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魯姆：《尤利西斯》之豐沛，唯有但丁和莎士比亞可以媲美

【編者按】

2026年2月2日，是愛爾蘭作家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1882年2月2日-1941年1月13日）誕辰144周年紀念日。喬伊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非《尤利西斯》莫屬。在《生命的燦爛之書：布魯姆文學之旅》一書中，美國著名文學理論家哈羅德·布魯姆細數值得一讀再讀的50部小說，其中就有《尤利西斯》。本文摘自該書，經出版方授權刊載，現標題為編者所加。

詹姆斯·喬伊斯

二十世紀最有分量的長篇小說，是馬塞爾·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和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前者從1913年至1927年分卷出版，普魯斯特本人于1922年去世，得年五十一歲。后者的創作時間是1917年至1922年，喬伊斯1941年去世，將將不到五十九歲。我想普魯斯特應該是沒有讀過喬伊斯，盡管他們曾在一次巴黎晚宴上見過面，并且就各自的健康問題互倒苦水。喬伊斯讀過《斯萬家那邊》（1913），感覺平平無奇，但還是參加了普魯斯特的葬禮。

我想到可以比肩普魯斯特和《尤利西斯》的，只能是《芬尼根守靈》（1939），喬伊斯殫精竭慮十七年的心血之作。如果非要我在普魯斯特、《尤利西斯》和《守靈》之間挑一部，我會很苦惱。情感上說，《追憶》更讓我內心翻江倒海，但《守靈》太好笑了，只消多讀幾遍就能體會，而《尤利西斯》之豐沛，唯有但丁和莎士比亞可以媲美。讀者或更容易接受普魯斯特和《尤利西斯》，而難以適應《守靈》。我希望在告別之前，可以至少再讀一遍《守靈》，不過我每年都會重讀好幾次普魯斯特和《尤利西斯》。

讀喬伊斯的《尤利西斯》，法門很多。它描繪了1904年6月16日這一天，以三十八歲的利奧波爾德·布魯姆為主角。在世界文學的日歷上，這一天便是著名的“布魯姆日”，也是在這天，諾拉·巴納克爾和詹姆斯·喬伊斯第一次約會。他們一起離開都柏林，去往歐洲大陸，保持著伴侶關系，并育有兩個孩子：喬治和露西亞。喬治嘗試過當一名職業歌手，但明智地愛上了一位遺產頗豐的美國女子，后來就把唱歌當作興趣愛好。露西亞患有精神分裂癥，只能永久地關在精神病院里。諾拉和喬伊斯相當勉強地在1931年正式結婚。

利奧波爾德·布魯姆的父親是匈牙利猶太人——魯道夫·維拉格，后在他與艾倫·希金斯成婚的時候改名為魯道夫·布魯姆，并改信新教。利奧波爾德或波爾迪——我們總會跟著喬伊斯這樣叫他——是被當新教徒養大的，因此未受割禮。波爾迪皈依了羅馬天主教，好娶莫莉·特威迪，即小說里那個驚人的莫莉·布魯姆。魯道夫·布魯姆后來自殺身亡。莫莉和波爾迪育有一女米莉，但是他們的兒子魯迪，只活了11天。

波爾迪的母親和外婆都是基督徒，按照《塔木德》，他不能算猶太人。這個問題有點復雜。雖然他既非虔誠的新教徒，也不是真心信奉天主教，但波爾迪卻自認是個猶太人，都柏林的所有人也都這樣看待他。為何詹姆斯·喬伊斯非要在《尤利西斯》里面加入一味猶太身份？

