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斯亮詢問母親，怨不怨毛主席？曾志：主席晚年是個老人嘛

1979年深秋，北海公園霧氣輕浮，曾志靠在長椅上曬太陽。女兒陶斯亮蹲在她身邊，壓低聲音問：“媽媽，爸爸走得那樣苦，你真的從不埋怨？”老人沒有立刻作答，指尖在一片落葉上劃來劃去，好半晌才輕聲說：“怨誰呢？時代就是那樣。”

時間往回撥。1932年夏，福建長汀悶熱得像一口蒸鍋。25歲的陶鑄剛把閩西游擊隊整編完畢，轉身就聽說“有個女同志敢獨帶兩個警衛夜襲碉堡”，這位女同志就是曾志。第一次見面他以為對方會是大嗓門、板寸頭，結果站在面前的卻是清瘦女子，一雙眼眸極亮。陶鑄脫口而出：“沒想到。”曾志挑眉，只回了一個字：“哼。”場面有點尷尬，也就此埋下三十多年風雨同舟的緣起。

1933年底，陶鑄轉移到上海。最初他幾乎隔日一信，寫得不長，卻句句帶溫度。到第四封戛然而止，曾志心中隱隱不安。二十多天后，“陶鑄被捕”的傳聞傳進閩西山里，她整夜未眠。翌春，監獄里寄來一張薄如蟬翼的紙條，“刑期漫長，切勿擔憂，代我盡孝老母”。字跡顫抖，旁人看著都發酸，她卻把眼淚含了回去，攢下的20塊大洋趕緊寄了過去。后來陶鑄回憶，那幾瓶魚肝油救了他的肺，也救了他的心。

抗戰全面爆發，曾志主動申請敵后工作。中央曾下過“此次不調女干部”之令，她拍桌子爭辯：“死也要死在前線！”主席聽說后笑道：“讓她去，擋不住。”不久，曾志帶隊潛入粵桂山區，白天化身山村嫂子，夜里寫電報。暗夜槍聲、山路血印，成了她向組織證明清白的最好方式。

1949年北京城禮炮齊鳴，兩人終于結束顛沛。可清凈日子不過十七年，一場席卷全國的風暴再次把命運推向谷底。1966年6月，陶鑄受命兼任中宣部部長，剛挪到東四十條的樓里，窗外“革命小報”鋪天蓋地。緊接著，中央專案組宣告：“陶鑄問題嚴重！”曾志當時躺在北京醫院治甲亢，醫生剛打完碘油針，病號服還未來得及換，就被帶去“隔離學習”。

1967年初，絕望中她寫信給主席：“我正在療病，今后行動如何安排？”主席批示：“曾志留京，檢查陶鑄問題，組織關系找汪東興。”紙短情長，救下一條命。可對陶鑄而言，命運的閘門卻沒關住。1968年8月，天安門廣場百萬批斗，鞭子雨點般落了三個小時。曾志被隔在遠處，只能聽見人群里嘶啞的口號。有人回頭悄悄說：“她還沒哭。”其實淚早流干，只剩木然。

陶鑄被關進小樓，仍每日讀書。墻皮剝落，他就在縫隙里夾報紙做批注。兩年光景，一米九的軀干撐著癌痛硬是沒彎。1969年1月，胃藥和止痛片成了日常口糧。周總理指示動手術，但治療環境依舊嚴苛。9月，癌細胞已轉移，醫生坦言“時日無多”。10月，汪東興突然通知：“病人需疏散合肥。”曾志愣住，知道這是訣別。她幫他整理行李，兩人只握了三秒手，一句“多保重”卡在喉頭，說不出口。11月30日，合肥傳來噩耗，骨灰也未讓家屬見。消息像石塊砸進深井，沒有回聲。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陶鑄冤案撥云見日。曾志恢復工作，卻已滿頭白發。那時有記者問她：“文革中您受了多少苦？”她擺手：“比起那些沒熬過來的同志，好得多了。”再問到主席，她總說：“老人家晚年身體不好，很多事由別人操縱。”不是推諉，也不是奉承，而是一位老黨員對歷史復雜性的冷靜體認。

回到北海長椅，風把銀杏葉吹得沙沙作響。陶斯亮沒死心：“可爸爸受的是現實苦，你怎么能說不怨？”曾志盯著湖面，語氣平平：“主持國家大局和照顧每個人感受，本就兩回事。歷史的賬要放到歷史去算。”女兒怔住，忽然明白母親的固執。那份固執不是軟弱，而是看透后依然選擇的堅守。

夕陽落下，老太太慢慢起身，手心還攥著那片落葉。她把葉子放進女兒掌心，語調淡然：“拿去吧，留個紀念。”湖面起波紋，一圈圈蕩開，很快歸于平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