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藝國際】解履先（江蘇）|| 永樂大典三步曲——從思想萌芽到文化巔峰的壯麗史詩

▼永樂大典三步曲

——從思想萌芽到文化巔峰的壯麗史詩

作者/解履先

【作家/詩人風(fēng)采】

★解履先，江蘇宿遷人，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愛好者，解氏文化研究者，解縉研究會會員，撰寫解氏文化研究資料近20萬字。

【作家/詩人作品】

永樂大典三步曲

——從思想萌芽到文化巔峰的壯麗史詩

作者//解履先

【作者按】

《永樂大典三步曲》為《解縉與永樂大典》一文的濃縮版，《解縉與永樂大典》全文分《永樂大典之父》、《永樂大典初名》、《永樂大典之名》、《永樂大典之姚廣孝》等章節(jié)，計兩萬字左右。

洪武二十一年，年輕的解縉向朱元璋呈《大庖西封事》，批評了《韻府》等書“鈔輯穢蕪，略無可采”，提出了編纂一部大型類書的基本設(shè)想；朱棣登基后，解縉的構(gòu)想第一次以《文獻大成》的形式落地，后朱棣增派姚廣孝等重修，定稿后朱棣賜名《永樂大典》。解縉向朱元璋呈上改變中國典籍命運的建議時，不會想到這個構(gòu)想將最后演變成一部22937卷、3.7億字的鴻篇巨制，成為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百科全書。《大庖西封事》《文獻大成》《永樂大典》堪稱“《永樂大典》三步曲”，解縉堪稱“《永樂大典》之父”。

（本副S畫像，由Ai根據(jù)古代解縉畫像及解縉好友對解縉外貌的文字描述自動生成，與解縉三十多歲任首任內(nèi)閣首輔、《永樂大典》總纂官時的形象基本吻合）

解縉的文化思想先聲

洪武二十一年，即公元1388年，年輕的解縉在南京明宮的“大庖西室”向朱元璋呈上了一封重要的奏疏，這便是《大庖西封事》。《明史·解縉傳》記載：“臣見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經(jīng)》、《心經(jīng)》者，臣竊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出于劉向，向之學(xué)不純，溺于誕妄，所取不經(jīng)，且多戰(zhàn)國縱橫之論，壞人心術(shù)，莫此為甚。《韻府》出元之陰氏，抄輯穢蕪，略無可采。陛下若喜其便于檢閱，則愿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得執(zhí)筆隨其后，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之華奧，下及關(guān)、閩、濂、洛之佳葩，根實精明，隨事類別，勒成一經(jīng)，上接經(jīng)史，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歟？又今《六經(jīng)》殘缺。《禮記》出于漢儒，蠢駁尤甚，宜及時刪改。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百王之典，作樂書一經(jīng)，以惠萬世。尊祀伏羲、神農(nóng)、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皋陶、伊尹、太公、周公、稷、契、夷、益、傅說、箕子于太學(xué)。孔子則自天子達于庶人，通祀以為先師，而以顏、曾、子思、孟子配。自閔子以下，各祭于其鄉(xiāng)。魯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贈以王爵，以顏路、曾昽、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因仍，肇起天朝之文獻，豈不盛哉！”

解縉在《大庖西封事》中提出了詳細了編書原因、思路、內(nèi)容和意義等指導(dǎo)思想，充分展現(xiàn)了解縉的曠世奇才、遠見卓識及對古代文獻的爛熟于胸，充分說明了年輕的解縉對編纂這樣一部曠世文獻胸有成竹及對儒家政治理想的深遠追求。解縉試圖用儒家的仁政補救朱元璋以猛治國的弊病，然而，面對解縉的建議，朱元璋并未采納。

值得注意的是，《文獻大成》書名在文中若隱若現(xiàn)，呼之欲出。不要說被譽為“大明第一才子”的解縉，學(xué)識一般的人也能想到書名為《文獻大成》最為貼切，即便是小學(xué)生寫篇小作文也得事先有個題目吧。似乎可以這樣設(shè)想，解縉在草擬《大庖西封事》之前，《文獻大成》書名就已經(jīng)在他心中形成。

盡管如此，《大庖西封事》作為《永樂大典》編纂的思想起點，其價值不容忽視，它次系統(tǒng)性提出了編纂大型類書的理念，明確了編纂大型類書的基本方向和方法，這為后來《永樂大典》的誕生播下了思想種子；它不僅是解縉個人學(xué)術(shù)抱負的表達，更是明初士人對文化建設(shè)的集體渴望的縮影。

