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中將溫玉成回憶謝富治：這人心術很深，當年把我擺了一道

1968年3月初，北京西長安街的寒風剛過午門，行人裹著軍大衣匆匆而行。那天，北京衛戍區一間會議室的燈亮得格外刺眼，政委謝富治坐在最前排，側頭與副總參謀長溫玉成低聲交換意見。會后，溫玉成收到一張紙條，寥寥兩行字：“檢討先起，你我共署。”這短短十個字，成為此后多年里他最難忘的記憶。

那時的北京軍區正承擔著特殊的首都警衛任務，“樣板團”被視為政治風向標，一舉一動都可能牽動上層關注。主抓文藝的領導對部隊訓練很挑剔，一句批評落到溫玉成頭上。謝富治看似替他分憂，悄悄遞上寫檢討的建議，語氣平和得像在商量晚飯吃什么。溫玉成信了，連夜執筆，凌晨送去。第二天，檢討直上中南海，署名卻只有“溫玉成”三個字。此后風向突變，責任如山壓向溫玉成，謝富治卻風平浪靜，仿佛從未承諾過什么。

要讀懂這位性格復雜的將領，得把視線拉回半個世紀前。1909年秋，湖北黃安新集鎮一戶貧寒農家添了男丁，他就是謝富治。稀落的燈油下，幼小的謝家孩子在宗祠私塾草草識完《百家姓》，便被父親押去田頭幫工。求學的門縫雖窄，可他性子伶俐，拆解《三字經》里的艱澀字眼并不費力，這點薄薄的文化底子，后來幫了他一個大忙。

1926年10月，北伐槍聲轟進武昌，革命傳單像雪片一樣飄進黃安。17歲的謝富治扛著鋤頭往集鎮趕，跟著吳光浩、潘汝忠闖進了黃麻起義的隊伍。火線入黨，旋即擔任青年干事，再往后一路扶搖：連指導員、團政治部主任、師政訓處主任……他的人緣與直覺，讓他在硝煙中迅速抬升。

1932年冬，川陜邊。在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里，謝富治成了組織部長。職位賦予了他手握生殺與考評的大權，也讓他與張國燾走得極近。老紅軍回憶，當年“程訓宣事件”鬧得沸反盈天，謝富治配合黃超等人搜羅“材料”，把矛頭指向徐向前、傅鐘等將領，“錐子”之名，正是那時張國燾賞給他的。鋒利固然耀眼，卻也容易誤傷同袍。

1937年秋，西安城外的窯洞里，中央主持的一次談話會上，毛澤東對幾位從四方面軍過來的干部說：“犯了錯誤，好好改就是好同志。”名冊中就有謝富治。他低頭不語，但此后對中央的決議執行得極利落。抗戰全面爆發后，謝富治被調往129師385旅任政委，與同鄉陳錫聯并肩。在山西陽明堡，陳錫聯因夜襲機場聲名鵲起；而謝富治的政工工作，悄悄鞏固著這支勁旅的凝聚力。

1942年夏，他改任太岳軍區副司令員，與陳賡搭檔。一個外柔內剛、一個外圓內方，這對“陳謝”組合在太行、太岳完成了多次攻堅，埋下日后“陳謝兵團”成型的種子。進入解放戰爭，同劉鄧、陳粟兩支大軍對比，陳謝兵團在中原獨挑一面，確立了第二年戰略反攻的西北基點。

1948年底的淮海決戰后，中原野戰軍改編為第二野戰軍。軍中常拿謝富治與陳錫聯相比：陳錫聯沖鋒在前，謝富治坐鎮后方；一個仗打得猛，一個里外協調到位。自渡長江，再入黔川，直逼昆明，三兵團以快打快，連下楚雄、昆明，一舉收復西南大后方。

1950年初，陳賡率部東進，謝富治留守春城，兼任云南省委第一書記、昆明軍區司令員。那一年他41歲，坐鎮邊陲要地卻顯得分外節制。馬天佑在后來的筆記中寫，謝司令下鄉調研常帶一名警衛員、一位秘書，借宿農戶，吃雜糧。村民送的煙葉、火腿，他揮手拒之，連夜趕回。他的秘書暗地收了幾斤臘肉，被他當場批評，隨后調去外地。

云南舊惡習積重難返，最大難點是鴉片。謝富治不玩虛的，調集三兵團部分兵力，封山圍寨，設流動檢查站，最嚴時連夜搜山。鴉片販子被判重刑，全省罌粟種植面積三年內銳減九成。邊寨老人回憶：“那年頭曉得他來，毒販子跑路了，山里靜悄悄。”正是這份狠勁，讓中央在1959年抽調他去公安部。部長人選原本呼聲最高的是楊成武或楊勇，然而“照顧各大塊”的平衡原則，加上謝富治的邊疆政績，終于讓他接過公安部部長的印章。

1967年風云突變，謝富治被任命為北京軍區政委、北京衛戍區第一政委，同時進入軍委辦事組。權力驟然放大，他的鋒芒再次顯露。有人記得，他在大會上眼神凌厲，常用“要么執行，要么離開”八個字結束講話。也有人記得，他私下會拍著對方肩膀說，“老弟，放心，有我呢”。正因這雙面手段，旁人對他既懼且疑。

那份檢討風波后，溫玉成心里結下疙瘩，卻只能自咽苦水。多年后，有人提起此事，溫玉成淡淡地說：“他把我擺了一道，但我還得承認，他做事確有章法。”短短一句，既是無奈也是警醒。

1972年2月20日，解放軍總醫院燈火通明，謝富治高燒反復，肺部感染愈發兇險。開國中將陳康前去探視，拉著老友的手，發現那雙曾揮斥方遒的手已冰涼發抖。謝富治喃喃道：“我在云南沒干壞事……沒干壞事……”聲音沙啞，卻帶著一絲近乎孩子氣的執拗。十天后，他離開人世，終年63歲。

翻檢檔案，他的一生可謂峰回路轉：少年行伍、四方面軍尖兵、抗戰時期的政委、解放大西南的功臣、公安鐵腕，再到晚年的權力旋渦與病榻自省。有人論斷說，他是“兩頭壞，中間好”；也有人說，他的功勞與過失糾纏不清。種種評說，仍待史家與后人檢驗。或許，正如老戰友戲言，“這人心術很深”，但在那風大浪急的年代，深與淺、生與死，本就是一道道被時代反復攪動的浪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