”，而是系統性潰敗。

銀行既然享受了柜臺交易帶來的權威與效率，就休想在出事時“切割甩鍋”！把責任推給一個已被定罪的員工，自己金蟬脫殼、毫發無損。這是典型的權利與責任嚴重錯配，是對“機構信用”四個字的徹底背叛！這是無恥！

02 儲戶陷入“自證黑洞”：舉證責任的倒置，是制度對弱者的凌遲

更令人寒心的，是一審判決所確立的舉證邏輯：儲戶必須證明“錢已經存進去了”，而銀行卻無需證明“已盡到管理義務”。

可笑！儲戶手持銀行開具的正規存單，這是最原始、最直接的合同憑證。按常理，存單即代表存款關系成立。可如今，法院卻要求儲戶去證明銀行系統里的操作流水“有問題”——可流水、監控、權限日志，全掌握在銀行手中。當銀行以“數據保存期限已過”為由拒絕提供關鍵證據時，儲戶如何自證？這無異于讓受害者在加害者設定的規則中，完成一場“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這不是司法中立，這是昏庸弱智，這是對強勢方的縱容，對弱勢者的制度性壓迫。

《民法典》明確規定，金融機構對客戶負有安全保障義務和審慎管理責任。在類似案件中，舉證責任本應“倒置”：銀行若想免責，必須證明其已盡到合理審查、系統監控、崗位制衡等全部義務。可一審判決卻反其道而行之，將本應由機構承擔的舉證責任，強行轉嫁給毫無能力獲取證據的儲戶。

這不僅是法律適用的偏差，更是司法價值觀的迷失。當法院選擇站在銀行一邊，它守護的就不再是公平正義，而是“穩定”與“效率”的幻象。可這種“穩定”，是以犧牲公眾信任為代價的虛假穩定。

03 若此風盛行，那還了得？中國金融堤壩將全面失守

呼倫貝爾案，絕非孤例。近年來，“飛單” “內鬼挪用” “柜員詐騙”案件頻發，從南到北，從城商行到國有大行，無一幸免。其背后，是銀行內控機制的普遍松懈，是績效考核壓倒風險控制的畸形文化，是“重規模、輕管理”的系統性頑疾。

而若司法系統一次次以“個人犯罪”為由，免除銀行責任，無異于向所有金融機構傳遞一個危險信號：只要把鍋甩給員工，就能全身而退。如此，誰還愿意投入成本加強內控？誰還會真正敬畏儲戶的信任？

“柜臺風險自負”若成司法先例，銀行內部將淪為法律的“豁免區”：員工可借機構之名行騙，機構可借“個人行為”之名脫責。最終，所有風險由最無辜的儲戶承擔。長此以往，誰還敢把錢存進銀行？金融體系的信用堤壩，將在一次次“蟻穴”中悄然潰決。

這不僅是對11位受害者的不公，更是對整個社會金融生態的慢性謀殺。

04 司法當有溫度，更當有遠見

法律的價值，從不只在于裁斷個案，更在于通過判決確立規則、矯正權力、重塑信任。呼倫貝爾案，正是一場關于“信任”的公共測試：在龐然大物與渺小個體之間，法律是否還能守住實質公正的底線？

我們期待的，不是對銀行的“嚴懲”，而是對責任邊界的清晰界定，是對機構義務的剛性壓實，是對儲戶基本信任的制度性捍衛。

千里大堤，潰于蟻穴；萬丈高樓，傾于一隅。人們常說，金融體系的穩固，靠的是制度、信用與法治的三重基石。

培根說：“一次不公正的審判，其惡果甚至超過十次犯罪。因為犯罪雖是無視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審判則毀壞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

二審判決尚未出爐，但公眾的目光已聚焦于此。我們不求“同態復仇”，只求一個基本常識被尊重：

銀行不是員工的集合體，而是信用的載體；

存單不是一張紙，而是國家金融體系對人民的承諾。

莫讓“存款”變成一場走進銀行的冒險。

莫讓“信任”成為這個時代最昂貴的奢侈品。

莫讓千里大堤，真的潰于呼倫貝爾的一個蟻穴。

銀行信用，不能毀于一次無恥的推諉。

司法公正，不應敗于一次昏庸的退讓。

金融長城，需以責任與良知共筑。

否則，潰的不只是堤壩，更是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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