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家何以為詩：竺可楨日記中的詩文唱和

竺可楨雖為氣象學家，但小時候學制藝八股，也做過五言八韻詩，只是科舉廢除后，五十年間沒怎么寫過詩。（《竺可楨全集》15，218）到了1950年代后期，竺可楨重新開始了做舊詩，并保留在他的日記中。

通過解析竺可楨晚年詩文及其背景，可以發現，一方面，知識分子在日常交往應酬中，還帶著晚清民國的遺緒；另一方面，竺的詩作，正如當時許多其他人的一樣，有強烈的“毛體”風格。這兩個相當不同卻又相互關聯的層面，是各個時代的烙印融匯于個體身上所致，也從一個微觀的角度折射出，個人是如何與時代互動的。

哀悼親友

檢閱竺可楨的日記可知，在浙江大學時期，他其實寫過兩首詩，大概自己都已經忘記了。

浙江大學當時雖以工科和農科見長，喜愛舞文弄墨者其實也不少。1943年，祝文白、王琎、錢寶琮、鄭曉滄、蘇步青等浙大教師在貴州湄潭成立了“湄江吟社”，一年間八次聚會，以詩會友，共創作了200多首詩。竺可楨在貴州時期從未參與這樣的活動，也未作相關記錄，可見他對這類傳統文人的雅事興趣不大。

這一時期，竺可楨與舊體詩文最為相關的，是在親友逝世時，曾經作過挽聯和挽詩，以慰離別之情。

1938年6月30日，竺可楨離開泰和浙江大學暫駐地，至國民政府臨時所在地武漢。他先沿公路至南昌，再乘火車經長沙到漢口。

7月25日，竺可楨辦畢公事后回到泰和，才得知二子竺衡已經過世，其妻張俠魂臥病不起，“唏噓不能言”。8月3日，張俠魂也病故。

1922年，竺可楨與夫人張俠魂及子女合影于上海寓所

8月10日，浙大禮堂公祭張俠魂，由鄭曉滄主祭，王駕吾念祭文。竺可楨之挽聯實際是由他的學生王駕吾所代擬：

慘兮子遭離塵世，同甘苦已廿年，相期以大義，奈一朝永訣，雪館云峰情何以堪？

烏乎余何負昊天，哭仲兒才十日，又遭此奇災，縱再度重逢，落花流水渺不可期！

9月15日，竺可楨將其妻與子一起葬于玉華山。19日凌晨，他4點鐘便醒來，再不能寐。他憶起陸游晚年曾有憶妻唐氏的詩，也就是《沈園二首》。竺可楨以放翁之作的原韻，構得一詩紀念張俠魂。

生別可哀死更哀，何堪鳳去只留臺。

西風蕭瑟湘江渡，昔日雙飛今獨來。

“湘江”指的是湖南湘江。依竺可楨所述，1931年9月，他與妻子曾在茶陵、衡陽間渡過湘江，時遇狂風細雨。

第二天凌晨1點半，竺可楨又從夢中醒來，無名悲傷中再續一詩：

結發相從二十年，澄江話別意纏綿。

豈知一病竟難起，客舍夢回又泫然。

“澄江”即流經泰和的澄江河。

此后若有好友過世，竺可楨也會動筆寫作挽聯，寄托哀思。1945年12月27日，浙大文學院院長梅光迪病故于貴陽醫學院。一個月后，浙江大學在遵義舉辦了追悼會。作為同學、同事及好友，竺可楨親自擔任主祭，并擬挽聯如下：

李杜文章，淵明氣節，公自大名垂宇宙。

黔山埋骨，湘水吊魂，我來萬里哭朋儔。

這里的“湘水”，指的是貴州的湘江，全長150余千米，流經遵義、湄潭等地，最終并入烏江。

1947年7月28日，浙江大學教務長張紹忠（字藎謀）逝于杭州。竺可楨擔任浙江大學校長后，幾次致函當時已離浙遠赴南開大學的張紹忠，最終說服他返杭任教。這十余年間，張紹忠追隨浙大不斷西遷，是竺可楨掌校的重要助手。

