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余純順死在羅布泊，有一點和彭加木很相似

1993年夏天，北京的地理沙龍里常能聽見一個名字——余純順。那一年，他正沿著滇藏公路獨行，朋友回憶他在電話里說過一句話：“人這一輩子，總得跟大地好好談一場戀愛。”誰也沒想到，這段“戀愛”會在三年后畫上句號，地點是羅布泊，時間定格在1996年6月。

在戶外圈，余純順是個傳奇。1951年生于上海，做過工人，也賣過書報，四十歲之前的日子平淡得像黃浦江的流水。可從1988年7月起，他忽然拎起背包，說走就走。八年里，他用腳板丈量了四萬公里，走過川藏、新藏、滇藏、中尼等公路。那時國內還沒“驢友”這個詞，他卻已把“徒步”當成了職業。電視臺派人跟拍，他成了熒幕上的硬漢，似乎天生只為路而生。

然而羅布泊不比公路。羅布泊古稱樓蘭澤，被稱為“地球之耳”，卻也是“死亡之海”。它的炎熱、干旱、鹽殼暗河，無數次將探險者變成沙海中的白骨。更要命的是六月，高溫常在四十度以上，地表溫度能烤熟鐵釘。早在1980年6月17日，時任中科院新疆分院副院長彭加木就是在這里神秘消失，自此“六月勿入羅布泊”成了圈內鐵律。

余純順偏不信邪。他設計了“六大沙漠一年連穿”計劃，第一槍就瞄準羅布泊。路線聽上去像謎題：庫爾勒—前進橋—土垠—丁字路口—羅布泊湖心—樓蘭古城—敦煌，全程一千二百公里。核心段落一百零七公里必須獨行，三天完成。為了留存影像，他邀請上海電視臺四人攝制組同行埋點，但步行區段嚴禁車輛尾隨。

5月27日，他提前從庫爾勒出發，徒步172公里熱身。6月6日，九人兩輛越野把水和干糧按“每七公里六瓶水、每三十五公里一箱補給”埋進沙地。10日抵丁字路口，重要分叉處用輪胎在地面壓出明顯印跡。11日9點，余純順背著十八公斤裝備，揮手告別，順口說了句：“三天后前進橋見，早晚聚。”向導趙子允追問：“要不要車跟著？”他擺手，“跟上就不叫穿越了。”

13日夜，前進橋寂靜異常。天邊電閃，熱浪猶在，夜風卻像火。14日拂曉，依舊不見那抹孤影。攝制組心里發慌，分路尋找未果，只好呼叫當地政府。十六日上午，兩架軍用直升機騰空，機艙里彌漫著航空煤油味，也彌漫著不安。

18日清晨，機組在一片灰白鹽殼上發現一頂藍色帳篷。機降后，救援隊員撩開簾子，余純順伏倒在睡袋上，軀體干癟，表情安詳，卻再無生命體征。營地邊，兩處半米深的沙坑昭示他最后的掙扎——他想刨出濕土，哪怕一點點水。

令人疑惑的細節隨即出現。遺體所在位置在丁字路口南方三公里，與預定西折方向相距甚遠；附近不到四公里就有他自己埋下的一箱水和干糧。胃里空空如也，僅檢出少量水分。等于說，從出發那一刻起，他幾乎沒吃過東西。

探險圈至今流傳三種猜測：其一，他故意偏航，想擺脫攝制組可能的“護送”，結果被羅布泊迷宮一般的鹽丘繞暈；其二，他臨時起意，想探秘位于更南端的湖心，渴望“看一眼真正的羅布天鏡”；其三，最樸素也最殘酷——他在丁字路口壓根沒看到那道右拐的車轍，錯過了補給帶，硬撐著走到力竭。

1980年的彭加木，同樣在高溫、干渴與迷向中失聯，只留下“向東走去找水井”的留言。十六年后，余純順的遺物里也躺著一張手寫備忘：“缺水危急，盼速援助。”兩人同樣選擇六月份進入羅布泊，同樣與水失之交臂，這一點讓人唏噓。

遺體火化后，骨灰按家屬意愿撒在樓蘭古城邊緣的胡楊林。誰料翌年，有人再到現場時，紀念碑與骨灰壇俱已被盜。羅布泊再次展現了它吞噬與遺忘的雙重冷漠。

余純順的故事在1990年代引爆了兩場討論：其一，個人探險與團隊保障的邊界；其二，媒體介入是否會改變探險行為本身。有人嘆他魯莽，也有人敬他的純粹。站在歷史檔案里看，他留下的四萬公里行走數據、半山腰的影像資料，仍是中國民間探索運動的黃金開端。

1996年的悲劇沒有凍結腳步熱潮，反而讓更多人意識到科學規劃和裝備的重要。2002年，新疆救援直升機從霍拉山起飛，常態化執行荒漠搜救；2006年，無人區開始鋪設北斗信標；到2010年代，越野車隊、衛星電話、SPOT定位器幾乎成了進羅布泊的標配。余純順當年拒絕的那臺笨重GPS，如今只需一部手機應用即可替代。

回看他的行囊，大號軍用水壺、報廢輪胎剪成的簡易雪套、氧化鎂粉末驅潮……在當時，這已是頂配。可是羅布泊不講情面，只對規則買賬。20世紀90年代，自我挑戰的狂熱常常與貧乏的技術手段并存，這是那一代探險者揮之不去的宿命。

至今，在庫爾勒策大雅克路口的那塊宣傳牌上，依舊能看到余純順留下的遺照，黑白的，眉目堅毅。有人路過會停下來拍照，有人搖頭嘆氣，也有人點上一支煙，算是對一位遠行者的默哀——畢竟，他用生命證明，羅布泊的六月，依舊是不能隨便闖入的禁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