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曾又想起當年解縉的建言，遂詔令群臣編輯“經(jīng)史百家之言為《類要》”，但是當時解縉已經(jīng)被朱元璋“賜歸”八年，后因朱元璋同年駕崩，此事不了了之。

解縉初修《文獻大成》

歷史的車輪駛?cè)胗罉吩辏垂?403年，距離解縉向朱元璋上疏《大庖西封事》的1388年已經(jīng)過去15個年頭，在這15年里，解縉的對文化的追求不會止步不前的，他對編纂一部大型類書一定有著更為深入的思考，涉及內(nèi)容也一定比在《大庖西封事》中更為豐富。

《明史·解縉傳》記載：“縉少登朝，才高，任事直前，表里洞達。”根據(jù)解縉對文化的執(zhí)著追求及其性格特征，解縉一定再次向朱棣建言編纂一部大型類書，并建議書名為《文獻大成》。解縉的建言非常符合朱棣“文治”的政治需求，于是被朱棣采納。

朱棣命解縉為總纂官并發(fā)布敕命：“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篇帙浩糧，不易檢閱，朕欲悉采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tǒng)之以韻，庶幾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耳……爾等其如朕意，凡書契以來，經(jīng)史子集百家之書……備輯為一書，毋厭浩繁。”這就是后來的《敕命修大典》。細辨《敕命修大典》，發(fā)現(xiàn)與《大庖西封事》中的闡述高度雷同，由此可見此敕命出自解縉之手。由于朱棣對編書的認識與重視不足，僅給解縉配備147位儒生，備用素材則嚴重不足。解縉帶領(lǐng)眾人迅速開展緊張而有序的編纂工作，短短一年零四個月后，解縉將這部初步完成的巨著進呈給朱棣，并獲賜《文獻大成》之名。朱棣攬書后，受到啟發(fā)，認為“所纂尚多未備”。解縉進一步向朱棣建言：動員臣民獻書并在全國購書，以充實文庫，同時擴大編纂團隊。

解縉初修《文獻大成》的嘗試，為后續(xù)工作奠定了堅實基礎(chǔ)，也為解縉重修《文獻大成》提供了寶貴的實踐經(jīng)驗。

解縉重修《文獻大成》

朱棣增派姚廣孝、鄭賜等與編纂工程，解縉仍為主編。編纂團隊擴大到2169人，包括正副總裁、纂修、編寫人、繕錄、繪圖、圈點生等各個崗位。工作地點設(shè)在文淵閣，編纂工作的物質(zhì)保障也極為充分，光祿寺負責(zé)為編修人員提供早晚膳食。

在具體編纂方法上，解縉在《大庖西封事》中提出的“隨事類別”基礎(chǔ)上進一步深化成“以韻統(tǒng)字，以字系事”的編纂體例，即以《洪武正韻》的順序排列各韻部，韻部下收錄該韻的各字，再將相關(guān)內(nèi)容載在該字之下。這種編纂方法既吸取了韻書以韻檢字的優(yōu)點，又克服了此前類書單純分類造成檢索不便的弊病，深度體現(xiàn)了《大庖西封事》中提出的“便于檢閱”的理念。

永樂五年二月，當這部曠世宏編在大局已定、即將成書之際，因解縉未完全執(zhí)行朱棣篡改歷史的旨意，被朱棣以“廷試讀卷不公”等“莫須有”罪名貶廣西、交趾，最后被朱棣在獄中處死，朱棣有“鳥盡弓藏”之嫌。解被貶后并未消沉，他仍心系家國情懷；他利用工作之便，考察贛粵山川，體察兩地民情，向朱棣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請鑿贛江通南北”的構(gòu)想，成為“提出開鑿贛粵大運河設(shè)想的第一人”。《明太宗實錄》記載，朱棣看到解縉的奏疏后斥責(zé)解縉：“人臣受事輒引而避去，乃更欲勞民如此”。朱棣面對解縉澤被千秋萬代的重大民生工程的構(gòu)想竟然給解縉安以“勞民傷財”的罪責(zé)，而朱棣卻為一己私利“勞民傷財”歷時19年建造“大報恩寺”。

