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對172，日本選舉最大黑馬出現，新首相候選人對華態度已公開

距離2月8日大選只剩兩天時間，為了拉票，高市早苗不惜上演“流淚”大戲，她公開說，自己當上首相一點不容易。但日本民眾并不買賬，既然如此為什么要解散眾議院？

高市早苗承諾，如果選舉不理想，她將主動下臺。目前，日本眾議院一共有465個議席，半數議席是233個，按照最新局勢顯示，自民黨有199個席位，中道改革聯合擁有172個聯席位，兩大勢力席位的差距僅僅27席，抗爭態勢非常激烈。

如果高市下臺，誰會擔任下一任日本首相？其實有兩個熱門候選人，對華態度也十分明顯。

高市早苗

【高市下臺的可能性很低】

199個席位離233個半數席位差了34席，看似連任首相的希望渺茫，但實際她下臺的可能性遠低于外界的直觀判斷。

她敢在2026年1月23日突然解散眾議院，把競選周期壓縮到短短12天，就是算準了在野黨難以在短時間內完成真正的整合。

即便此次席位有所流失，但其核心基本盤并未動搖，尤其是在日本農村和中小城市，自民黨的政策傾斜和資源投放，讓這些地區的選民很難輕易轉向。

有日本政壇資深觀察人士表示，自民黨看似失去了部分席位，實則是把分散的反對力量都集中到了中道改革聯合這一個對手身上，反而減少了后續執政的阻力。

高市早苗很清楚，日本選民的投票熱情向來不高，尤其是在經濟低迷的背景下，只有制造“不投票就會失去現有優勢”的焦慮，才能讓核心支持者走出家門。

從最新的投票意向數據來看，自民黨支持者的投票意愿高達78%，而中道改革聯合的支持者投票意愿僅為62%，這34席的差距，很可能會在最終的投票率中被抹平。

此外，日本的政治制度也為高市早苗提供了緩沖空間。高市早苗此前推動的防衛費提升、經濟安全保障等法案，已在參議院獲得通過，即便更換首相，這些政策也很難被輕易推翻。

從目前的局勢來看，她的這場豪賭，贏面依然很大。

【最大黑馬是誰？】

解散眾議院的決定，讓高市早苗以為能打在野黨一個措手不及，卻沒想到直接催生了此次大選最大的黑馬——中道改革聯合，而帶領這支臨時隊伍殺出重圍的，正是前首相野田佳彥。

中道改革聯合的誕生，完全是被高市早苗逼出來的。在眾議院解散的當天，立憲民主黨和公明黨就迅速達成合作，組建了這個新的政治聯盟，而選擇野田佳彥作為黨首，也是各方權衡后的結果。

野田佳彥雖有“鷹派”過往，但在日本政壇深耕多年，擁有豐富的執政經驗，既得到了立憲民主黨等左翼勢力的認可，也能被公明黨背后的創價學會所接受，是目前唯一能凝聚在野力量的人物。

在1月30日的街頭演說中，野田佳彥明確表示，先穩經濟，再談對抗，別把對華關系搞極端。他的這一主張，戳中了眾多日本企業和普通民眾的心聲，尤其是在中日貿易因高市早苗的政策受到沖擊后，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意識到，對抗沒有出路，務實才是根本。

在對華態度上，野田佳彥展現出了與高市早苗截然不同的務實風格。他承認中國是日本最大的貿易伙伴這一事實，明確表示日本的市場和許多產業供應鏈，都離不開中國。

他直言高市早苗的對華對抗政策，讓日本企業付出了慘痛代價，他承諾，若能當選首相，將恢復中日民間交流與人員往來，緩和雙邊關系，尋找雙方的合作領域。

當然，野田佳彥的對華態度，并非單純的“友好”，日本的稀土等關鍵礦物的加工鏈更是高度依賴中國，即便日本推行“中國+1”戰略，也無法在短時間內擺脫這種依賴。野田佳彥很清楚，與中國搞極端對抗，最終受損的還是日本自身。

客觀上說，只能說他擔任首相比高市早苗的激進政策要強一點，但短期內無法改善中日關系。

除了野田佳彥，小泉進次郎也是此次大選的潛在首相候選人。不過其所屬的政黨勢力較弱，頂多是作為野田佳彥的補充。

【對華態度，不會因為個人而改變】

即便高市早苗下臺，野田佳彥或其他務實派人物當選日本首相，中日關系也不可能很快緩和，更不會回到過去的“蜜月期”。

回顧這幾十年，日本的對華政策始終圍繞著四大核心邏輯。

一是現代化硬邏輯，日本始終將軍事現代化作為生存核心，二是資源依賴邏輯，日本本土資源匱乏，能源、稀土、制造業中間品高度依賴海外，尤其是中國，三是外部強權依附邏輯，從明治時代依附英國，到戰后倒向美國，日美同盟始終是日本外交的基軸，日本的對華政策，必須服從于美日同盟的整體戰略。四是經濟工具化邏輯，日本始終將經濟作為對華外交的杠桿。

這四大邏輯，決定了日本的對華政策始終在“對沖”與“平衡”之間搖擺，無論誰擔任首相，都無法脫離這一框架。

石破茂時期的中日關系，曾出現過短暫的友好局面，但其背后付出的努力，遠超外界的想象。石破茂擔任日本首相期間，始終堅持對話與合作，多次訪華，推動中日在經貿、環保、人文等領域的合作，甚至不顧美國的壓力，拒絕參與針對中國的制裁。

但石破茂的努力，始終受到日本國內右翼勢力和美國的制約，只能說是相對緩和，并未從根本上解決兩國之間的分歧，釣魚島問題、歷史問題等核心矛盾，依然存在。

這就足以說明，不同首相的不同態度，只是讓中日關系在不同階段呈現出不同的特點，卻無法改變兩國之間既合作又競爭的基本格局。

換句話說，中日兩國在地區格局、戰略利益等方面，存在著天然的分歧，這些分歧并非個人態度所能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