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年，陳郁被調離中央任廣東省委書記，周總理：他們指名要你去

本文陳述內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贅述文章結尾

1958年夏天，北京的天熱得厲害。

陳郁坐在中南海的一間屋子里，汗水順著鬢角滑下來。

他剛從煤炭部的會議室出來，手里還拿著一份關于井下采煤技術改進的文件。

可眼前這場見面，和他手頭的工作，毫無關系。

“廣東同志指名要你。”這句話是周恩來說的。

很平靜，但分量很重。

陳郁一時沒說話。

他不是不知道這意味著什么。

廣東情況復雜，經濟底子薄，地緣敏感，干部隊伍也不太穩定。

去廣東，等于從中央正部級位置下放地方，而且是挑最難的攤子接。

周恩來看出他的猶豫，聲音放緩了一些：“我舍不得你走。

但毛主席也批準了。

你在那邊有群眾基礎，而且，他們真的是點了你的名。”

陳郁點點頭，站起來，緊緊握住了總理的手。

那一刻他沒說太多，只說了一句：“我聽組織安排。”

說起來，這已經不是他第一次“被調離”了。

1931年，他還是中央政治局委員。

當時在黨內會上寫過一份《申明書》，對當時中央的左傾路線提出質疑。

結果很快就被安排去了蘇聯，名義上是學習，實際是邊緣化。

到了蘇聯沒幾年，他因為“嚴重警告”被送去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廠勞動。

整整六年，工廠、宿舍、食堂三點一線，手上的老繭一層壓一層。

可他沒抱怨。

反而在那個寒冷的地方，成了大家口中的“彼得同志”——一個干活頂用、技術好、從不多話的“紅色工人”。

那時候很多人都以為他回不來了。

1939年冬天，任弼時在莫斯科偶然翻到一份信，是陳郁寫的第十二封，前十一封都石沉大海。

這封信里，他沒埋怨一句，只是請求恢復組織關系，想回國參加抗戰。

信被送到周恩來手里，很快就有了回應。

第二年2月，陳郁回到了延安。

那會兒的他，頭發花白了不少，比實際年齡老很多，但干起事來，照樣一口氣能走幾十里山路。

抗戰結束后，他被派到東北。

一窮二白的地方，布匹都得靠手工紡，人吃飯要憑糧票。

他照樣干，一邊修煤礦一邊建學校，白天下井，晚上開會，工人們說他“是個真懂行的”。

1950年，他成了新中國第一任燃料工業部部長。

全國煤炭年產量1400萬噸，石油基本是空白，電力更不用說。

他自己住在簡易樓里，辦公室常年開著地圖和礦產分布圖。

有人笑他“像個地質隊長”，他只說了一句：“國家需要這個。”

北京礦業學院就是在這時候建起來的。

他擔任第一任院長，連實驗室的風機都是他親自聯系工廠做的。

有人提議削減教育經費，他當場拍桌子：“你們這是殺雞取卵！”

所以，當1958年他被調去廣東，很多人都覺得“太可惜了”。

可他沒這么看。

他知道，那是另一個戰場。

到了廣東，他沒急著開大會，而是一個縣一個縣跑。

他去潮汕，去湛江，去珠三角的魚米之鄉，鞋子總是沾著泥。

別人說他是“省長”，他卻常說：“我不是來坐辦公室的。”

他提議創辦出口商品交易會，把廣州做成對外窗口。

那時候中國剛剛起步，外貿幾乎是零。

他說：“不能總想著別人來找我們，要學會自己走出去。”

1963年，香港鬧干旱，水源告急。

全港幾乎癱瘓，幾十萬人一天連一壺水都燒不上。

香港方面幾次通過不同渠道向廣東求助，信一封接一封地送到省委。

陳郁沒猶豫。

他親自上報中央，提出修建東江—深圳供水工程。

預算3600萬，動員1萬多工人。

他親自去現場，穿著解放鞋，腳上泥巴結成塊，手里還拿著圖紙。

有人勸他：“您這年紀，就別跑了。”他笑笑沒吭聲，第二天又出現在工地上。

不到一年，水就送到了香港。

那年他72歲，身體已經很差了。

可誰也沒想到，1974年3月他病重去世，前一個月還在珠江口調研。

他是真拼到最后一刻。

很多年后，廣東一位老干部提起他，說：“陳郁那時候在，大家干活都安心。”

還有人說，從1974年以后，再也沒人敢隨便把水龍頭的水倒掉。

參考資料：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
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廣東改革開放三十年大事記》，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
任弼時紀念館編，《任弼時年譜》，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
中國礦業大學校史編委會編，《中國礦業大學校史》，中國礦業大學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