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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這里是北境翁,今天帶您深入解析一個正在加速成型的地緣政治新圖景:美國傳統盟友密集赴華開展高層對話,與此同時,中國正式提交申請,力爭將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公海生物多樣性協定》總部設在福建廈門。
不到十二個月時間里,五眼聯盟中除美方外的其余四國——新西蘭、澳大利亞、加拿大與英國——其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先后率團訪華,隨行皆配備規模龐大的經貿代表團,現場簽署多項涵蓋能源、農業、新能源汽車及金融服務等關鍵領域的合作協議,整體節奏緊湊、目標清晰、行動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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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由聯合國主導談判、覆蓋全球140余國達成共識、81個國家完成國內批準程序的《公海條約》已于近日正式生效。中國第一時間向聯合國秘書處遞交正式函件,正式推薦廈門市作為該條約全球總部永久駐地。一邊是美西方核心安全伙伴主動靠攏東方市場,一邊是全球海洋治理最高協調機制的歸屬權競逐,兩股趨勢表面平行,實則同頻共振,共同映射出國際權力結構的深層位移。
為何這些長期倚重華盛頓的盟友,不約而同選擇在此時加強與中國戰略對接?廈門憑什么成為承載全球公海治理使命的理想之城?這背后,不只是外交姿態的調整,更是多極世界加速成形的鮮明注腳,亦是新一輪制度性話語權競爭的前沿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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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內部平衡被打破
過去半年多來,國際輿論場中最富張力的外交現象,莫過于美國最緊密盟友圈的集體政策再校準。五眼聯盟本以情報共享與防務協同為根基,但自去年中起,新西蘭、澳大利亞、加拿大、英國四國領導人相繼踏上北京行程,形成近年來罕見的“同步對華接觸潮”。
這場外交節奏的轉變,始于新西蘭總理的率先破冰。其訪華期間,雙方達成農產品檢驗通關提速、乳制品出口配額擴容等多項務實成果,協議總金額突破百億元人民幣,合作范圍延伸至綠色航運、數字貿易便利化等新興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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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新西蘭雖在五眼體系內立場相對獨立,但此次高規格簽約所釋放的信號極為明確:在單邊主義抬頭背景下,穩定、可預期的對華經貿關系已成為其國家發展的重要壓艙石。
隨后,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開啟為期四天的深度訪問,此行標志著中澳關系實現系統性回暖。雙方不僅重啟鐵礦石運輸標準互認機制,還就鋰資源聯合開發、碳中和路徑協同等前沿議題簽署備忘錄,為兩國從資源互補邁向技術共研奠定制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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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2026年第一季度,節奏進一步提速。1月中旬,加拿大總理卡尼攜清潔能源技術團隊抵京,圍繞電動汽車電池材料供應鏈本地化、楓糖漿輸華檢疫流程優化等具體堵點展開磋商,最終達成階段性共識,明確將在未來18個月內分三步取消部分農產品進口關稅壁壘。
緊隨其后,英國首相斯塔默率53人高級別商業使團訪華,這是自2018年以來英方最高層級對華訪問。代表團囊括匯豐銀行、勞斯萊斯、阿斯利康、捷豹路虎等龍頭企業代表,聚焦綠色金融標準互認、生物醫藥臨床數據跨境流動、智能網聯汽車準入互認三大突破口,意在打通制度型開放的關鍵關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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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斯塔默此行并非僅著眼于短期訂單,而是力圖將中英合作從商品交換升級為規則共建,搶占全球產業變革中的制度先機。
四國高頻次、高規格、高契合度的訪華安排,絕非孤立事件。細察其合作清單,無一例外錨定本國經濟命脈:新西蘭緊盯亞太農產品價值鏈主導權,澳大利亞鎖定關鍵礦產全球定價影響力,加拿大謀求清潔能源裝備出口新增長極,英國則志在鞏固其全球金融中心與高端制造樞紐地位。而中國,正以超大規模市場、完整工業體系與持續擴大的制度型開放,成為這些戰略訴求最堅實、最可持續的承接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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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為關鍵的是,這一輪密集互動的時間窗口,高度重合于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宮后的政策轉向期。其執政邏輯的劇烈變化,成為撬動盟友行為模式的根本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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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海條約生效
當西方陣營內部出現明顯政策松動之際,全球治理體系迎來一項歷史性突破——《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生物多樣性的養護和可持續利用協定》(簡稱《公海條約》)正式生效。
