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次落第，一朝中舉！30 歲浙江秀才貢院外大笑，十年苦熬終揚眉

大家把目光鎖向公元1870年。這一年在很多人的歷史課本里可能只是一行枯燥的數字，但在人類文明的進程中，這一年其實是個驚天動地的分水嶺。

就在這一年，我們浙江杭州的貢院門口，上演了一出極具諷刺意味的悲喜劇。主角叫李慈銘，一個紹興會稽的讀書人。

這年秋天，杭州城陰雨連綿，貢院的紅榜前擠滿了人。當李慈銘看到第六十七名寫著自己的名字時，這個平時極其講究體面的文人，當場就在大街上失了態。

他笑得前仰后合，甚至像個瘋子一樣手舞足蹈。周圍的人看熱鬧，覺得這是范進中舉的翻版，可如果當你讀懂了李慈銘身后這二十年的血淚，你大概笑不出來。

我們先看看李慈銘這二十年過的是什么日子。他出身其實不錯，祖上也闊過，但到了他這一代，父親早走，家道中落。

為了撐起門楣，他十九歲那年就花錢買了個監生的資格。大家別覺得這是走后門，在清朝這叫“捐納”，是合法的捷徑，能幫他跳過縣試、府試這些繁瑣的初級考試，直接去考舉人。

他以為自己抄了近道，馬上就能飛黃騰達，結果這一腳踏進去，就是整整二十年的泥潭。從咸豐元年開始考，考一次敗一次，敗一次再考一次。

家里的底子薄，經不起這么折騰。為了湊盤纏，他那位守寡的老母親把當年的陪嫁首飾都送進了當鋪。你想想看，一個大男人，四肢健全，還得靠老母親變賣嫁妝來供養他去博那個虛無縹緲的功名，這心里的滋味，比黃連還苦。

1870年這一次，其實是他給自己設的最后一道坎。他住著杭州城最便宜的客棧，被子又潮又冷。考試那幾天老天爺也不作美，號舍漏風漏雨，他凍得手都不聽使喚，墨汁都要凝固。就在這種絕望的邊緣，他撞上了大運。

這一年中舉，意味著他從一個被人瞧不起的窮酸秀才，一步登天成了“老爺”。按照大清的律例，舉人不用交稅，不用服勞役，見了縣太爺都不用下跪。他那一笑，笑的是這二十年的委屈終于有了出口，笑的是從今往后，他李家在紹興地面上，終于能橫著走了。

可我們如果不看李慈銘，把鏡頭拉高，看看1870年的世界在發生什么，你就會感到一股徹骨的寒意。就在李慈銘為了一個舉人功名欣喜若狂的時候，外面的世界正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裂變。在歐洲，普魯士的鐵血宰相俾斯麥正指揮著軍隊，在色當戰役中把法國皇帝拿破侖三世打成了俘虜。

德國人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克虜伯的大炮，靠的是嚴密的總參謀部制度。一個嶄新的德意志帝國正在這片硝煙中站起來，重新劃分歐洲的地盤。在大洋彼岸，美國人剛剛打完內戰，正開足馬力搞建設，鐵路像血管一樣鋪滿美洲大陸，電氣化的火花已經開始閃爍。

再看我們的鄰居日本。1870年，明治維新已經搞到了第三個年頭。日本人在干什么？他們像饑餓的狼一樣，貪婪地學習西方的技術、制度。他們派出了龐大的使團去歐美考察，甚至連怎么穿西裝、怎么吃西餐都要學。舉國上下就一個念頭：脫亞入歐，變法圖強。他們明白了一個道理：在這個叢林世界里，落后就要挨打，真理只在大炮的射程范圍之內。

你對比一下這個畫面：西方和日本的最強大腦，都在研究化學方程式，在研究怎么造更快的戰艦，怎么搞更高效的工業；而我國當時最頂尖的智力資源，像李慈銘這樣的人，卻把畢生的精力都耗費在八股文的起承轉合里。

這不僅僅是個人的選擇，這是國家體制的導向。清政府雖然也在搞洋務運動，江南制造總局的機器也在轉，但那是治標不治本。骨子里，我們還是覺得老祖宗那一套最牛，科舉才是正途。這種人才結構的錯配，直接鎖死了我們國家的未來。

就在李慈銘中舉的同一年，天津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天津教案”。法國人仗著領事裁判權在我們的土地上橫行霸道，激起民變，結果清政府被洋人的軍艦嚇破了膽，只能賠款、殺人謝罪。這說明什么？說明在這個靠實力說話的年代，你文章寫得再好，八股文做得再精，擋不住人家的洋槍洋炮。

更要命的是，日本人的野心已經藏不住了。就在1870年前后，日本的船只頻繁出現在我國東南沿海，特別是對我國神圣領土中國臺灣省虎視眈眈。他們派間諜偽裝成商人、漁民，在中國臺灣省沿海非法測繪，刺探虛實。

當時的中國臺灣省孤懸海外，海防松弛，清廷對此幾乎毫無知覺。幾年后爆發的“牡丹社事件”，日本人悍然出兵侵犯中國臺灣省，其實早在李慈銘中舉大笑的這一年，就已經埋下了伏筆。

李慈銘后來確實做了官，也留下了那部很有名的《越縵堂日記》，成了后人研究歷史的寶貝。但他個人的成功，掩蓋不了國家整體的失敗。

他那一笑，現在聽起來，更像是一聲凄厲的警報。當一個國家的精英都把智慧浪費在毫無實際價值的內卷上，當那個舊制度還在為選拔出了“人才”而沾沾自喜時，別人已經磨好了刀，架在了我們的脖子上。

歷史不會重復它自己，但歷史的韻腳總是驚人的相似。回顧1870年，我們不該只看到一個讀書人的揚眉吐氣，更要看到那個時代我國錯失機遇的痛楚。這提醒我們，無論什么時候，看世界的眼光不能窄，國家強大的根本，永遠在于能不能把最優秀的人才，用到最能推動文明進步的地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