道理可能就是在于——大多數評論家都同意——喬伊斯自身的經歷，他1904年同諾拉·巴納克爾一起離開愛爾蘭，去往歐洲大陸，從此生活在異國他鄉，直到1941年去世。他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在自愿流亡，遠離都柏林。然而他所有的作品皆以都柏林及其市民為核心。喬伊斯經常把自己設想為新的但丁，但丁被迫離開佛羅倫薩，滿懷苦澀地流亡一生，這成了喬伊斯生活和創作的模版，只有一點不同，那就是他拒絕沉浸于苦澀之情。波爾迪·布魯姆感覺都柏林就是自己的家，但他的市民同胞卻視其為異類，一個“流浪的猶太人”。

而放棄了都柏林，也就放棄了羅馬天主教，喬伊斯本來是受過洗的，但他放棄了那樣的傳統和環境。至于新教，跟他就更沒有什么瓜葛了。他完全談不上有宗教情結，既無此性情，亦無此信念。喬伊斯效仿威廉·布萊克，同時驅逐了神父和國王，但布萊克始終視自己為基督徒，即使他的派別只有一人。波爾迪對于自己祖先的猶太傳統基本一無所知。他是世俗的，一如詹姆斯·喬伊斯和威廉·莎士比亞。在《尤利西斯》的最深一層，波爾迪就是莎士比亞和喬伊斯。這是喬伊斯的設計。他欣賞的作家范圍很廣，包括丹尼爾·笛福、古斯塔夫·福樓拜、威廉·華茲華斯和珀西·比希·雪萊，但喬伊斯最在意的是同但丁和莎士比亞一較高下。他其實有一種荷馬式的英雄壯志；他渴望在但丁和莎士比亞后面添上第三個名字，甚至超越他們。

大概除了彌爾頓和托爾斯泰，我想不出還有哪個作家如此雄心勃勃。歌德、普希金、維克多·雨果、巴爾扎克、曼佐尼、簡·奧斯汀、狄更斯、梅爾維爾、喬治·艾略特、普魯斯特、卡夫卡和葉芝，這些作家都堪稱偉大，卻都審慎地退后一步，不愿太過直接地同但丁或莎士比亞競爭。

要媲美但丁和莎士比亞，你必須再造語言，變更再現世界的模式。我也不敢斷言詹姆斯·喬伊斯完成了自己的計劃，他最后的高度足以比肩但丁和莎士比亞。但如果不是喬伊斯，又能是誰呢？一旦你充分享受了《都柏林人》《一個青年藝術家的肖像》《流亡者》《尤利西斯》甚至《芬尼根守靈》，你就可以開始考慮喬伊斯的文學追求有怎樣一個更為恢宏的背景。

《尤利西斯》1922年首版封面，該書當年由巴黎的莎士比亞書店出版

喬伊斯與但丁的關系，有三篇很好的討論。第一篇是瑪麗·T.雷諾茲（Mary T. Reynolds）的《喬伊斯與但丁：塑造想象》（1981）。瑪麗·雷諾茲和瑪麗·埃爾曼在耶魯的那些年里，我跟她們喝過很多茶，那些都是最快樂的記憶。兩位女士都很風趣、善良、聰明，她們比我年長許多，我很高興能坐在她們的身邊學習。瑪麗·雷諾茲研究喬伊斯與但丁，著力于思考《神曲》中的種種父親形象，以及他們如何在喬伊斯的全套作品中復活。喬伊斯從但丁那里為自己找到了反抗天主教的先例：但丁的思想和人物塑造，都是自成一派的。另一部生動的論文是露西婭·博爾德里尼（Lucia Boldrini）的《喬伊斯、但丁與文學關系的詩學》（2001），此文研究了但丁如何影響了《芬尼根守靈》。更近一些的，則有詹姆斯·羅賓遜的《喬伊斯的但丁》（2016），其中追溯了非正統的但丁是如何滋養了喬伊斯，其路徑乃是一種十九世紀的傳統，從雪萊和拜倫延續到但丁·加百利·羅塞蒂。

