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襲”才配當校友，“丟人”就開除？母校的“渣”與“榮”

一則看似尋常的社會新聞，卻像一塊投入平靜湖面的石子，激起了層層難以平息的漣漪。

一位重點大學的畢業生，選擇了一份保安的工作，這本是個人擇業自由的尋常體現，卻因其母校的“迅速關注”與“親切慰問”，以及慰問后其被保安公司閃電開除的結局，蒙上了一層撲朔迷離又引人深思的陰影。學子一句無奈的“保安也不好干啊”，道出的不僅是職場維艱，更像是一聲對無形桎梏的微弱嘆息。

與此同時，另一邊廂，憑借一款現象級軟件“死了么”一夜成名的開發者，正被母校熱情地認領為“優秀校友”；那位從職高生逆襲為美國名校博士的周同學，其奮斗歷程被追溯時，母校亦不忘強調“職高才是真正的起點”。

這冰火兩重天的景象，交織成一幅當代社會關于價值認定、身份標簽與人情冷暖的復雜圖景，讓人不禁恍惚：我們究竟是活在范進中舉的古老寓言里，還是置身于一個更為精致的現代敘事之中？

那位當保安的學子，他的遭遇之所以令人唏噓，并非因為職業本身有高低貴賤——勞動本應光榮。問題的核心，在于他那顯赫的“母校”以一種突兀的方式介入了個體的平凡選擇。這所名校所代表的，不僅是一紙文憑，更是一整套社會預期的符號：精英、棟梁、人上人。

當學子的人生軌跡與這套預期產生顯著偏差時，來自符號源頭的“關注”便不再是單純的關懷，而可能成為一種無聲的規訓與壓力。約談內容成謎，但結果昭然：學子失去了那份或許能提供暫時棲身之所的工作。

母校的“名譽”像一道無形光環，此刻卻可能化作沉重的枷鎖，它似乎無法容忍被“平庸”的職業所沾染，哪怕這份“平庸”是學子當下自主或無奈的選擇。在這里，個體的生存實況與母校的符號價值產生了尖銳沖突，而脆弱的個體往往成為被犧牲的一方。這背后，是根深蒂固的“成功”單一敘事：重點大學的畢業生，其人生路徑理應沿著光鮮的軌道滑行，任何“下沉”都被視為異常，需要被糾正或遮掩。

與此形成刺眼對比的，是“死了么”軟件開發者與周同學的境遇。他們的故事之所以被母校欣然接納、大力宣揚，恰恰是因為他們以世人矚目的方式，契合乃至超越了那套“成功”敘事。開發者實現了技術與商業上的爆發，周同學完成了階層跨越式的學歷逆襲，他們都成了“人中龍鳳”的新注腳。

母校的“與有榮焉”，本質上是將學子的杰出成就迅速吸納為自身聲望的增值部分。此刻，母校與學子是利益共同體，學子的光環照亮了母校的牌匾。無論是強調其畢業于某職業技術學院，還是不忘提及職高起點的“不忘初心”，母校都在精明地參與這場“成功學”的敘事構建，試圖從中分得最大的符號紅利。

這固然是人之常情，卻也赤裸裸地揭示了某種功利而現實的邏輯：個體的價值，在關系網絡中時常被重新評估與定義，評估的標準，往往外在于個體本身的生命體驗與內心選擇，而緊密關聯于其所能帶來的反射性榮耀或潛在的風險。

這不正是“范進中舉”故事在當代的變奏嗎？范進未中舉時，在胡屠戶眼中是“尖嘴猴腮”、“爛忠厚沒用”的廢物；一旦中舉，立刻成為“賢婿老爺”，是“天上的文曲星”。變化的絕非范進其人其才于一夕之間，而是他頭頂的“舉人”標簽所撬動的社會資源與身份認同。

我們文化中對于“功名”的執著，已經悄然轉化為對“名校”、“高薪”、“成名”、“逆襲”等現代“功名”的追逐。母校的態度浮沉，不過是這社會大棋局中的一個縮影。它像一面鏡子，映照出“人情似紙張張薄，世事如棋局局新”的古老箴言，在今日依然精準而冷酷。關系的熱絡與冷淡，關注的聚焦與漠視，往往與個體所能提供的“價值”緊密掛鉤。當學子成為“問題”或“麻煩”時，慰問可能成為切割的前奏；當學子成為“金字招牌”時，哪怕起點低微也能被賦予傳奇色彩。

然而，更深層的悲劇或許在于，今天的“范進”們，連“中舉”的路徑都變得日益狹窄和艱難。經濟結構的轉型、社會階層的固化、就業市場的激烈競爭，使得傳統意義上“光宗耀祖”式的成功，對絕大多數普通人而言已成奢望。那位選擇保安工作的學子，可能正是這種現實困境下的一個具象化身。

當奮力躋身的賽道擁擠不堪，退而求其次的平凡崗位，竟也可能因不合“身份”而失守。社會一邊高喊“脫下長衫”，一邊又對“脫下長衫”者投以異樣的目光甚至無形的阻力。這種悖論讓無數青年陷入“如何是好”的茫然。于是，文中那句“祝范進中舉，不如讓范進中獎”的感慨，便帶著強烈的反諷與無奈——在上升通道逼仄的語境下，似乎全靠運氣、毫無門檻的“中獎”，比依靠寒窗苦讀、社會認可的“中舉”，顯得更“可及”也更“公平”。這無疑是一個時代性的黑色幽默。

個體的價值，究竟應該由誰來定義？是那枚隨境遇而冷暖變幻的母?；照拢悄翘鬃分鹗浪壮晒Φ膯我粯顺?，還是個體內心的堅守、對生活的真實體驗與不懈奮斗本身？

母校作為人生重要階段的見證者與培育者，其真正的榮光，或許不應僅僅系于少數登上頂峰的“明星”校友，更應體現在對每一位學子人生選擇的尊重與包容上，體現在無論學子身處廟堂之高還是江湖之遠，都能給予同樣堅定的人文關懷與支持。讓學子成為“人”，而非母校宣傳冊上流光溢彩或需要被遮掩的“符號”。

當社會能夠逐漸學會剝離那些過于功利與勢利的標簽，以更多元、更包容的目光看待每一個認真生活的個體時，或許那位感嘆“保安也不好干”的學子，才能真正獲得一份踏實工作的寧靜，而無需擔憂來自任何方向的、意味深長的“慰問”。

那時，我們評價一個人的尺度，將不再是冰冷的棋局勝負，而是有溫度的生命故事本身。這道路漫長，卻值得整個社會深思與追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