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55年那個深秋的傍晚，時間撥回到11月25日。
哈爾濱的一張餐桌旁，酒杯碰得叮當響。
喝到興頭上，陳賡大將臉上的笑意忽然收住了。
他把身子往前一探，盯著眼前這位大科學家，拋出了那個后來震動史冊的問題：“錢先生，我就問一句，咱們中國人，到底能不能搞出導彈？”
這哪是酒桌上的客套話？
分明是把國家的未來擺在臺面上掂量，是一次最高規格的“探口風”。
話問出口前，就連北京那邊的大佬們，心里也沒個準譜。
那時候咱國家窮啊，工業底子薄得像張紙，連個像樣的四輪車都造得磕磕絆絆，現在要搞那個代表地球最強戰力的“大炮仗”，誰敢拍胸脯？
錢學森是怎么接招的？
他沒整那一套枯燥的公式數據，回答得那叫一個干脆利落：“洋人能弄出來的玩意兒，咱們中國人就不行？
難道咱們比他們矮一截？”
陳賡一聽，大腿拍得啪啪響：“哎呀，等的就在這兒呢！”
這段佳話傳得廣，可大伙兒未必曉得，為了攢這個局，為了讓錢學森能安穩坐在那個食堂里，背后那場博弈，真是讓人捏把汗。
就在幾天前，因為錢學森冷不丁提了個要求，差點沒把接待組給整懵了，連中南海都驚動了。
話還得從10月份錢學森去東北那趟說起。
那時候他剛回國，科學院安排他去那嘎達轉轉，既是看風景，也是摸摸國內工業的家底。
到了哈爾濱，錢學森突然給帶隊的朱兆祥出了個大難題：“我有倆學生，一個叫莊逢甘，一個叫羅時鈞，想見見，能不能給安排一下？”
乍一聽，這要求沒毛病。
老師回國看學生，天經地義的事兒。
可偏偏這事兒難辦得很。
當時錢學森掛著“中科院力學所所長”的頭銜，名頭雖響，可在保密這條線上，他還是個“外人”。
而他要找的那兩位，待的地方叫“哈軍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
在那個年頭，那可不是隨便進出的大學校，那是鐵打的軍事禁區。
門檻高到啥程度？
除了省部級以上的軍政大員，還得拿著特批條子才能進。
朱兆祥心里這筆賬，太難算了。
駁了錢學森的面子吧，顯得不近人情，人家剛突破重圍回來報效祖國；可要答應吧，那是把保密條例當兒戲。
領著一個沒經過政審的人進核心禁區，出了岔子誰擔得起？
換個死板點的干部，估計當場就給回絕了：“錢先生，不湊巧，人出差了”或者“那是保密單位，不方便”。
可朱兆祥沒敢硬攔，他轉頭就把電話打到了中央統戰部。
統戰部也不敢自作主張，這燙手山芋最后扔到了陳賡手里。
這時候，要是把你換到陳賡的位置上，咋辦？
按規矩，他是哈軍工的一把手，守好大門是天職。
為了倆學生的私事，去碰軍事禁區的高壓線，怎么算都劃不來。
可陳賡這人，算賬的方式跟常人不一樣。
他沒說半個“不”字，反而干了件讓人掉下巴的事兒：不光準許進，還得敲鑼打鼓地把人請進去！
接到信兒后，陳賡沒直接批條子，而是轉身找彭德懷去了。
他跟彭老總說：咱學院那么多專家設備，正好請錢學森去瞅瞅，順道聽聽他對咱搞火箭有啥高見。
這招實在是高。
愣是把一場“私人敘舊”，拔高成了“國家級問診”。
彭老總一聽就懂了，轉頭向毛主席和周總理匯報。
上面的批復來得飛快：準了。
這下子，性質全變了。
不再是走后門看學生，而是中央派頂級專家給國防建設做“體檢”。
拿到了尚方寶劍，陳賡比誰都上心。
當時他人還在北京，為了趕這場會面，特意調了架專機，硬是在錢學森到哈軍工那天一大早，趕到了哈爾濱。
等錢學森的車隊到了大門口，一下車愣住了：站在門口接他的，竟然是陳賡大將本人。
