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財富管理行業,頭部私人銀行曾是高凈值人群的“資產保險箱”,其“專業托管+穩健運作”的標簽深入人心。
然而,當廣義貨幣供應量(M2)以10%左右的增速持續擴張,當資產增值的核心訴求從“保值”轉向“跑贏印鈔機”,私行的傳統運作模式正遭遇越來越多的挑戰。
作為一名追求資產實際購買力不縮水的投資者,我最終選擇將資金從頭部私行贖回,這一決定背后,是對私行運作邏輯、收益本質與自身需求錯位的深度審視。
01
收益錨點失衡:M2增速下的購買力焦慮
資產配置的核心底層邏輯,是讓凈資產增長跑贏貨幣貶值速度,而M2增速正是衡量這一速度的關鍵錨點。
當前我國M2增速穩定在10%左右,這意味著若資產年化收益率低于該水平,手中資金的實際購買力就在“隱形縮水”——這不是主觀感受,而是貨幣超發背景下的必然結果。
但頭部私行的收益表現,顯然難以匹配這一核心訴求。私行的核心運作邏輯是“求穩”,其推薦的產品以單一資產為主,固定收益類產品更是絕對主流。
在當前去金融風險的政策導向下,私行篩選的銀行理財子公司產品,最終到手收益率僅能維持在3%左右。即便是為了“增強收益”推出的“固收+”產品,其本質仍是80%債券資產打底、20%權益資產點綴的“偽增強”模式,收益彈性被嚴格限制。
3%的實際收益與10%的M2增速形成鮮明反差,長期持有意味著資產在持續“被動貶值”。對于追求資產增值、對抗貨幣超發的投資者而言,這種“溫水煮青蛙”式的收益模式,顯然已經失去了吸引力。
02
產品邏輯固化:“求穩”本質是收益能力的妥協
頭部私行的“穩”,本質上是對風險的過度規避,以及對收益能力的主動妥協。
在私行的產品篩選體系中,“不暴雷”是首要原則,而非“追求更高收益”。這種邏輯在特定市場環境下有其合理性,但當市場進入“低利率+高通脹”的復合周期,其局限性便暴露無遺。
固定收益類產品的收益下行,是當前金融市場的普遍趨勢,但私行未能提供有效的替代方案。其產品池缺乏真正意義上的多資產配置工具,更多是在單一資產類別內做細微調整。
所謂的“固收+”產品,由于權益資產占比過低,難以分享股市上漲帶來的收益紅利,同時又要承擔權益市場波動的風險,陷入“漲不動、跌不怕”的尷尬境地。
更關鍵的是,私行的產品設計缺乏靈活性。為了滿足全行統一的風控標準,即便是風險承受能力較高的客戶,也難以獲得定制化的高彈性產品。
這種“一刀切”的產品邏輯,本質上是用“普適性”犧牲了“針對性”,無法匹配不同投資者的差異化收益訴求。
03
利益導向錯位:理財經理的KPI與客戶利益的背離
如果說收益不足是私行的“硬傷”,那么理財經理的利益導向錯位,則是讓投資者難以接受的“軟傷”。
在頭部私行的盈利模式中,代銷產品的傭金是重要收入來源,這直接導致理財經理的推薦邏輯,往往圍繞“傭金高低”和“KPI完成度”展開,而非“客戶利益最大化”。
我曾多次收到所在私行的“保險沙龍”邀請,理財經理極力推薦的分紅險產品,年化收益僅為2%+,遠低于我的收益預期。事后了解到,這類保險產品的銷售提成,遠高于銀行自營理財產品和基金產品。
這種“重傭金、輕收益”的推薦邏輯,并非個例,而是私行代銷模式下的結構性問題——理財經理的收入與客戶資產增值與否沒有直接綁定,自然缺乏主動為客戶篩選高收益產品的動力。
對于追求資產增值的投資者而言,這種“利益沖突”帶來的體驗極差:花費高額服務費享受私行服務,最終得到的卻是“為他人做嫁衣”的推薦,核心需求完全被忽視。
04
規模與收益的悖論:巨頭私募的“限速困境”
為了控制風險,頭部私行的私募產品白名單,往往向管理規模超200億的巨頭機構傾斜。
但在金融圈,“規模是收益的敵人”是顛撲不破的常識——當私募管理規模突破臨界值,其投資策略的靈活性會顯著下降。
以量化私募為例,規模過大意味著資金需要覆蓋更多標的,交易成本會急劇上升,原本有效的交易策略也會因“資金擁擠”而失效。
更重要的是,銀行的風控體系會對這類私募產品施加嚴格的回撤和波動約束,就像給性能強勁的法拉利裝上了限速器。
最終,這些本應追求高收益的私募產品,到手年化收益率僅能達到7%-8%,雖高于固定收益類產品,但距離跑贏10% M2增速的目標仍有明顯差距。
私行對“大規模機構”的迷信,本質上是將“規模”等同于“安全”,卻忽視了財富管理的核心是“收益與風險的匹配”。這種篩選標準,最終導致客戶錯失了那些規模適中、策略靈活、收益潛力更大的優質私募產品。
05
結語:私行的適配邊界與資產配置的未來方向
頭部私行并非毫無價值,它依然適合“守江山”的投資者——那些只求本金絕對安全,能夠接受實際購買力緩慢縮水,需要“保姆式”托管服務的人群。
但對于像我這樣,將“資產跑贏印鈔機”作為核心目標,追求主動管理和多資產配置的投資者而言,私行的傳統模式已經難以滿足需求。
財富管理的本質,是“需求與供給的精準匹配”。當M2增速持續高企,當投資者的收益訴求從“保值”升級為“增值”,私行那種“單一資產、求穩為主、傭金導向”的運作模式,必然會與部分客戶的需求產生脫節。
這也是我選擇離開私行,轉向更純粹的多資產配置的核心原因——在貨幣超發的時代,只有打破單一資產的束縛,規避利益沖突的干擾,才能真正實現資產的保值增值,跑贏印鈔機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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