當天下午，竺可楨召開校務會議，為藎謀致哀一分鐘，并推定鄭曉滄、蘇步青、錢寶琮等九人組成治喪委員會。

10月26日，學校召開追悼會，竺可楨同樣擔任主祭，并擬了一副挽聯，后刊于《國立浙江大學校刊》的“張故教務長挽聯集”欄：

十余年得助最多，獲益最多，況離亂同舟嶂雨蠻煙當日夢。

二三子成德以教，達材以教，嘆須臾返駕只雞斗酒故人情。（《竺可楨全集》2，661）

賀衛星上天

1957年10月，蘇聯發射人類第一顆人造衛星，震驚了世界。竺可楨對此事自然極為關注，10月5日的日記中即有相關記錄。

第二天早上，《人民日報》向竺可楨索文，并要求下午就要交稿。他從下午2點多開始寫文，5點完稿，約1300字，然后馬上交由秘書抄寫。文章隨后以《慶祝第一個人造衛星發射成功》為名，發表于10月7日《人民日報》的第7版。

10月12日下午，竺可楨在中國科學院內召開關于人造衛星座談會的預備會。到會者有新華社文有仁、董光杰，氣象局王世平，通訊部吳朔平、張欽謙，郵電部王國鈺，廣播電臺孔德序，測繪總局劉振球，以及中科院內的程茂蘭、陳遵媯、陳宗器、朱崗昆等人。

13日下午，座談會正式召開，還是由竺可楨召集。他在會議上發言表示，這是人類歷史上劃時代的壯舉，且比之美國預備發射的衛星更為優良，從此以后，“人類的活動范圍將從此擴大到整個宇宙，全世界人民應該都為蘇聯這一個偉大成功而歡呼”。會議決定組織觀察隊，監測該衛星的運行。

10月19日與20日，為了紀念蘇聯建國四十周年，竺可楨撰寫了《蘇聯科學的飛速進展證明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一文，后發表于10月30日的《人民日報》。文章開篇即言，“今年10月4日蘇聯發射第一個人造地球衛星的成功，引起了全世界愛好和平人士的歡欣鼓舞，普遍贊美”。他接著列舉了蘇聯在科學政策上優越于西方的幾個方面，文章近于照本宣科，并無太多獨到的見解。

第二年6月3日，中國科學院召開躍進大會，張勁夫副院長主持會議，由八所的代表分別發言，其中相當一部分是關于中國自行制造與發射人造衛星的。依竺可楨所記：

錢學森保證要做到中國衛星上了天，力學所可以承擔火箭和衛星高速飛行及大氣中所受阻力表面加壓加熱問題，運動穩定問題，衛星結構問題，車臺設計問題，十年內力學超過美國。此外，自動化〔所〕陸元九保證解決衛星進入軌道、發射及回到地球三個階段的運行自動控制問題。保證做好長江三峽自動化問題。十月一日完成一個象征性人造地球衛星，包括半導體遠距離控制測量元件。（《竺可楨全集》15，108）

6月9日，竺可楨步毛主席的《七律·長征》之韻，作了一首《預祝人造衛星發射成功》：

呼風喚雨又何難，駕霧騰云已等閑。

三節長虹追玉兔，一輪落日照銀丸。

排山倒海沖牛斗，披月戴星人廣寒。

此去人人仙境達，不問白發與紅顏。

7月3日，竺可楨將此詩寄與浙江大學的老同事，向以詩文見長的鄭曉滄。14日，竺收到鄭曉滄之回函，覺得最后一句“不問白發與紅顏”，問字是仄聲，不如用“何分”為好。竺可楨則以為可改為“不分”。

