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日關系真正稀缺的不是對話而是共識

作者：蔣豐 來源：日本華僑報

在日本正在進行的眾議院大選中，圍繞中日關系出現了最新一輪輿論波動，日本朝野政黨領袖在電視辯論中的表態，表面看是立場分歧的再一次公開化，實則折射出當下日本外交討論中一個更深層的問題——究竟是把“對話”當作政治姿態，還是當作解決問題的工具。若只是把“保持溝通”當作一種道德正確或外交修辭，那么再多的會談、熱線與互訪，也難以轉化為真正可執行的共識。NHK節目上的爭論，恰好提供了一個觀察樣本。

事件起因，是圍繞首相高市早苗在國會涉臺答辯引發的中日關系緊張。中道陣營的齊藤鐵夫強調維持對話，共產黨委員長田村智子要求撤回相關發言，自民黨代理政調會長田村憲久則以“可能傳遞錯誤信息”為由拒絕。不同聲音此起彼伏，但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是：幾乎所有發言者都沒有否定“對話”本身的重要性，卻對“對話之后要達成什么”語焉不詳。

這正是當前中日關系的問題核心之一。所謂的“對話”，不是外交的終點，而是起點。若把“能坐下來談”當作成果本身，那么對話就會淪為姿態性安排——既可向國內展示“我們很負責任”，又可對外釋放“并未完全關門”的信號，卻回避了更困難的共識建構。時間一長，各方都在“談”，卻各說各話，誤判反而積累。

從現實議題看，無論是安全關切、經貿依存，還是供應鏈調整，都不是一句“保持溝通”能化解。日本國民民主黨黨首玉木雄一郎談稀土依賴，日本維新會黨首吉村洋文談軍費增長，這些都是具體問題，但若沒有進入到技術層面、制度層面的協調機制，對話就只能停留在概念爭論。比如供應鏈“去風險”如何界定邊界？安全關切與經貿往來如何分軌管理？這些才是需要在對話桌上被逐條拆解的“硬共識”。

更為重要的是，中日之間的對話如果缺乏“可落實性”，會反噬其自身信譽。外界會逐漸認為所謂溝通只是拖延或安撫工具，真正決策仍在各自單邊推進。這種“對話—無果—再對話”的循環，最終削弱的是互信基礎。一旦出現突發事件，原有溝通渠道也難以發揮穩定器作用。

因此，日本對中日兩國外交對話的呼喚，不應看是否舉行，而應看是否形成了三類成果：第一，是否明確了分歧清單，而非籠統“存在不同看法”；第二，是否建立了后續處理機制，如工作層磋商、定期評估；第三，是否在某些領域形成了可驗證的共同表述。沒有這些，中日兩國的對話就只是舞臺布景。

在當前復雜國際環境下，強調規則與原則固然重要，但原則若不能轉化為操作框架，同樣會懸浮。真正成熟的外交，不是把“我愿意談”當作善意的全部，而是把“我們能在什么問題上做到一致”作為檢驗標準。姿態可以緩和氣氛，共識才能降低風險；姿態影響輿論周期，共識決定關系走向。

因此，日本與其反復爭論是否應同中國“保持對話”，不如把政治精力投入到對話的內容設計與成果管理上。讓對話從象征性動作，變為問題解決的工程，這才是對地區穩定與國家利益更負責任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