英美但丁研究在過去幾代人里傾向于推出一個神學的但丁，這樣的一個詩人更關注阿奎那和奧古斯丁，而不是他自己的文學競爭——其對手是布魯內托·拉蒂尼、圭多·卡瓦爾坎蒂和圭多·圭尼澤利。圭多·圭尼澤利發明了“溫柔的新體”（Dolce Stil Novo），但丁承認那是自己的一個起點。卡瓦爾坎蒂是但丁最好的朋友，對他影響很大；布魯內托·拉蒂尼是但丁的老師，也是《寶藏》（Tesoretto）的作者，這部作品為《神曲》提供了一個范例。

恩斯特·羅伯特·庫爾提烏斯（Ernst Robert Curtius）的著作《歐洲文學與拉丁中世紀》（European Literature and the Latin Middle Ages）于1953年譯成英文，那是我自己閱讀但丁的起點——把但丁看作一個詩人而非神學家。貝雅特麗齊，根據但丁的安排，在天主教的救贖計劃里占據一個崇高的地位。她最終將激勵不僅但丁，還有全體羅馬天主教信徒走上正道。但丁的成就如此偉大，教會很快就樂于接納他。然而，正如庫爾提烏斯堅持的觀點，對于貝雅特麗齊的頌揚，要么是異端邪說，要么是神話。問題是：哪種？庫爾提烏斯回答說，這種贊美顯然與諾斯替教派有關，原初或許不是，但也肯定是一種有心的計劃或構建。

詹姆斯·喬伊斯叛出教會絕不回頭，他顯然看到但丁之異于正統，所以年輕的愛爾蘭作家會將這位拉丁傳統里的巔峰詩人引為同道。

但丁必然也一廂情愿地扭曲了維吉爾在那個傳統中的位置。這位寫下《神曲》的詩人從來沒聽說過盧克萊修，而后者的伊壁鳩魯主義杰作《物性論》，對維吉爾的《埃涅阿斯紀》影響至深。直到1417年，才有一部完整的盧克萊修詩作在德國的一家修道院里被重新發掘出來。這兩部詩作我都喜愛，我每次重讀《埃涅阿斯紀》，都感覺維吉爾面前擺著一本盧克萊修，以便確認他用對了伊壁鳩魯主義的觀點來看待人類的苦難。但丁筆下的維吉爾已經被基督教吸收，孜孜以求神恩。可是在但丁的構想中，歷史上的維吉爾歸入地獄，跟偉大的法利納塔并列一處，后者直挺挺地站在那熊熊燃燒的墳墓中，似乎對地獄甚為不屑。

盧克萊修的影響滲透了后世的作家，從馬洛和莎士比亞，經由雪萊和丁尼生，在《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靈》里達到頂點。波爾迪沒有讀過盧克萊修，但他對痛苦和死亡的態度是伊壁鳩魯式的，而這似乎也與喬伊斯所見略同。任何標簽都無法概括《尤利西斯》和《守靈》。你甚至都不能說《尤利西斯》是荷馬式的，盡管它借了荷馬的腳手架。也許唯一管用的詞，是“完整”。利奧波爾德·布魯姆和奧德修斯一樣，是完整的人。一如都柏林，他屬于喜劇而非悲劇，不過他似乎是那個世界里最飽含人性的個體。

我年紀還很輕的時候，讀到并折服于奧爾德斯·赫胥黎的《悲劇與全部的真相》（1931）。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我不曾重讀此文，但我還記得其中的要點：在《奧德賽》里面，在很多船員死于各種艱難險阻之后，奧德修斯和其他幸存者會哀悼一會兒，轉頭又繼續吃肉喝酒，然后踏實地睡去。在雅典和莎士比亞的悲劇中，日子就不可能再這樣身心健康地過下去了。詹姆斯·喬伊斯在《尤利西斯》中想要給我們一些普通的真理，但那是為不普通的讀者而準備的。他對弗蘭克·勃金（Frank Budgen）說，無論《尤利西斯》和《守靈》的語言變得多么豐富，他想要傳達的意思其實很簡單。這句話有一定的道理，尤其適用于《尤利西斯》，但在《守靈》中，語言之超凡脫俗與情節的簡單平常之間不成比例，可能會永久妨礙更廣大的讀者去接受。