到了1970年4月24日，中國第一顆衛星“東方紅一號”發射成功。第二天，竺可楨得知這個消息，并在日記中對各國所發射第一顆衛星的相關參數作了列表。

5月8日，錢昌照之妻沈性元帶來一首錢歌頌衛星上天的詩，“精神物質互相成，奇跡頻仍魑魅驚。繞地紅星天上過，人間到處是歌聲”。

民國時期，竺可楨與當時任職于資源委員會的錢昌照（字乙藜）便有工作交往，但私交并不深。1949年之后，錢昌照先擔任中央財經計劃局副局長，后又調任政協全國委員會財經組副組長，與竺在工作方面的交集不多。兩家之所以常有往來，主要是因為兩人之妻（陳汲與沈性元）為大學同學。

當天，竺可楨即和詩一首：

神州創業本天成，火箭騰空宋代驚。

今日歌音繞寥廓，奪人事跡有先聲。

第二天早餐后，竺可楨再閱錢昌照之詩，忍不住又擬了一首。

一從赤縣色染紅，隨處人歌毛澤東。

此曲也應天上有，故教飛鼓繞長空。

隔了兩天，竺可楨抄寫這兩首詩時，覺得有問題，遂將第二首第一句“一從赤縣色染紅”，改為“不論白發與兒童”。

5月18日，錢昌照又到竺家拜訪，他便將這兩詩交與錢，并表示，“自然科學的人寫詩很少成功，胡先骕是比較能寫的”。竺可楨此話不能說全對，在與他相熟的科學家中，詩文方面有所造詣的至少還有秉志、任鴻雋等人。

第二天，錢昌照再送來和詩一首：“工農智慧洵無窮，舉世歡呼毛澤東。天上人間同一曲，衛星燦爛過長空。”

錢昌照也將自己的詩送給了翁文灝。錢與翁在民國資源委員會時期便是搭檔，新中國時期同為民革成員，且一起擔任民革對臺工作委員會副主任，交往頗多。

翁文灝在5月1日已經賦了一首《滿江紅·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舵手神明，世共仰，人間喬岳。驅帝國，浮云富貴，光輝科學。一霎官僚封建苦，九霄船舸解放功，燃明燭，破迷信，興泉瀑。啟雄原子，神州芳馥。宇宙歡迎軺使命，空間遙放邦歌曲。展紅旗旭日指東方風，創新局。”

收到錢昌照之詩后，翁文灝又再和了一首七律：

奇舸升天旦夕成，高歌遙放世人驚。

美、蘇日夜聽新曲，主義堂皇韶示聲。

人民覺悟力無窮，環繞地球西又東。

體重程遙超百國，紅光閃爍在天空。

悲長子過世

1958年5月25日，竺可楨接到南京所送的家書，知長子竺津（字希文）被評為右派，停職，他“悔不事先警告”。

7月20日，竺可楨早晨聞喜鵲狂鳴，出門一看，原來是樹上的小喜鵲被院內黃貓所吃，母親才狂叫不已。當天晚些時候，他獲知竺津已經于11日被送去南京浦口石佛寺勞動改造。

晚上，竺將兩事相聯系，作了五言一首：“昧旦狂鳴鵲，心疑有禍災。即起出仰望，慈母失其孩。但恨不能言，相對空唉唉。飛鳥尚如此，使我心為摧。”其中引用了蘇東坡《異鵲》中的兩句:“但恨不能言，相對空楂楂。”

之后幾天，竺可楨又兩度修改詩句，聊遣胸中郁結，改定后的詩句如下：

鵲噪驚清夢，鳴聲震四隅。

貍奴甘作賊，孤鳥失其雛。

上下如梭織，東西將伯呼。

人生如好戰，豈不愧慈烏。

從最后一句看，竺可楨還是批評了兒子，責其過于冒失，才招此大禍。

1959年3月23日，竺可楨從南京來函中得知，竺津“身體不好而浮腫，且腿亦腫，已從小腿脹至大腿，但營中無人照管”，而且吐血。他覺大事不妙，第二天便找到時任中科院副秘書長郁文，望其加以搭救。

