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關露恢復名譽后，悄悄吞下一把安眠藥：青山不改，綠水長流

1941年冬，陪都重慶的夜空被防空警報撕得七零八落，年輕的外交官王炳南揣著那支墨綠色派克筆，一路小跑鉆進山城縱橫的防空洞。他握筆的動作略顯用力，因為筆芯里夾著一張折得極細的紙條——上面寫著“關露”兩個字。十來分鐘后警報解除，他抬頭看見霧氣中的嘉陵江，忽然心頭一熱：可那個在上海做地下情報的女子，是否也正仰望同一輪殘月？

關露并不在上海。兩個月前，她已經從香港潛往南京，在李士群的特工總部里做“翻譯顧問”。汪偽天津號稱春申九派，浮華背后卻是深不見底的漩渦。潘漢年事先一句“記住，千萬別解釋”回蕩耳畔，她咬牙答應。情報如細雨般從汪偽機關流向新四軍，但是她的名字，也被同一陣風吹進了“文化漢奸”的黑名單。她自己心里門兒清，卻無法對任何人辯白。

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一天夜里，華中新四軍部收到來自北平的加急電報：“祝賀勝利，盼相見——關露”。電報來到王炳南手里，他沉默許久，將它折成四折放進抽屜。翌晨，他寫下那封后來讓關露崩潰的信：“國家大局為重，感情只能止于此。”短短十二行字，像刀片，一刀刀割斷過往。組織認為這是最穩妥的處理，可那把派克筆卻被他繼續揣在貼身口袋，誰也沒看見。

關露跌進低谷，精神狀況亮起紅燈。可她不肯停下。1949年初春，北平城墻上還掛著殘破的國民黨旗，她悄悄闖進華北大學三部，找到廖承志，想要證明自己曾經的地下身份。廖承志一句“中央知道你的功勞”讓她泣不成聲。可風剛吹來暖意，“潘漢年案”又將她卷進功德林監獄。一關便是整整六年。關露身材本就瘦弱，再出來，頭發灰白，體重不到九十斤。

1957年，她在香山買下那處小院。窗外的銀杏年年黃，她卻很少出門。街坊鄰里只知道院里住著一位寫詩的老太太，沒人能想象，她在暗夜里仍寫下“龜茲古道月，長安舊時燈”這樣的句子，自嘲自己像一段被塵封的史料，只有注腳，沒有正文。

1966年5月，風暴又起。她再進看守所，這次足足八年。出來時已年逾花甲，卻仍執拗地要“把話說清楚”。她捧著厚厚13萬字的申訴材料，敲遍有關部門的門，語速極快地解釋自己在汪偽雜志社“特意大量采用青年黨員稿件”的做法。辦案人員也苦笑：“材料太多，得時間。”她咳嗽兩聲，抱著稿紙道：“我等得起。”

1982年春，復查組給出結論：關露不是漢奸，而是隱蔽戰線成員。紙面證明落款是3月26日。通知書送到香山小院，桃樹剛開第一朵花，她卻只淡淡說：“算是給自己一個交代。”鄰居還以為她要好好活下去，畢竟陽光終于透進來。其實，她在那個下午靜坐窗前，把那支派克筆擦得锃亮，然后收進抽屜。那是她最后一次觸碰王炳南留下的東西。

12月1日早晨，關露穿了舊呢子大衣，吩咐小保姆去買早點，又叮嚀“中午之前別回來”。門關上，她貼出“去找氣功大夫”的字條。隨后從床頭抽出裝安定片的牛皮信封，還有那張四十年前的黑白照片。她盯著照片良久，自言自語：“寒江孤影，江湖遠了。”緊接著，干脆利落地吞下一把藥片。房間里沒有掙扎的響動，只有鐘表的嘀嗒。

下午三點，左鄰的老工程師敲門取投稿函，發現了她。警車拉走遺體時，天邊霞光正好。法醫確認死亡時間約在午后一點左右。桌上留著八個字：“青山不改，綠水長流”，筆跡穩如從前，仿佛寫完便睡去。旁邊是一只塑料娃娃，手臂被她輕輕按住。她曾想要孩子，卻始終獨身。

十一天后，八寶山骨灰堂舉行安放儀式。王炳南已六十九歲，頭發斑白，身著灰色呢子大衣。他拒絕工作人員遞來的黑色簽字筆，自兜里掏出那支墨綠派克。簽完名字，他靠墻而立，全程沒有說話。追悼詞稱她“才女”，稱她“隱蔽戰線的勇士”，語速平穩，沒有過度渲染。音樂停的一瞬，王炳南低聲嘆了句：“走好。”聲音很輕，卻足夠讓身旁的人聽見。

禮成，冬日北風吹在水泥臺階上。人群散去，地面落了幾片枯葉。沒人再提派克筆，也沒人再問那八個字的含義。關露留給世間的，只剩紙上的詩句與卷宗里密密麻麻的電碼；她留給王炳南的，是半生難言的沉默。而那支筆，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