我準備在本章后面的部分再談談《守靈》，希望能對讀者有所幫助。不過在此還是讓我先回到《尤利西斯》。許多喜愛這部小說的人最推崇的章節是《喀耳刻》，那是午夜時分夜城妓院里的一系列幻覺。或者最推崇《珀涅羅珀》，即莫利·布魯姆在凌晨時分的內心獨白。我無意推翻這些判斷，但我最喜歡的是小說開篇的《忒勒馬科斯》：早上8點，在馬泰洛炮樓里，斯蒂芬·德達路斯已經付了租金，而欺人太甚的瑪拉基（“雄鹿”）·莫里根掌握鑰匙，從而剝奪了斯蒂芬的權利。雄鹿莫里根賦予奧立弗·圣·約翰·戈加蒂一種毀譽參半的不朽，他現在還有人記得，全拜喬伊斯照著這位曾經的朋友和酒友，濃墨重彩地畫了一幅肖像。戈加蒂于1957年在紐約去世，享年七十九歲。當年他官司連連敗訴，房子又被愛爾蘭共和軍燒毀，他心灰意冷，舍棄愛爾蘭，去往倫敦，不過后來又去了美國，把家人撇在身后。

遭遇各種失敗之前，戈加蒂在愛爾蘭的職業生涯順風順水，他是文學家、政治家、外科醫生和運動員。他同W.B.葉芝、喬治·摩爾過從甚密，同亞瑟·格里菲斯與邁克爾·柯林斯亦然，后面兩位是愛爾蘭抗英運動里的重要人物。等到愛爾蘭內戰爆發，戈加蒂成了愛爾蘭自由邦參議員，忍看格里菲斯身死、邁克爾·柯林斯遇刺。1922年，《尤利西斯》出版，愛爾蘭共和軍綁架了戈加蒂，準備殺掉他。而憑借機智和頑強，他逃脫了，他躍入利菲河，施展游泳冠軍的身手，順利逃出生天。還有一件很有名的事，他承諾要送利菲河兩只天鵝，而且說到做到。

我只見過戈加蒂一次，大約是1955年，在格林威治村的白馬酒館，彼時我好好欣賞了一下他酒氣四溢的口才和朗誦。我仍然可以從他身上——即使當時他已經七十多歲了——看到那不朽的雄鹿莫里根的風采。他亢奮、粗俗、油腔滑調，但又隱隱令人不安。我讀過他的一些詩，全都平平無奇。我也讀過那部鬧騰搞笑的《漫步薩克維爾街》，那是一部虛構的回憶錄，其中葉芝、喬伊斯與其他愛爾蘭文學和政治名流全都給嘲諷個遍。此書最終使戈加蒂破產，因為辛克萊兄弟之一起訴了他。他們是都柏林的藝術經銷商，是猶太人。此案最終判他敗訴，因為他明顯用一些糟爛到不值得引用的反猶詩歌誹謗了他們。審判里還有一個亮眼的元素：年輕的塞繆爾·貝克特也出庭做證了。他的一個姑媽嫁給了辛克萊兄弟中的一個。戈加蒂的律師稱貝克特為“巴黎來的小鴇子和褻瀆者”。我有幸在巴黎和紐約兩次短暫地見過貝克特，倒不得不為這種描述而發一笑了。貝克特溫和、善良、帶著一種悲情的高貴，他參加過法國抵抗組織，英勇地反抗納粹。

《生命的燦爛之書：布魯姆文學之旅》，【美】哈羅德·布魯姆/著 黃遠帆/譯，商務印書館·雅眾文化，2026年1月版

來源：【美】哈羅德·布魯姆 黃遠帆/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