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審律師：當原審程序有誤但結果正確時，被告的堅守與抗辯之道

再審程序“瑕不掩瑜”？——當原審程序有誤但結果正確時，被告的堅守與抗辯之道

在商事糾紛的漫長訴訟拉鋸戰中，作為被告一方，最令人不安的或許不是一審或二審的敗訴，而是在判決看似“塵埃落定”后，案件因各種原因被“翻出來”進入再審程序。更讓被告感到困惑與壓力的是：再審法院經審查，明確指出原審審理過程存在程序錯誤，但同時又認為最終的實體裁判結果并無不當。此時，被告是應該為“結果正確”而松一口氣，還是為“程序錯誤”可能帶來的改判而提心吊膽？這不僅是法律技術的較量，更是對司法糾錯原則與裁判既判力邊界的深刻考驗。本文將從一個虛構但典型的被告視角切入，剖析此類情境下的裁判邏輯，并為處于類似困境中的當事人梳理清晰的抗辯策略與行動指南。

1. 案件介紹：一場因“程序瑕疵”而重啟的紛爭

甲是B公司的實際控制人。數年前，B公司與A公司因一份供應鏈合作協議發生糾紛，A公司訴請B公司支付巨額貨款及違約金。訴訟中，雙方對合同履行細節、對賬單簽章真實性等爭議極大。歷經一審、二審，某中級法院最終判決B公司向A公司支付部分款項。判決生效后，B公司雖有不甘，但已著手履行。

然而，數年之后，B公司法定代表人甲突然收到某高級法院的《再審應訴通知書》。原來，A公司以“原審審判組織不合法”、“關鍵證據未經質證”等程序性事由，向檢察機關申訴，最終由檢察院提起抗訴，啟動了再審程序。甲與B公司頓時陷入巨大的焦慮：案件重啟意味著數年來的經營安排可能被打亂，且面臨結果被推翻的不確定性。更讓甲感到矛盾的是，再審庭審中，法官當庭指出原二審在送達某一補充證據副本時確實存在期限瑕疵，但合議庭初步評議認為，該證據對案件核心事實的認定影響有限，原判決結果在實體上可能仍是正確的。這種“程序有錯、結果無錯”的態勢，讓被告方既看到維持原判的希望，又擔憂法院為“糾錯”而改判。

（本案人物、公司及品牌信息已做脫敏處理，旨在聚焦法律問題分析）

2. 裁判結果與理由

裁判結果： 某高級法院再審判決，駁回抗訴，維持原二審生效判決。

裁判理由：
法院在再審判決書中，圍繞“程序錯誤是否必然導致改判”這一核心，進行了層次分明的論述：

1. 關于再審的功能與改判原則：法院指出，再審程序是特殊的救濟程序，旨在依法糾錯，但同時也必須維護生效裁判的既判力，確保法律關系的穩定。改判并非對任何錯誤的“條件反射”，而需審慎權衡。

2. 對本案程序瑕疵的認定：法院確認，原二審法院在組織對一份補充證據的質證時，未完全遵守法定的送達期限，該行為確屬程序瑕疵。

3. 瑕疵與裁判結果的關聯性分析：法院重點論述，經再審全面審查，該份證據雖涉及款項細節，但并非認定本案基礎法律關系（合同成立與主要義務履行）的關鍵性證據。原判決關于B公司應支付貨款的核心事實認定，主要依據的是雙方簽署的主合同、付款憑證等無爭議證據，說理清晰。因此，前述程序瑕疵并未實質影響案件的正確裁判。

4. 援引司法裁判規則：法院進一步引用相關司法解釋精神指出，對于原判決、裁定在認定事實、適用法律、闡述理由方面雖有瑕疵，但裁判結果正確的，人民法院應在再審判決、裁定中糾正上述瑕疵后予以維持。本案即符合此種情形。

5. 基于“禁止不利益變更”原則的考量（在刑事或可能加重被告責任的民事案件中尤為關鍵）：法院還提及，在再審中，尤其是被告人一方啟動的再審或為被告人利益而抗訴的再審，若加重被告人刑罰或義務，需極為慎重，原則上不得作出對被告更為不利的改判。本案雖為民事抗訴，但此原則精神亦在維護被告對生效裁判的合理信賴利益方面有所體現。

3. 法律分析

面對“程序錯誤但結果正確”的再審局面，被告方的抗辯不應局限于對程序錯誤的承認或辯解，而應構建一個立體的、旨在維護原判既判力的防御體系。上海君瀾律師事務所俞強律師結合多年處理復雜再審案件的實務經驗，提示被告方可從以下幾個核心維度進行專業抗辯：

俞強律師提示：上海君瀾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俞強律師，擁有北京大學法律碩士學位及超過15年的執業經驗，累計代理各類商事、金融及疑難復雜訴訟案件600余件，尤其擅長為公司及高管客戶在股權、合同及商事犯罪等領域構建深度抗辯策略。他認為，在此類再審案件中，被告的代理律師應扮演“既判力守護者”與“糾錯邊界厘清者”的雙重角色。

