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張學良與趙一荻的結婚合影，趙一荻臉上的笑容，摻雜著苦澀

1936年12月的西安，冷冽的北風卷著沙塵刮過古城墻。正在臨潼臨時指揮部外等候消息的趙一荻，不時把手攢進大衣口袋取暖。張學良在屋里與蔣介石周旋，槍聲雖停，局勢仍懸。沒人想到，這場兵諫會將兩人的命運與半個世紀的幽禁緊緊捆在一起，更沒人料到，他們最終的婚紗照將在二十八年后才匆匆定格。

西安事變結束后，張學良被帶往南京，再轉杭州，旋即失去自由。趙一荻向家中只遞上一紙便條，隨之隱入審訊所旁的小樓。她說：“只要能守著少帥，去哪兒都行。”從那天起，“張少帥隨侍女郎”這一標簽便緊貼著她，再也撕不下來。

張作霖殞命時，趙一荻才20歲出頭；到杭州歲月靜止時，她已從富家千金變成輾轉囚室的伴侶。她習慣在昏暗燈下縫補襯衫，習慣把賬簿寫在香煙盒背面，更多時候，她習慣在夜深人靜時聽張學良朗讀《圣經》。長年被軟禁，他們把生活拆成細碎片段，一片片拼湊活下去的勇氣。

1949年冬，密令送達：張學良即將轉往臺灣。經過廣西海岸時風浪大到船身側傾，幾名憲兵面色發青。趙一荻抓住欄桿，沖著船艙里喊：“別亂動，他暈船！”那一幕，隨行人員后來說了一輩子——女人怕暈船的不是自己，而是被枷鎖中的男人。

到臺北，士林官邸旁的幽靜別院成了新的牢籠。高墻、鐵門和三層崗哨讓外界聲音如被濾網隔絕。張學良的活動范圍，先是院內五十步，后擴至北投山區散心。趙一荻每日陪行，她在后山種玉蘭、茶花，自嘲“給自己也給他找點顏色瞧”。幾年后那片花被鄰里稱作“少帥花圃”，開得燦爛卻無游客賞。

五十年代末，臺灣當局松了口氣，允許有限探親。趙一荻可以去美國見兒孫，但須三天返臺。一張舊機票被她夾在祈禱書內，一趟趟往返如鐘擺。探親結束再踏上松山機場，她第一句常是：“我回來了，他好嗎？”工作人員從沒聽她問過自己。

1964年的春天，北投松林略顯荒涼。張學良六十四歲，趙一荻五十七歲。經多年交涉，于鳳至在紐約簽字解除婚約。三月間，兩人終于領到一紙證書。婚禮簡陋得像一次家庭禮拜，親友只能遠遠遞上祝福。攝影師按動快門時，趙一荻揚起臉，嘴角弧度溫婉，卻壓不住眼底微微的潮濕。那一刻的她，終于擁有合法妻子的名分，卻也清楚自由仍遙不可及。

有意思的是，同年英國《泰晤士報》僅用百余字報道此事，標題卻相當刺眼：“昔日軍閥的遲來婚禮”。外界對這段情感的評價至今歧見頗多，但臺灣北海岸的朝霧中，只有他們自己聽得見彼此心跳。張學良輕聲說：“荻，風大，我扶你。”趙一荻答：“我沒事，你站穩就好。”寥寥數語，比任何誓言來得真切。

1965年至1989年，兩人在北投山中的日子表面平靜。張學良重拾繪畫和攝影，多幅《山居十景》題款都署“悔翁”。趙一荻則研究基督教學問，學英文、做筆記，一本《新約》幾乎被她翻爛。外界揣測他們的思想轉變，其實大可不必，半世紀的與世隔絕，自然會把人心磨出另一種光澤。

1990年底，臺北政局氣氛松動。次年三月，張學良終獲準離臺赴美。美國移民官在窗口對著老將軍的資料久久端詳，最后蓋章通行。夏威夷的陽光與半生陰影形成巨大反差，他卻說自己只在意趙一荻是否適應海風。那片蔚藍，對夫婦倆來說是遲來的“外出散步”。

世紀之交前的夏威夷，一場簡單家宴后，趙一荻的身體日見虧損。2000年六月，她在檀香山住院。昏迷間，她握住張學良的手，像往昔無數次夜半守候一樣。清晨四點，心電監護燈暗了下去。張學良坐在床邊，久久不語，只把手里那串念珠握得發白。

趙一荻的葬禮極靜。家屬謝絕了所有媒體，墓碑用英文刻著“Edith Chao Chang”，旁落一句中文：“此心安處是吾家”。張學良扶著拐杖，對墓前木十字架看了許久。后來，他向友人回憶：“她喜歡笑，我得記住那天照相時她的樣子。”照片中，她的眼角確有幾分酸楚，卻也有一種終于落定的安寧。

2001年后，這張1964年的婚禮合影被摹印多次，懸在美國親友和臺灣老宅的墻上。人們贊嘆趙一荻的風姿，感慨張學良仍舊儒雅，卻少有人留意那一抹略顯復雜的笑。苦難、守候與得償所愿同時壓在心頭，表情怎會純粹？

對外人而言，這段感情里有傳奇、有波折，也有無法用道德評判的灰色地帶；對他們自己，那只是一個始于1925年秋夜舞曲的約定——任世事翻覆，亦不分離。若要追問趙一荻那年笑容里究竟混入幾分苦澀，大概只能說：半生風雨留下的味道，旁人難以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