在高層的過問下，竺津于5月20日獲準保外養病。6月10日，竺可楨得知竺津已經回到家中，但從此賦閑，沒有收入。他決定每月寄60元給兒子。

1960年4月，竺可楨自北京乘火車至上海參加中科院第三屆學部大會，途中經停南京時，在下關車站與竺津夫婦見了一面。竺津告訴父親，他現在的工作是為南京大學抄寫講義。兩人在車站只談了十分鐘，這也是父子倆最后一次相見。

回到北京后，竺可楨于5月6日接到竺津的電報，得知他患了血吸蟲病，準備來京治療。當天，竺便打電話咨詢北京醫院副院長計蘇華。

第二天晚上，竺可楨再與計蘇華通電，商議如何治療竺津之病，最后決定還是在南京看病為妥。他立即寫信給竺津，同時又致函時任中科院南京辦事處主任周贊衡，要他想辦法在南京的醫院安排一個病床。

經過治療，竺津的病情似乎穩定了下來。但9月28日，他又被送往石佛寺勞教。之后竺津的病情急轉直下，1961年1月21日（竺可楨的記事本中記為1月24日），他便病故于石佛寺農場管教所。

由于竺可楨當年的日記已經不存，所以并不太清楚他是何時得知這一噩耗的。從竺留下的記事本來看，1月29日，就在去廣州的飛機上，他寫了一首殘詩：

詩中的“背長槍”，指的是竺津于抗戰時期參軍一事。1938年1月，竺津獲第十四屆中央軍校考試第一名，赴湘學習，學期6個月。畢業之后，他在衡山第二預備師無線電排任排副，10月轉任騎兵連排長，最高軍職為連長。1942年，他又轉至當時位于遵義的陸軍步兵學校讀書。

所謂“讀書不遂”，是指竺津曾于1947年參加陸軍公費留美考試，復試列第26名，卻因有沙眼而落選。竺可楨當年得知消息后慨嘆，“這留美機會，怕一輩子也難得有了”。（《竺可楨全集》10，173）

“石佛”自然是指石佛寺農場管教所。竺可楨以為此句不妥，遂加劃去，但極度傷痛中又不知如何改筆，以抒解悲情，故留此殘詩于記事本中。

2月20日，竺津過世已近一月，人在廣州的竺可楨終于改定了全詩：

哭希文

憶汝十六氣崢嶸，投筆從戎辭母行。

殺敵未成違壯志，讀書不遂負生平。

失言自知咎應得，卻毒無方腹疾嬰。

痛爾中年竟早世，使我垂老淚盈盈。

頌廬山美景

1950年代后期，竺可楨重新開始做舊詩。據他所述，這是因為“大躍進”時期，他發現連鄉村老農亦大做其詩，受到了感染。1958年8－9月，竺可楨赴甘肅、青海及新疆考察，這也是他第一次來到新疆。經過一月的外出后，竺在日記中記錄道，原以為玉門關外全是戈壁沙漠，到新疆后才知不然。

竺可楨原擬于9月27日坐飛機到烏魯木齊，再由烏市回北京。然當天烏魯木齊下雪，航班取消。晚上，他在和闐寫下一首絕句：“一夜秋風六出飛，天山頭上插紅旗。來年春暖換成水，灌得全疆土地肥。”

回到北京，竺可楨即應《旅行家》雜志之約，寫就一篇新疆游記，并附上七律一首：

壯士高歌別故鄉，誓將戮力開邊荒。

崢嶸踏盡天山雪，勞苦管看蘇武羊。

伊寧火煉百爐鋼，喀什泉流萬畝糧。

莫道春風不遠渡，新疆是個好地方。

1964年9月，竺可楨赴廬山參加中國植物學會第一次植物引種馴化學術會議(及廬山植物園三十周年成立紀念會）。他雖非植物學家，卻相當重視此次會議，作為大會名譽主席，還作了一個較長的發言。

