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敗走臺灣時，帶走了3位高官太太，最后她們的結局如何？

1949年12月9日清晨，臺北松山機場的跑道還冒著水汽，負責警戒的憲兵聽見了螺旋槳的轟鳴。幾分鐘前，他親眼看見三位衣著素雅的婦人被匆匆推上運輸機，她們的行李寥寥無幾，卻被安排在機艙前排。對大多數國民黨軍政人員來說，這趟飛行意味著生死難料的流亡，可對那三位女士而言，更像是一場被迫的押送——因為她們分別是張靈甫的遺孀王玉齡、黃維的夫人蔡若曙、以及胡宗南的妻子葉瞿霞。

當時蔣介石正處在風雨飄搖的末路：11月29日，解放軍占領重慶；12月8日，國民政府宣布遷臺。在可供起飛的飛機不足二十架、每架只能裝載幾十人的窘境下，他居然留出座位給三位將門夫人。別說那些苦等機票的政客們難以釋懷，連負責名單的參謀都暗暗疑惑。然而在蔣心里，這三個人遠比一整個司令部更有價值。

張靈甫之妻王玉齡是其中最“體面”的一位。張靈甫戰死孟良崮是在1947年5月16日，時年只有四十四歲。整編七十四師覆滅的創痛仍懸于蔣介石心頭，那支全副美械的王牌和他苦心栽培的“效忠樣板”一夜間灰飛煙滅，令蔣介石的威望大損。張靈甫的遺孀于是成了一個可以被不斷消費的“烈士符號”：只要王玉齡還跟隨“大本營”，外界就能不斷被提醒——張靈甫的死是為“反共事業”慷慨赴義。蔣介石確信，這面旗幟丟不得。

政治算計之外，還有尷尬的私事。蔣經國對王玉齡的好感在南京時期早已不是秘密。有人好心勸她“跟少將軍走吧，臺灣能安身”，王玉齡淡淡一句：“張家后院涼，我若再改嫁，怎么對得起他？”據說這番話傳到蔣府時，父子倆各懷滋味，最終仍把她請上了專機。抵達臺北后，王玉齡被安排在鳳山軍官新村，卻領著遠低于期待的撫恤。十年后，她賣掉僅有的金飾，遠赴美國讀商科，在會計師事務所默默憑薪水糊口。她終身未再嫁，八十高齡病逝舊金山，墓碑上刻著的依舊是“張夫人王玉齡”六個字。

若說王玉齡是悲而不怨，那么蔡若曙的人生則寫滿了掙扎。淮海戰役期間，黃維的第十二兵團被圍于雙堆集。1948年1月10日夜，前線電話驟然斷線，蔣介石在南京府邸焦躁不安地踱步，嘴里喃喃道：“一定要把黃維救出來。”事實卻是，黃維被俘。為了穩定軍心，官方口徑瞬間改成“壯烈殉國”。一紙通電發出，蔡若曙當天開始成了“烈屬”。她明白丈夫并未身亡，卻連哭都得躲在被窩里。蔣介石把她帶到臺灣，名義上優撫，實質上是抓個籌碼——倘若哪日黃維被釋放，若還心懷舊部，就會投鼠忌器。1969年黃維被特赦回到北京，蔡若曙早已偷渡回滬。她悄悄租住在烏鎮路一間舊里弄，每逢陰雨便守著收音機聽華東天氣預報。“他該回家了吧？”有人聽到她低聲自語。1970年10月，黃維獲準回南京探親，她卻在同月的一個下午投河，留下一張字條：“二十年，足矣。”

相比之下，葉瞿霞的命運反而平穩。她原本是軍統頭子戴笠的秘書，外界曾戲稱“戴公案頭的一支蘭”。1946年3月戴笠乘機失事后，胡宗南“未及百日便納之為妻”，舉動頗為耐人尋味。蔣介石知道，兩江一帶胡宗南兵多將廣，西北又握在其手，必須有一道閘門。葉瞿霞便成了那道閘門——握住她，就等于攥著胡宗南的軟肋。去臺后，她被安排居于北投溫泉區，生活所需一應保障。1962年胡宗南病逝，遺言只有八字：“慎守本分，母子安居。”葉瞿霞遵照其意，淡出政壇圈子，專心撫養子女。至1988年，她在自家庭院摘桂花時因病猝亡，享年七十九歲。島內報紙用一句話評價她：“不問軍國事，獨守小團圓。”

對蔣介石來說，那次“專機行動”的算盤并不復雜：三個人質，外加三面旗幟，足以鎮住動搖不定的撤臺軍心。然而歲月一拉長，政治霜雪終究褪色，留下的是三段截然不同的私人史。王玉齡堅持“忠烈遺孀”身份，卻在海外漂泊求生；蔡若曙守候了半生，最終將愛情與絕望一起沉入江水；葉瞿霞則靠謹慎低調熬出了安穩晚年。

不得不說，歷史每翻過一頁，就把人物推向不同岔道。1949年松山機場里那架倉促起飛的C-46，既裝著蔣介石最后的權力籌碼，也悄悄寫下了三位女性此后四十年的命運走向——不靠手中的機票作數，而看各自的性格與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