這里頭有個細節挺有意思。
那時候哈軍工有不少蘇聯顧問。
按外交規矩，大將都不用親自出來迎那些顧問。
可對錢學森，陳賡把面子給足了。
說白了，陳賡這是在賭。
他在賭錢學森這個人的分量，比那幾本保密守則重得多。
那莊逢甘和羅時鈞到底是何方神圣？
這倆都是錢學森在加州理工帶出來的徒弟。
羅時鈞是1948年去的美國，莊逢甘晚去幾天。
在那特殊的年月，他們跟錢學森不光是師徒，更是一條戰壕里的戰友。
想當初在美國，錢學森雖說拿著比普通教授高兩倍的工資，住著大洋房，可跟這些留學生嘮得最多的，還是咋回去建設老家。
1950年，聽了老師的話，莊、羅兩人先一步回了國。
可惜啊，輪到錢學森自己想走的時候，被美國政府給扣下了。
這一關，就是整整五年。
這五年里，錢學森跟國內斷了音信。
只聽說這倆學生去了哈爾濱，具體干啥，兩眼一抹黑。
其實，這倆人一回國就成了香餑餑。
哈軍工剛搭臺子那會兒，陳賡滿世界搖人，硬是把這兩位空氣動力學的博士“搶”到了手里，讓他們領頭組建教授會。
在哈軍工，他們早就有自己的實驗室了，那是實打實的技術大拿。
等陳賡領著錢學森見到這兩個學生時，那場面，誰看了都得紅眼眶。
對莊、羅兩人來說，錢學森不光是教書的先生，那是心里的定海神針。
回國后雖說一腔熱血，可科研上碰到硬骨頭，正愁沒地方請教恩師呢。
這恰恰是陳賡打的小算盤。
他破例帶人進禁區，不光是為了圓錢學森的夢，更是想讓錢學森親眼瞧瞧：中國是窮，可咱有人，有那股子勁兒，也有底子。
你的學生都在這兒干得熱火朝天，你這個當師傅的，是不是也該擼起袖子大干一場？
參觀的時候，陳賡跟個導游似的，全程陪聊。
不光看實驗室，連哈軍工的家底兒都一股腦亮了出來。
這種掏心掏肺的信任，對一個剛回來、還沒過政審的科學家來說，那勁兒太大了。
也就是看完了這一切，才有了開頭那頓飯，和那個關于導彈的“天問”。
回過頭琢磨，要是當初朱兆祥一口回絕了，或者陳賡只是公事公辦批張條子，錢學森也就是去哈爾濱吃個飯，見個面，然后回北京接著籌備他的力學所。
正因為陳賡打破常規給出的“超規格待遇”，讓錢學森摸到了國家對國防科技那種如饑似渴的勁頭，也體會到了軍方高層那種“把身家性命都交給你”的信任。
那句“中國人不比誰矮一截”，既是錢學森心里的傲氣，也是他對這份信任交出的答卷。
這頓飯吃完沒多久，錢學森的工作重心就開始變了。
本來上面安排他是搞純學術的。
可從東北回來后，他立馬向中央遞了份《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意見書》。
幾個月后，中國第一個導彈研究機構——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掛牌，錢學森挑大梁當院長。
陳賡破例給他開了次哈軍工的門，他卻還給陳賡、還給中國一套完整的導彈航天家當。
這筆買賣，陳賡算得太精了。
在那個一窮二白的年月，咱之所以能把“兩彈一星”搞出來，靠的不光是科學家的腦瓜子，還有像陳賡這幫決策者的膽識。
他們懂人才，更懂在節骨眼上，為了人才敢把壇壇罐罐都砸碎了。
規矩是死的，人是活的。
真正的戰略家，永遠知道啥時候該守規矩，啥時候該為了大局，把規矩踩在腳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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