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曉光將軍曾放狠話：誰要再敢放一個記者上山，就把誰扔水里

2008年5月19日清晨，唐家山堰塞湖上空云霧未散，轟鳴的螺旋槳聲在山谷回蕩。兩架小型運輸直升機盤旋良久卻遲遲落不下來，機腹的艙門已經打開，八名攜帶救護箱的軍醫焦灼地望向下方。坪地上，一架運送物資的大型直升機仍停在原處，十幾名身著便裝的人圍著取景拍攝。時間在飛逝，生命也在流逝。指揮所里，時任成都軍區副司令員的范曉光臉色鐵青，抄起話筒吼道：“停機坪留給救人，不是留給擺拍！馬上撤，再拖一分鐘就按戰時違令處理！”話音未落，他大步沖到現場，一腳踹向攝像機支架，低吼：“趕緊騰地，否則統統扔水里！”短短數句，震得眾人不敢作聲，直升機終于落地，傷員得到了及時救治。

外界原本把這位川軍最高指揮官描繪成“斯文儒將”，可親眼見過他動怒的人才知道，那一腳里有對生死關頭的焦躁，更有一種骨子里的軍人急風猛火。這股脾氣，或許與他的血脈有關——他的父親王平，正是紅軍時期有“飛毛腿”“王大個子”之稱的開國上將。

把時間撥回到1930年。那一年，剛滿二十的王平在紅三軍團里因為腿長、動作快，被戰友們喊作“大高個”。彭德懷打仗喜歡用狠將，見他沖鋒總跑第一，干脆把十一團交到他手上。四年后，湘江以北，中央與張國燾關于去向的對峙暗流涌動。深夜，毛澤東抵達十一團哨口，拉住王平囑咐：“守好這一段，我們必須北上。”王平低聲追問：“要是有人攔路呢？”毛澤東只留下一句：“先講道理。”話音溫和，卻給了王平行事的尺度——可以硬，更得有理。那一次護送，中央安全轉移，而王平也把“有理有節”四個字刻進了骨子里。

革命戰爭年代的硝煙剛散，王平把家安在了張家口。1945年底，小生命降臨，夫婦倆原打算給兒子起名“王光”。孩子卻倔強得很，搖著小腦袋說：“我跟媽媽一個姓。”母親范景新是老紅軍，爽朗地拍拍兒子肩：“那就叫范曉光，早晚照樣當兵。”也正是這一份親近，讓曉光的性格里多了幾分直來直去。

新中國成立時，小男孩只有六歲，卻已懂得盤腿坐在小板凳上聽大人念電臺播報。某天連著聽到北平、天津解放，他忽然哇一聲哭了出來：“都打完了，我以后上哪打仗？”屋里眾人被逗得前仰后合，可王平卻凝望著兒子，似乎從那雙烏黑的眼睛里瞧見了自己的影子。

二十年光陰轉瞬即逝。1964年，范曉光考入南京炮兵工程學院。訓練場上，他一炮命中靶心，被同學起了個“神炮手”的綽號。連里準備發展新黨員，讓他寫入黨申請書。他卻拿著空白稿紙犯了難，忙不迭寫信求教父親。王平的回信不長，字跡遒勁：“連申請書都寫不好，何談共產黨員？先把黨章吃透，再提筆。”這番話像當年的長沙夜話，嚴厲中透著期待。半年后，范曉光遞交申請，成為預備黨員。

命運卻突然拐了個彎。1966年，學院調整編制，整建制轉為地方院校，昔日學員集體脫下軍裝。年輕人心有失落，卻沒抱怨，轉業后闖蕩工廠、科研院所，一干就是十年。1978年，恢復高考與軍隊院校招生，他再次穿上心心念念的軍裝，調入軍委炮兵科研部門。此后一路升遷，2003年底走馬上任成都軍區副司令員。

川西山高谷深，地形復雜，平時演訓要靠直升機投送補給。擔任軍區領導后，范曉光常說：“天塌下來，能飛過去的就是救命稻草。”地震襲來時，他正隨部隊野外研訓，營帳劇烈晃動，他一把掀簾沖出去，只見群山灰塵沖天。十分鐘內，他已在野戰指揮車里通聯各兵種，確認“跨區增援，空地并舉”。

首批機降救援隊抵達汶川不過六小時，一千多民兵緊隨而至。其他軍區的合成旅、空軍運輸團、工程搶險隊陸續向四川集結，八方馳援的背后，是幾十年練就的動員體系在高速運轉。現場的官兵私下議論：“老范出手就是猛，給的命令只有兩個字——立即。”救援刻不容緩，他卻仍記得父親那句“有理有節”，遇見鄉民堵路要物資，他把僅有的水和壓縮餅干塞過去，轉身再指揮吊運設備；逢到拍照作秀者占用資源，他便火力全開，絕不留情。于是才有了那句膾炙人口的“再敢放一個記者上山，就把誰扔水里！”

救災之外，范曉光行事一向低調。震后第三十天，他脫下滿是灰塵的作訓服，悄悄返回成都，連夜趕往指揮所整理善后資料。直到半年后，一位媒體人回憶起被“請”下山的尷尬時，外界才知道當日險釀苦果的始末。

人們記住了范曉光的火爆，也記住了他冷靜背后的鐵血與仁心。他深知，每一次災難救援都像一場無聲戰斗，時間就是勝負手，能救一人就多一線希望。再往前追溯到父親王平的崢嶸歲月，父子兩代軍人，一位在槍林彈雨中為新中國殺出一條血路，一位在和平年代用鐵腕守護黎民生命，血脈相承的，正是那句被歲月反復鑒證的信條——軍人，永遠把人民放在心頭最前。

如今，王平已作古，范曉光也淡出了公眾目光。人們走過唐家山舊壩，山花盛開，江水安然，極少有人知道，當年那個“敢把人扔水里”的中將就在這里熬了數十個不眠之夜。歷史無言，卻把堅毅刻在群山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