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寺與野蘋果之間，詩歌是非思之思，無想之想

在育邦《草木深》這部詩集里，每一首詩都有一個場所，一個名字，一個事件，一個傳說或神話。這個場所或是一個圣所，抑或是尋常的山野田間；一個名字或是一個圣者，或是一個凡俗之人。乃至一片雪花，一滴雨，一只白鷺的飛翔……

《草木深》，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這是一個詩人博古通今的造訪，一種在自然與歷史之間的漫游，無論詩人“觀江豚，遙想董北苑作畫”，“過嚴子陵釣臺”還是“過馮夢龍村”，去“海子故里”或“桃花潭”游弋，在詩人的感受里，一切美好的瞬間都具有同時性。詩人的感知力取消了時空距離，直擊內心的本源。如“過八大山人故居”所說，“他聆聽天籟與虛無”“長時間的孤寂讓他迎來真理性的時刻”（《青云譜》），育邦尋訪的就是歷史中的真理性時刻，那是詩與真重疊閃爍著思想星光的時刻。這里的聆聽者是被造訪的客體，也是造訪者本人。這些真理性時刻不僅有與謝靈運、杜甫、蘇東坡、元好問、倪云林、顧憲成……的相遇，也有與當代人昌耀、海子和育邦早逝的友人黃孝陽、東蕩子的內心對話的瞬間。甚至，中外也無區分，《莊子，或維特根斯坦》并無差異，在隱秘的夜晚莊子“撿起維特根斯坦的撥火棍”“輕輕挑撥世界的爐火”。這些小型劇場式的相遇和對話，屬于一個詩人的內心生活，也彰顯出一種活著的文明史。

《草木深》里更多的場所無人，只有物，但不同于自然主義的書寫，物和場所屬于詩人生命參悟的道場，也同樣閃爍著美的光亮。如《光孝寺之路》一詩所說，詩人能看到的更多，“看見白云如水，在戒壇上空流動”，還有達摩“從海上帶來的霧霾”，“我能看到的更少——一片菩提樹葉倒映了我的一生”，葉脈清晰“正如它自性空寂”。育邦詩歌的魅力在于，他通曉如何從物中發現中國思想發生的一些原初場所，在“從揚州到奈良”謁鑒真大師的過程中，“櫻花，在美中死去”“瓊花，在自性中寂滅”，與“世界已暗淡”相對，“你的內心一片澄澈”，在被人遺忘的戒壇上，安放著“青梅，山水梨，與蜀崗的清風”（《唐招提寺》）。作為育邦詩歌底色的，就是這樣一種即物即心的佛學慧悟。

其實在育邦的詩學觀念里，僧俗未必有那么多的區分，在《過西南聯大舊址》的時刻，詩人聆聽到“民族弦歌的低聲部”“猶如匍匐的人們在群山中歌唱”。他在《致良寬和尚》中描述道，“天空飄下小雪”“在你黑色的僧袍上”。而《大雪》中“站在寒意的光芒中”的母親“正朝我們揮手”。圣俗本無分別，在詩人眼里，《擺渡人的兒子》的日常勞作無疑也是一種修行，“河流教會他遺忘——”，“殘陽”照亮“悲憫”，“河流告訴他：一切都會重來！”生活如此簡單，又如此復雜，恰如尋訪《弘一法師》蹤跡的時刻，詩人“在流水上寫下：悲欣交集”。

可以說，在《草木深》一書里，育邦旨在揭示現代詩歌與古典思想之間的連續性及其在現代感性下的變形，他在《夜訪鳩摩羅什寺》中寫道：“夜雨滴落在梧桐樹葉上”，這一古典意象同屬于參悟之境和詩歌之道，在育邦看來，它為我們的母語提供了一種靜謐的韻味，“在漢語中，我安下一個隱秘的家”“完美成為自己的供奉人”。在詩人看來，小寺里“供奉語言”，“不可言說的”一切“皆密藏于塔，深埋于地”。因此，在育邦心中，鳩摩羅什也就是阿什貝利，在“語言崩塌的黃昏，他將游戲之神”重新“置于世界的中央”。詩人心目中“海邊的廟宇”供奉著“唯一的神祇：寂靜”。佛陀與詩人、神圣與世俗，圣地與自然，二者有何區分呢。

育邦在《草木深》里見證著一個令詩人悲喜交集的世界，一個悖論式的《完美世界》就是無人打擾的自然本身：枝頭無人采摘的野蘋果令人感慨“世界的構成如此完美”，“云雀從冷光中飛過”“溪流間的灌木叢，抱著石頭”，我們如此接近物卻無人向其伸手，“以免摧毀這完美世界”。詩人的靜觀以呈現世界的自足。有時，甚至詩人無須去思想，這是詩人登《無想山》時的觀察：“青岡樹開花了 青黃的堅果正在生長”，無想山下人們匆匆走過，“千萬條河流從未停止流淌”，這是主體從物的世界的一種撤回，主體所持有的僅僅是一種由物激活的活躍的感知，“無想。可你還是想啊——梅子真的熟了么”。

在《草木深》里，育邦走向了一條被遺忘了一個多世紀的道路，那是一條經由物通向內心世界的路，詩歌是非思之思，無想之想，卻無不表征著古典思想不滅的真與美的星光，不同的是，育邦在詩歌中生成了一種現代意義上的主體，卻能夠不干擾自然之道和諧地運行，并成為它的效仿者，育邦說：

……我游蕩，進入我的河流

偶爾，在土丘上駐足

漸至縮小為塵埃

嗯，這就是原初的樣子

可以飛翔，不至于沖撞人群

隨波逐流，毫不影響人類的道德水準

樸素的時光中，我依然是

那個狂熱的星辰追慕者

——在黑夜里漫游

（《星辰追慕者》）

（作者系河南大學教授、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