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那個深秋的傍晚,時間撥回到11月25日。
哈爾濱的一張餐桌旁,酒杯碰得叮當響。
喝到興頭上,陳賡大將臉上的笑意忽然收住了。
他把身子往前一探,盯著眼前這位大科學家,拋出了那個后來震動史冊的問題:“錢先生,我就問一句,咱們中國人,到底能不能搞出導彈?”
這哪是酒桌上的客套話?
分明是把國家的未來擺在臺面上掂量,是一次最高規格的“探口風”。
話問出口前,就連北京那邊的大佬們,心里也沒個準譜。
那時候咱國家窮啊,工業底子薄得像張紙,連個像樣的四輪車都造得磕磕絆絆,現在要搞那個代表地球最強戰力的“大炮仗”,誰敢拍胸脯?
錢學森是怎么接招的?
他沒整那一套枯燥的公式數據,回答得那叫一個干脆利落:“洋人能弄出來的玩意兒,咱們中國人就不行?
難道咱們比他們矮一截?”
陳賡一聽,大腿拍得啪啪響:“哎呀,等的就在這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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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佳話傳得廣,可大伙兒未必曉得,為了攢這個局,為了讓錢學森能安穩坐在那個食堂里,背后那場博弈,真是讓人捏把汗。
就在幾天前,因為錢學森冷不丁提了個要求,差點沒把接待組給整懵了,連中南海都驚動了。
話還得從10月份錢學森去東北那趟說起。
那時候他剛回國,科學院安排他去那嘎達轉轉,既是看風景,也是摸摸國內工業的家底。
到了哈爾濱,錢學森突然給帶隊的朱兆祥出了個大難題:“我有倆學生,一個叫莊逢甘,一個叫羅時鈞,想見見,能不能給安排一下?”
乍一聽,這要求沒毛病。
老師回國看學生,天經地義的事兒。
可偏偏這事兒難辦得很。
當時錢學森掛著“中科院力學所所長”的頭銜,名頭雖響,可在保密這條線上,他還是個“外人”。
而他要找的那兩位,待的地方叫“哈軍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
在那個年頭,那可不是隨便進出的大學校,那是鐵打的軍事禁區。
門檻高到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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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省部級以上的軍政大員,還得拿著特批條子才能進。
朱兆祥心里這筆賬,太難算了。
駁了錢學森的面子吧,顯得不近人情,人家剛突破重圍回來報效祖國;可要答應吧,那是把保密條例當兒戲。
領著一個沒經過政審的人進核心禁區,出了岔子誰擔得起?
換個死板點的干部,估計當場就給回絕了:“錢先生,不湊巧,人出差了”或者“那是保密單位,不方便”。
可朱兆祥沒敢硬攔,他轉頭就把電話打到了中央統戰部。
統戰部也不敢自作主張,這燙手山芋最后扔到了陳賡手里。
這時候,要是把你換到陳賡的位置上,咋辦?
按規矩,他是哈軍工的一把手,守好大門是天職。
為了倆學生的私事,去碰軍事禁區的高壓線,怎么算都劃不來。
可陳賡這人,算賬的方式跟常人不一樣。
他沒說半個“不”字,反而干了件讓人掉下巴的事兒:不光準許進,還得敲鑼打鼓地把人請進去!
接到信兒后,陳賡沒直接批條子,而是轉身找彭德懷去了。
他跟彭老總說:咱學院那么多專家設備,正好請錢學森去瞅瞅,順道聽聽他對咱搞火箭有啥高見。
這招實在是高。
愣是把一場“私人敘舊”,拔高成了“國家級問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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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老總一聽就懂了,轉頭向毛主席和周總理匯報。
上面的批復來得飛快:準了。
這下子,性質全變了。
不再是走后門看學生,而是中央派頂級專家給國防建設做“體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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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了尚方寶劍,陳賡比誰都上心。
當時他人還在北京,為了趕這場會面,特意調了架專機,硬是在錢學森到哈軍工那天一大早,趕到了哈爾濱。
等錢學森的車隊到了大門口,一下車愣住了:站在門口接他的,竟然是陳賡大將本人。
這里頭有個細節挺有意思。
那時候哈軍工有不少蘇聯顧問。
按外交規矩,大將都不用親自出來迎那些顧問。
可對錢學森,陳賡把面子給足了。
說白了,陳賡這是在賭。
他在賭錢學森這個人的分量,比那幾本保密守則重得多。
那莊逢甘和羅時鈞到底是何方神圣?
