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年杜聿明病逝，遺體存放半月之久，曹秀清鄭洞國為何氣憤不已？

1963年10月的北京，深秋的風帶著寒意。闊別十四年的杜聿明與曹秀清在四合院的門檻上對望良久，才遲遲伸出雙手。周恩來總理曾叮囑管理人員：“讓他們自己慢慢談，不必催促。”那一夜，夫妻兩人幾乎無言，只是反復握著彼此的手掌，仿佛要把多年來的窒息與思念一并捂熱。誰都沒料到，這場重逢竟為十八年后的訣別埋下伏筆。

時間倒回到1949年1月。淮海戰役尾聲，杜聿明在碾莊圩被解放軍包圍后試圖偽裝士兵混出陣地。胡子刮得干干凈凈，可腳上的高級長靴露了餡，他只得掏出手槍準備自戕。“司令，別！”副官一個箭步奪槍，子彈擦著地面火星四濺。杜聿明的第一次輕生就此作罷。押解北上的火車上，他額頭上縫了幾針，腳卻已被戴上鐐銬。

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并不陰冷。最先讓杜聿明動搖的，是肺結核病灶被徹底治好。醫生給他開大劑量鏈霉素，伙食單里加了雞蛋牛奶。身體好轉時，他在圖書館借來《論持久戰》，連夜批注，一頁頁寫滿小字。幾年后，他在思想匯報里寫下“再生”二字，字跡較入所之初略顯圓潤。

彼時的臺北，曹秀清抱著五個孩子擠在破舊宿舍。蔣介石允諾的“終身照顧”縮水成每月補助金，數額還不夠買兩升奶粉。她白日做收發，夜里替孩子們改補課本。房東來催租時，孩子們被嚇得躲進柜子。杜致仁貸款讀書，饑了就在面包房打雜。1953年秋，他寄來一張500美元匯票申請書：“媽，先讓我熬到畢業。”曹秀清四處求助，最后在奉化官邸外排隊三小時，只換來蔣介石批示的一千元臺幣，兩年分付。轉賬跨洋時貶值近半，匯票到手，已是杯水車薪。

1956年春，周恩來通過楊振寧輾轉把杜聿明的第一封家書送到長島。信封拆開那刻，杜致禮哽咽不成句。她立刻回信給母親：“老朋友平安。”這句暗號讓曹秀清第一次知道丈夫尚在人世。她把信紙壓在玻璃桌面，來回撫摸，指尖因激動微微顫抖。

1959年12月，特赦大會召開。杜聿明作為“第一號”走上講臺時，聲音沙啞：“愿終身追隨共產黨。”會場外，鄭洞國等人站成一排，掌聲一次蓋過一次。鄭洞國比杜聿明早一年獲釋，倆人在北京常相聚商量統一事務。杜聿明最掛念的，仍是遠在臺灣的四個孩子。每到年關，他就寫信央求鄭洞國尋找渠道：“兄弟，再問問有沒有可能。”

轉機始于1971年。楊振寧夫婦攜子女回到北京探親，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設宴。餐桌上，楊振寧先喊“媽媽”，又客客氣氣地稱“杜先生”。周總理笑著糾正：“該叫岳丈大人。”席間一片輕快，卻掩不住杜聿明頻頻看向窗外的神情——他惦念的仍是那四個未來得及團聚的兒女。

1981年春天，北京積雪剛融，杜聿明因腎衰竭住進醫院。臨終前兩周，他握著曹秀清的手，聲音低得像遠處的風：“若能見到他們幾個就好了。”曹秀清隨即替他起草電報，請蔣經國批準子女赴京。電報用詞克制，連“懇請”都改成“盼望”。鄭洞國也向臺灣老部下遞話：“讓孩子們來吧，哪怕兩天。”然而回答始終是冷冰冰的拒絕。

5月7日凌晨，杜聿明病逝。曹秀清拒絕立即舉行追悼，要求先把遺體轉至醫學研究院冷藏，理由只有一個——再等半個月，看奇跡會不會出現。外界謠言四起，有人指責她“鋪張拖延”，她置若罔聞。鄭洞國更是怒不可遏，公開表示：“子女連送終的權利都被剝奪，這算什么天理！”

在那漫長的十八天里，曹秀清幾乎每天往返八寶山與電報局，凌晨才回到空曠的家。保姆勸她早些休息，她搖頭：“再等等，也許明天就批了。”但蔣經國的答復始終夜夜無聲。5月25日，杜聿明的追悼會終于在京舉行。蕭克主持儀式，悼詞中肯而簡練：“他已盡力贖罪，更以余生服務國家。”

悼會結束時天色已暗，曹秀清站在靈車旁，輕輕替丈夫理了理軍帽的羽飾，隨后轉身對鄭洞國說了一句：“走吧，人情冷暖都看清了。”她沒有哭，也沒有再提那封石沉大海的電報，只是把手里那張未使用的機票撕成碎片，隨風散在車燈照不到的地方。

1982年，兩岸仍隔著海峽。香港的小旅館里，曹秀清與四個孩子相擁，一時泣聲此起彼伏。她只交代了一句話：“你們父親走得體面，別擔心。”話說完，她再沒提過當年那段積壓心里的憤懣，把全部精力投進北京的統戰與文史事務。兩年后，她因病去世，身后事遵照丈夫遺愿處理，墓碑前沒有豪言，卻多了一座小小的空酒壺。杜家子女隔海獻上白菊，風聲中，瓶口隱約傳來余酒淺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