1934年，胡先骕執掌的靜生生物調查所與江西省農業院合作，由雙方每年各出資6000元，在廬山東南部的含鄱口創辦了廬山森林植物園，這也是中國第一個現代化的植物園。當年8月20日，廬山森林植物園舉辦成立大會，胡先骕任會議主席，竺可楨、任鴻雋等百余位軍政學代表亦蒞臨參加。

1949年后，幾經波折，該園于1954年改名為中國科學院廬山植物園。1959年，植物園下放由江西省管理，更名為江西省廬山植物研究所。

胡先骕作為廬山植物園的創辦人，對植物園改隸江西后的發展極為不滿。1962年2月，他約竺可楨會面，反映廬山植物園在下放之后，管理不善，應作調整。當年4月，中科院召開院長辦公會議，確定廬山植物園再改為中科院直屬，竺可楨作為分管生物學部的副院長，對此事應也有一定貢獻。

也正因為有這樣幾層淵源，三十年后舊地重游，竺可楨此次廬山之行刻意尋找當年的游跡。9月18日，竺可楨攜妻女與秘書沈文雄，及曾任廬山植物園園長的陳封懷等人同游山上的黃龍寺，并尋找寺旁的二棵大柳杉，“尚可約略認出卅年前余過此時情況”。據陳封懷估計，兩樹大概有800年的歷史。竺可楨還觀察了旁邊的那棵銀杏樹，“柳杉旁有白果一株，其大相似，但遠望之則白果之高僅及柳杉之腰”。這三樹今天并稱為“三寶樹”。

第二天，竺可楨又參觀了白鹿洞，評論道：“洞屋雖經修理，但仍有頹敗現象，因乏人保管，亦無文物可以保管。”接著一行人又進洞一觀，“洞中有昔人所塑白鹿像，極丑陋。三十年前到此時曾一度見之，不圖今又重逢”。

在21日當天的正式會議上，竺可楨作了致辭。他首先指出，科學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才能得以最充分地應用，接著則強調了發展科學的根本方針仍然是百家爭鳴。“在引種馴化方面，米丘林和摩爾根兩種學說至今尚在爭執，我們應該進一步地展開討論和爭鳴”。

當時，竺可楨與宛敏渭合著的《物候學》已經出版，因此他在發言中也提出了物候與引種馴化之間的關系，并希望廬山植物園在這方面能有所作為。

竺可楨一家于9月25日離開廬山，27日回到北京，正好趕上國慶典禮。10月2日，楊鐘健夫婦到竺家竄門，因他7月中旬在廬山也度了一個多月的假期，興致盎然，作了二十多首詩，送與竺可楨一閱。1949年之后，楊家便與竺家同住一個四合院內，來往極為方便。

第二天早餐后，竺可楨即醞釀和楊老的廬山之詩一首。楊鐘健原詩為“山色湖光盡眼收，古今興廢看盡頭。霧云不遮廬山面，落葉豈報早到秋。小丑跳梁終一律，大眾遣責遍三洲。河山雄壯頂天地，不厭百回此地游”。

竺可楨的和作如下：

平疇萬頃慶豐收，踏到含鄱嶺上頭。

云霧撥開見五老，月明湖水照中秋。

久仰匡廬愿一面，遠來革履自三洲。

友朋情誼遍天下，雨露滋深念舊游。

“匡廬”是廬山的別稱，“五老”指的是廬山五老峰。9月20日，竺可楨一行徒步上含鄱嶺時，曾在“第一亭”拍照，因為那里可以“仰望五老峰”。他在當天的日記中記道，“此時雖尚有云，但湖山均尚在望，亦可清晰地看到下山至觀音橋的小路”。