這倆都是錢學森在加州理工帶出來的徒弟。
羅時鈞是1948年去的美國,莊逢甘晚去幾天。
在那特殊的年月,他們跟錢學森不光是師徒,更是一條戰壕里的戰友。
想當初在美國,錢學森雖說拿著比普通教授高兩倍的工資,住著大洋房,可跟這些留學生嘮得最多的,還是咋回去建設老家。
1950年,聽了老師的話,莊、羅兩人先一步回了國。
可惜啊,輪到錢學森自己想走的時候,被美國政府給扣下了。
這一關,就是整整五年。
這五年里,錢學森跟國內斷了音信。
只聽說這倆學生去了哈爾濱,具體干啥,兩眼一抹黑。
其實,這倆人一回國就成了香餑餑。
哈軍工剛搭臺子那會兒,陳賡滿世界搖人,硬是把這兩位空氣動力學的博士“搶”到了手里,讓他們領頭組建教授會。
在哈軍工,他們早就有自己的實驗室了,那是實打實的技術大拿。
等陳賡領著錢學森見到這兩個學生時,那場面,誰看了都得紅眼眶。
對莊、羅兩人來說,錢學森不光是教書的先生,那是心里的定海神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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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國后雖說一腔熱血,可科研上碰到硬骨頭,正愁沒地方請教恩師呢。
這恰恰是陳賡打的小算盤。
他破例帶人進禁區,不光是為了圓錢學森的夢,更是想讓錢學森親眼瞧瞧:中國是窮,可咱有人,有那股子勁兒,也有底子。
你的學生都在這兒干得熱火朝天,你這個當師傅的,是不是也該擼起袖子大干一場?
參觀的時候,陳賡跟個導游似的,全程陪聊。
不光看實驗室,連哈軍工的家底兒都一股腦亮了出來。
這種掏心掏肺的信任,對一個剛回來、還沒過政審的科學家來說,那勁兒太大了。
也就是看完了這一切,才有了開頭那頓飯,和那個關于導彈的“天問”。
回過頭琢磨,要是當初朱兆祥一口回絕了,或者陳賡只是公事公辦批張條子,錢學森也就是去哈爾濱吃個飯,見個面,然后回北京接著籌備他的力學所。
正因為陳賡打破常規給出的“超規格待遇”,讓錢學森摸到了國家對國防科技那種如饑似渴的勁頭,也體會到了軍方高層那種“把身家性命都交給你”的信任。
那句“中國人不比誰矮一截”,既是錢學森心里的傲氣,也是他對這份信任交出的答卷。
這頓飯吃完沒多久,錢學森的工作重心就開始變了。
本來上面安排他是搞純學術的。
可從東北回來后,他立馬向中央遞了份《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意見書》。
幾個月后,中國第一個導彈研究機構——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掛牌,錢學森挑大梁當院長。
陳賡破例給他開了次哈軍工的門,他卻還給陳賡、還給中國一套完整的導彈航天家當。
這筆買賣,陳賡算得太精了。
在那個一窮二白的年月,咱之所以能把“兩彈一星”搞出來,靠的不光是科學家的腦瓜子,還有像陳賡這幫決策者的膽識。
他們懂人才,更懂在節骨眼上,為了人才敢把壇壇罐罐都砸碎了。
規矩是死的,人是活的。
真正的戰略家,永遠知道啥時候該守規矩,啥時候該為了大局,把規矩踩在腳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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