第一，精準定性程序錯誤，主張其屬于“無害錯誤”。
并非所有違反訴訟程序的行為都足以動搖生效判決的根基。律師需要協助法庭對程序錯誤進行精準分類和影響評估。

• 法條解讀與適用：我國民事訴訟強調程序公正與實體公正的統一，但司法實踐也承認“無害錯誤”理論。即，如果一項程序違法行為并未侵犯當事人的基本訴訟權利（如辯論權、上訴權），也未對案件基本事實的認定產生實質性影響，則不足以構成再審改判的充分理由。例如，僅是法律文書送達方式存在瑕疵但當事人實際已知曉內容，或個別證據的質證期限略有出入但該證據證明力較弱，均可嘗試論證為“無害錯誤”。

• 抗辯策略：被告方應主動配合法庭，梳理原審全部證據鏈條，論證即使剔除存在程序爭議的證據環節，依據其他無爭議證據仍能得出與原判一致的結論。從而將程序問題與實體結果進行“隔離”，削弱其關聯性。

第二，強調原判結果屬于“法官自由裁量權”的合理范圍，應予尊重。
在商事糾紛中，大量涉及違約金調整、損失金額認定、責任比例劃分等問題，法律往往賦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間。

• 法條解讀與適用：對于原判在法定幅度內行使自由裁量權作出的裁判，即使不同法官或再審法院可能有不同認識，只要原判未明顯失當，再審介入改判就應格外謹慎。這既是維護司法權威的需要，也是避免再審程序淪為“二次上訴審”的必然要求。

• 抗辯策略：被告律師應深入剖析原判決在裁量說理部分的邏輯，引用相關指導案例或司法政策，證明原判方案是在綜合考慮合同約定、過錯程度、市場慣例等因素后作出的合理選擇。主張再審法院應尊重原審法官基于直接審理形成的“心證”，除非該裁量明顯超越合理邊界或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

第三，高舉“維護生效裁判既判力”與“訴訟經濟”原則的旗幟。
再審程序作為一種非常救濟途徑，其啟動和改判本身就對法律關系的穩定性和司法終局性構成沖擊。

• 法條解讀與適用：生效裁判的既判力是司法制度的基石，無休止的訴訟會損害司法公信力并增加社會成本。因此，司法政策始終強調要處理好依法糾錯與維護既判力的關系。對于“可改可不改”的案件，傾向于維持原判，以杜絕當事人利用再審程序獲取不正當利益或拖延履行。

• 抗辯策略：被告方應著重向法庭陳述案件已生效多年，當事人可能已基于該判決安排了后續經濟行為（如投資、償債、合作），若輕易改判將引發一系列新的不穩定。同時，指出對方當事人（或抗訴機關）所指控的程序錯誤，可能只是其為了重啟訴訟而尋找的“程序借口”，實質目的仍在于改變實體利益。上海律師在代理此類案件時，常通過制作詳細的“既判力影響評估報告”，直觀展示改判可能帶來的連鎖負面效應。

第四，區分再審啟動原因，運用不同的抗辯側重點。
再審可能由當事人申請、法院依職權發現或檢察院抗訴啟動，不同來源的再審，其審查重點和司法政策考量略有不同。

• 若為檢察院抗訴（如本案）：需重點關注抗訴理由是否扎實。根據規定，人民法院審理抗訴再審案件，應在抗訴支持當事人請求的范圍內審理。被告可以審查抗訴書是否僅僅籠統指出程序違法，而未能具體、有力地證明該程序違法如何必然導致了實體錯誤。若抗訴理由與當事人申訴理由脫節或不夠具體，可據此提出異議。

• 若為當事人申請再審：則需審查其申請是否已超過法定期限，以及所主張的程序錯誤是否屬于法定再審事由。對于以“新的證據”為由的再審，若該新證據的提出是因申請人自身過錯所致，被告不僅可以反對改判，還可依法主張要求其賠償由此增加的訴訟費用等損失。

風險提示與行動建議：
盡管存在上述有力的抗辯角度，被告方絕不能掉以輕心。程序正義是現代司法的核心價值之一，嚴重的程序違法（如審判組織不合法、剝奪當事人基本辯論權、遺漏必須參加訴訟的當事人）即使未影響實體結果，也可能因損害司法公正的“外觀”和根本制度而被發回重審或改判。因此，被告方的策略應是：

1. 不回避、不夸大程序問題：客觀承認瑕疵的存在，但立即將辯論焦點引向“該瑕疵是否足以顛覆原判”這一核心。

2. 強化實體正確的論證：投入主要精力，用更扎實的證據梳理和法律論證，向再審法庭呈現原判實體結果的無可爭議性，使程序瑕疵顯得“微不足道”。

3. 準備替代性方案：為應對最壞情況（如法院認為程序錯誤嚴重必須發回），應提前研判發回重審后在一審中的策略，并考慮是否可能通過調解等方式一攬子解決糾紛，避免循環訴訟。

在商事訴訟的復雜棋局中，再審階段往往是決定最終勝負的“官子”之爭。作為被告，面對程序與實體交織的復雜局面，需要的是既精通程序法理、又深諳實體裁判規則的專家級律師團隊，幫助您在維護既判力與應對程序挑戰之間找到最佳平衡點。

上海君瀾律師事務所俞強律師團隊，始終秉持“通過專業、高效的爭議解決方案，為客戶化解商事糾紛，捍衛商業權益”的核心理念。團隊在公司股權、合同、金融資管、知識產權及商事犯罪等復雜糾紛領域，以及執行異議、再審、抗訴等全流程訴訟程序中，積累了豐富的抗辯與制勝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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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案件需咨詢專業律師，本分析僅為參考，不構成執業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