竺在10月3日的日記中還表示，自己“到老不會作詩，即勉為之也毫無詩意。今日為和楊克強，勉強為之（詩見下），克強之詩遠勝于我，作詩是要有天才的”。

楊鐘健確實可算科學界的大詩人，據言他一生曾寫過2000多首詩，且新、舊體皆有。不過迄今為止，楊鐘健的詩文全集尚未出版，目前我們所見的是他的詩選，其中關于1964年游廬山的只有兩首，并沒有他送給竺可楨的那一首。其中一首倒是與竺可楨的內容相近，兩者間或許有相關性，茲錄如下：

再詠含鄱口之行

山高湖入眼，嶺窄水分流。

云從腳下起，人在雨中樓。

云外看五老，偷聞賞匡廬。

棲賢知何處，無法辨舊游。

竺可楨過世之后，作為同事和同住一個四合院內的“院友”，楊鐘健作了一首七律，以紀念兩人多年的工作關系與友誼。

二月七日告別竺老

聞君逝世一泫然，豈料死生各一天。

物候研求驚全世，相知論學時往還。

回思四九招來北，空負盛名太不堪。

今日別君常往矣，八寶路上悲情添。

標題中的“二月七日”是竺可楨過世之日，“物候研求”指的是竺可楨晚年所寫的《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一文。所謂“回思四九招來北”，則是指竺可楨擔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之后，數度親自致函楊鐘健，請他北上擔任中國科學院編譯局局長。

回望往事，和田中角榮

1971年1月27日是辛亥年的正月初一，上一個辛亥年，竺可楨剛入伊利諾伊大學讀書。他回憶過往歲月，“六十年來軍閥混戰，四大財閥當國，歷歷在目”，頗有感慨，作五言如下：

光陰似流水，逝者不停留。

新舊交替速，一日如三秋。

電弧代油燭，塑料頂棉綢。

騰云不足道，廣寒可漫游。

昔稱病夫國，今反帝與修。

工農秉國政，士子牧羊牛。

物富倉廩足，人勇大江泅。

我生僅八十，勝于古千周。

1月30日，他將此詩抄寫后送給楊鐘健。2月5日，他便收到了楊的和詩：“辛亥推帝制，革命未完成。長期群魔鬧，國弱又民窮。有人搞帝制，有人想從龍。軍閥群兇起，帝國應聲蟲。馬列入中國，革命方向明。與左與右斗，舵手穩航行。新中國建立，領導靠工農。上有黨領導，智慧出群雄。統戰全世界，人人感光榮。眼看紙老虎，徹底現原形。六十年經驗，可以鼓前程。要繼續革命，力爭專又紅。——請藕舫同〔志〕教正” 。

此后，竺可楨又對詩作了修改，并在8月20日的日記中記錄如下：

光陰似流水，逝者不停留。

新舊交替速，一日如三秋。

電炬代油燭，錦綸當絲綢。

騰云何作道，廣寒已漫游。

昔稱病夫弱，今反帝與修。

紅書傳婦孺，《毛選》播全球。

欽慕亞非拉，威震美和歐。

工農秉國政，學士牧羊牛。

物富倉廩實，人強大江泊。

我生僅八十，勝于古千周。（‘和’指日本）

1972年1月28日，他接到住在昆山的曹靖陶（字惆生）之函。曹自稱1930年代在杭州住過三年，與馬一浮、邵潭秋、郁達夫都有來往，也曾與竺可楨在邵元沖的聚會上見過一面，1937年在老家歙縣時又與竺有過書信。當時來函是因為曹與西北農學院院長辛樹幟仍有通訊，從辛處得知竺可楨尚在工作，故寄詩兩首以敘舊。

曹靖陶乃民國時期小有名望的文人，別號看云樓主人，又酷愛戲曲，確實與郁達夫等人常有唱和。1936年郁達夫曾有一首詩贈他：“看云覓句貌如癡，飯顆山頭口健兒，天下英雄惟孟德，亳州詩霸有陳思。怪來綠鬢髫年女，競唱黃河遠上辭，忽憶舊京秋色艷，憑君傳語慰師師”。后兩句指的是梅蘭芳之徒，當時與曹靖陶關系密切的新艷秋。