這是聯合國歷史上首個針對全球公海全域、具備全面法律約束力的生物多樣性治理框架,標志著人類對占地球表面積近三分之二的公海空間,首次建立起系統性保護與利用的法治軌道。而總部選址,早已超越地理坐標意義,演變為一場關乎治理主導權、規則解釋權與國際道義制高點的綜合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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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約總部所在地,實質上是全球海洋治理的“神經中樞”。它不僅決定日常協調效率、技術支撐響應速度,更將深刻影響未來十年公海保護區劃定標準、深海基因資源惠益分享機制、環境影響評估執行尺度等核心規則的演進方向。正因如此,在條約生效前24小時,中國即向聯合國提交正式照會,鄭重推薦廈門市作為永久總部候選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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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推薦,根植于中國多年深耕海洋治理的扎實積累,也源于廈門自身不可替代的綜合稟賦,并非臨時動議,而是水到渠成的戰略選擇。
廈門是我國首批經濟特區之一,擁有東南沿海最高等級的集裝箱樞紐港與通達全球主要港口的航線網絡,其空港、高鐵、海底光纜等基礎設施水平,完全滿足國際組織高頻次跨國會議、多語種實時協作、海量數據安全傳輸等硬性要求,為總部高效運轉提供物理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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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為突出的是,廈門集聚了全國領先的海洋科研集群,包括自然資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奮斗者號”萬米載人深潛器母港、國家深海基地南方中心等國家級平臺。這些設施不僅能為條約履約提供實時監測、樣本分析、模型推演等全鏈條技術支持,更可牽頭組織跨國聯合科考,推動公海生態系統基線調查等基礎性工作落地。
此外,廈門作為我國對外開放先行區,已與127個國家和地區建立經貿往來,連續十年入選“中國國際化營商環境標桿城市”,具備成熟的涉外法律服務、多語種政務保障、國際人才社區等軟性支撐體系,能夠為來自不同法域、不同文化背景的條約工作人員提供高度適配的工作生活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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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倒逼盟友另尋出路
美盟友主動深化對華合作、中國積極爭取全球治理機構落址,這兩條主線交匯的核心變量,正是特朗普政府重返后推行的極致單邊主義路線。
其“美國優先”理念已徹底告別外交修辭階段,全面轉化為可量化的政策工具:退出氣候協定、叫停世衛組織經費、暫停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費繳納、單方面加征鋼鋁關稅、頻繁援引“232條款”對盟友產品發起調查……每一項操作,都在系統性削弱跨大西洋伙伴關系的制度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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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政策取向,直接動搖了同盟體系的信任根基。當安全承諾日益模糊、經濟讓利不斷加碼、規則制定權持續收窄,盟友不得不重新計算依附成本與戰略風險比。
特朗普政府的“利益最大化”策略,已具象為一套精準施壓機制。其上臺伊始,即向歐盟發出威脅:若未就數字服務稅達成妥協,將對法國紅酒、德國汽車征收最高達100%的報復性關稅;同期啟動對加拿大軟木、鋁制品的“雙反”復審,導致蒙特利爾木材出口商庫存積壓率達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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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象征意義的是,在聯合國維和預算缺口擴大、全球疫苗分配機制瀕臨失靈的緊急關頭,美方仍堅持凍結應繳會費,迫使多個依賴聯合國資金的中小國家項目停滯。此舉被多國媒體稱為“對多邊主義根基的釜底抽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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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外交徹底淪為交易籌碼,當盟友被視作待價而沽的談判對象,“可靠伙伴”的敘事便難以為繼。各國決策層清醒意識到:在不確定性陡增的時代,過度捆綁單一超級大國,已不再是低風險選項,而是高懸的系統性隱患。
于是,一種新型外交范式正在生成——既維持必要防務協調以規避直接沖突,又通過擴大對華經貿合作夯實財政底盤;既參與美方主導的聯合軍演以示姿態,又同步推進與中方的海上搜救、航道保障等務實協作。這種“雙軌并行”的彈性策略,正成為越來越多中等強國的理性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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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四國領導人密集訪華、廈門角逐公海條約總部,表面是兩起獨立外交事件,內里卻共同勾勒出一幅清晰的全球秩序演化草圖。
特朗普政府以“退群毀約、極限施壓、規則武器化”為特征的對外方針,客觀上加速了西方陣營的離心進程,為中國與傳統盟友拓展合作縱深騰挪出寶貴空間;而中國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以制度型開放回應全球發展關切,以務實合作破解增長瓶頸,正贏得越來越多國家基于自身利益的主動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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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大國博弈將愈發聚焦于規則制定權、技術標準主導權、金融基礎設施控制權等“高階賽道”;同盟體系將呈現更多功能性裂變與重組;全球治理機構的選址之爭,也將成為衡量一國綜合影響力的重要標尺。
可以確信的是,崇尚對話而非對抗、主張包容而非排他、追求共贏而非零和,將成為新時代國際關系的主流價值取向。而中國,將持續以建設性姿態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與世界各國攜手,推動構建更加均衡、更具韌性、更可持續的國際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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