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壇達成共識，不惜代價狙擊高市，新首相候選人對華態度公開

日本選戰即將拉開大幕，高市距離走人越來越近！當地時間1月29日，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在一場集會中表示，希望日本民眾不要把選票投給高市早苗，原因是她如果繼續擔任日本首相的話，則會對中日關系造成不可逆的傷害。

2026年1月的東京，看起來一切照舊，銀座的電子屏、超市的新價簽、地鐵里低頭刷手機的人群，都顯得很平靜，但在永田町，這種平靜是暴風雨前的死寂，自民黨最新的預測議席數跌到了199席，距離單獨過半的233席，差了整整34席。

這不是技術性回調，而是一次結構性墜落，更諷刺的是，就在三個月前，高市早苗的支持率還高達70%，被視為“強硬、安全、穩定”的代名詞，問題出在哪里？答案并不復雜：她把外交和安全當成了政治動員工具，卻低估了經濟反噬的速度。

2025年11月，高市在國會將臺海局勢直接上升為“日本存亡危機”，這套說法在右翼選民中確實有效，但對普通家庭來說，它解決不了電費、房租和食品價格的問題，政治口號可以點燃情緒，卻不能填滿錢包。

真正擊穿民意的，是2026年1月6日中國商務部的出口管制措施，稀土和關鍵材料的“斷供”，直接擊中了日本高端制造的命門。

豐田的新能源鏈條、三菱重工的核心設備、乃至部分軍工項目，都開始出現原材料不可控的問題，這不是漲價，而是供應不確定性本身帶來的恐慌，企業不敢接單，工廠不敢擴產，整個產業鏈開始自我收縮。

旅游和消費同步塌陷，中國訪日游客同比減少45%，關西機場航班銳減，酒店和免稅店訂單大規模取消。

在物價已經連續多年高企的背景下，百貨零售首次轉負，街頭抗議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是“買不起”，當選民開始覺得“強硬外交=自己生活變難”，高市的支持率就已經進入倒計時，這種經濟壓力，很快會傳導到政治結構本身。

如果說經濟問題削弱的是高市政府的“合法性”，那么政治聯盟的崩塌，則直接抽走了她的“操作能力”，維持了26年的自公聯合政權，在選前突然解體，本身就是一個危險信號，公明黨的退出，并不是一時情緒，而是一次理性止損。

表面理由是自民黨的政治資金丑聞，但真正的核心在于路線沖突，公明黨依賴創價學會基層網絡生存，對戰爭風險、外交激化高度敏感。

高市政府不斷右傾，把安全議題推向極限，相當于要求公明黨為一條自己并不認同的路線背書，對公明黨來說，這意味著選民流失和組織風險，于是“分手”成為唯一選擇。

更關鍵的是，公明黨并不是普通盟友，而是一臺成熟的“選票機器”，在小選區制度下，它能穩定把票送到指定候選人手中，一旦抽離，自民黨在基層的優勢會被迅速放大為劣勢，這也是為什么，哪怕自民黨依然是第一大黨，卻突然失去了勝算。

在野陣營完成了快速重組，立憲民主黨聯合公明黨，打出“中道改革”的旗號，精準切中選民恐懼點：不提高消費稅、不把日本拖入戰爭，野田佳彥刻意回避修憲和地緣博弈，用“生活穩定”和“風險管理”重新包裝自己，這套話術，對疲憊的中間選民極具吸引力。

最新調查顯示，這一聯盟的議席數已逼近172席，它未必能單獨執政，但已經具備改變政權結構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街頭對高市的直接抗議，說明恐懼已經從“擔憂未來”變成“拒絕現在”，當政治進入這種狀態，選舉結果往往不再可控，而這場結構性裂變，正把日本推向下一階段的不確定性。

問題來了：如果高市真的下臺，野田佳彥上位，日本會走向穩定嗎？短期看，氣氛可能會緩和，野田強調中日經貿的重要性，使用“互利共贏”的措辭，也讓部分觀察者產生“關系回暖”的期待，但歷史不會自動清零，尤其是在戰略問題上。

2012年，正是野田佳彥推動了釣魚島國有化，直接導致中日關系長期凍結，這說明他的“溫和”，更多是策略選擇，而非立場轉變，他反對激進修憲，并不等于反對強化軍力，而是認為當前成本過高、時機不成熟，這種思路，與高市的區別在于方式，而不是方向。

在日美同盟和對美依附這個底層邏輯上，野田與高市并無本質差異，日本仍然把戰略安全外包給美國，同時又在經濟上高度依賴中國，這種結構性矛盾，不會因為換一個更圓滑的首相而消失，區別只是，風險是被高聲宣布，還是被低調管理。

所以真正的問題不在于“誰當首相”，而在于日本是否愿意重新思考自身定位，如果繼續在“跟美國走安全、靠中國吃飯”的矛盾模式中搖擺，那么無論是激進派還是溫和派，都只能在同一條死胡同里打轉，高市的失敗是必然的，但野田的成功，也未必意味著轉機。

當所有路標都指向懸崖，司機換人只是延遲撞車時間，真正困難的，不是選舉結果，而是日本是否有勇氣承認：這條路本身，就走錯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