1950年代，因歷史問題，曹靖陶遷居于昆山直至過世，他在那個時期的主要工作是為商務印書館編撰《中國音樂、舞蹈、戲曲人名詞典》，同時也以詩文自娛。

時隔多年，竺可楨對他其實只有模糊印象，所以并未立即回信。當月陳毅副總理過世，錢昌照曾到竺家帶來兩首悼詩。《錢昌照詩詞集》中收錄了這兩首作品：

一

亞非訪問千秋業，美蔣驅除百戰身。

國正需才公忽逝，哀哉四海失斯人。

二

畢生盡瘁為軍民，磊落胸懷一字真。

才氣縱橫風格好，永將啟發后來人。

竺與陳毅也頗有交情，1949年在上海時便相識，曾于1954年一起赴民主德國訪問，平時游泳時又常常碰到，所以和詩一首以作紀念：

少壯從戎反帝蔣，指揮若定率偏師。

出奇制勝類安石，排難解紛勝范蠡。

曾隨使節訪東德，幾度并肩泳北池。

忽報大星隕燕地，五洲哀惋電飛弛。

2月14日，竺可楨又對此詩作了修改：

少年立志誓抗日，若定指揮游擊師。

高舉紅旗取滬瀆，大聲鐵面斥妖魑。

曾隨使節訪東德，幾度并肩泳北池。

忽聞大星隕燕地，五洲哀惋電紛馳。

依竺可楨自己所注，“妖魑”指的是林彪。

20日，竺可楨回函曹靖陶，并附上了這首詩。曹得函后頗為興奮，以為覓得知音，從此常常寫信向竺索詩。竺有點不勝其煩，最后只得于6月初回函一封，“說明我不是一個詩人，也不希望做一個詩人了”。

話雖如此，興致來時他還是會寫上兩首。當年4月19日，竺可楨看到辦公室門口的桃花盛開，第二天又是谷雨節氣，故作五絕一首：

清明佳節杏枝紅，谷雨桃花映日隆（榮）。

五一牡丹蜂滿頂，漫飛柳絮溢長空。

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開啟了中日關系的正常化。26日早上，田中首相作了一首漢詩，當天即以手稿形式登于日本《每日新聞》的晚刊。

第二天，中國的《參考資料》也刊登了這首詩，竺可楨閱后即在日記中作了記錄：“國交途絕幾星霜，修交（據其他版本，應為‘好’）再開秋將到。鄰人目暖（應為‘眼溫’）吾人迎，北京空晴秋氣深”。

28日早上，竺可楨再閱田中角榮的這首詩，評價道，“雖稱為漢詩，實際已大大地日本化了”，并和詩一首：

秦晉相違三十秋，枝頭小鳥友聲求。

豈期盛宴迎專使，嘹亮歌聲震五洲。

所謂“嘹亮歌聲”，應指25日歡迎田中角榮的晚宴上演奏了中日國歌，以及《佐渡小調》、《金比羅船船》和《鹿兒島小原節》等多首日本民謠。

9月29日下午，竺可楨聽了中央廣播電臺所播的《中日聯合公報》。第二天上午，竺可楨又至機場迎接周總理護送日方代表團赴上海后回京，“十二點多周總理專機到達北京機場，中小學學生排隊跳舞歡呼，解放軍吹號打鼓，全場達三四千人圍成一圈。周總理、姬外長一行下機后繞場一周，并與高級干部在前排者一一握手”。（《竺可楨全集》21，208）

10月1日，竺可楨閱讀了《參考資料》上關于中日建交宣言的相關內容后，又和田中首相的七絕詩一首：

國交途經幾星霜，百萬和師盡虎狼。

只要人民修舊好，化為玉帛易商量。

這也是他一生所寫的最后一首詩。

王志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