同年，《文獻大成》重修稿完成。《明太宗實錄》記載：“姚廣孝等進重修文獻大成書……一萬一千九十五本，更賜名《永樂大典》。”朱棣十分滿意，親自為這部曠世文獻撰寫了序文。序文曰：“序百王之傳，總歷代之典……纂集四庫之書，及購募天下遺籍，上自古初，迄于當世，旁搜博采，匯聚群分，著為奧典……用韻以統(tǒng)字，用字以系事……包括宇宙之廣大，統(tǒng)會古今之異同，巨細繁然明備，其余雜家之言，亦皆得以附見。蓋網(wǎng)羅無遺……名之曰：《永樂大典》”。朱棣序文的核心要義仍未突破解縉的《大庖西封事》，甚至朱棣賜名《永樂大典》的靈感也極有可能源于《大庖西封事》中的“大備百王之典”等。次年冬，經(jīng)過清抄、裝幀，《永樂大典》最終成書。

值得提醒的是，由于姚廣孝是“靖難第一功臣”，官至太子少師，官階高于解縉，《明太宗實錄》關(guān)于重修的排名次序中姚廣孝排在解縉前面，加上“姚廣孝等進重修文獻大成書”，部分不明真相者誤認為姚廣孝在重修《文獻大成》中發(fā)揮重大作用，甚至認為姚廣孝是《永樂大典》的主編。須知，修書主要依靠才華，而非官銜；解縉被譽為“大明第一才子”，尚不知姚廣孝為“大明第幾才子？”。修書如靠官銜，應(yīng)朱棣任主編，六部九卿主官任各條線負責(zé)人。縱觀《明史·姚廣孝傳》，不排除姚廣孝有搶功之嫌，即大典即將告成之際解縉被貶與姚廣孝有關(guān)。

這部曠世巨著共22937卷，分裝11095本，約3.7億字，收錄了先秦至明初的七八千種典籍。《永樂大典》的裝幀也極具皇家氣派：用明黃絲絹包面，書衣用多層宣紙硬裱；開本闊大，高50.4厘米，寬30厘米；版框尺寸高35.3厘米，寬23.6厘米。更為重要的是，大典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古籍的原貌，使《永樂大典》成為“典籍淵藪”，對后世文獻保存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

從《大庖西封事》到《文獻大成》，再到《永樂大典》，解縉始終是編纂這部曠世巨著的靈魂人物，解縉卻最終未見大典其成及真容，不能不說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大遺憾。

余音

《永樂大典》書成后，僅抄寫了一部正本，存放于南京文淵閣。永樂十九年，隨著明朝遷都北京，《永樂大典》正本也被運往北京。然而，這部巨著的命運并不平坦。嘉靖三十六年，皇宮發(fā)生大火，朱厚熜緊急命令搶運《永樂大典》，使其幸免于難，并嘉靖四十一年重錄一部副本。此后，《永樂大典》正本神秘失蹤，成為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大謎團。

副本的命運也頗為坎坷。乾隆年間修《四庫全書》時，學(xué)者們從《永樂大典》中輯出佚書385種，近五千卷。到了近代，這部巨著更是歷經(jīng)劫難。1860年，英法聯(lián)軍攻占北京，翰林院收藏的《永樂大典》遭到搶掠；1900年，八國聯(lián)軍侵華期間，《永樂大典》遭受嚴重損失。時至今日，《永樂大典》副本僅存約400冊800余卷，散落于世界各地。中國國家圖書館經(jīng)過不懈努力，已收藏其中224冊（其中62冊現(xiàn)暫存于臺北故宮博物院），成為全球最大的《永樂大典》收藏機構(gòu)。

近年來，國家圖書館牽頭“永樂大典展覽”，并在全國巡展，對弘揚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和增強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義。站在國家圖書館的玻璃展柜前，凝視著那些泛黃書頁上工整的臺閣體字跡，仿佛能聽見永樂年間解縉等兩千多名學(xué)者伏案編纂的沙沙筆聲。

從《大庖西封事》的思想萌芽，到《文獻大成》的初步嘗試，再到《永樂大典》的輝煌成就，這一“三步曲”不僅是解縉等學(xué)者智慧與毅力的結(jié)晶，更是中華文明對知識整理和傳承的不懈追求。

如今，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永樂大典》殘卷正陸續(xù)“珠還合浦”，它們跨越六個世紀的漂泊，最終在故土找到了安身之所。當學(xué)者們利用數(shù)字化技術(shù)將殘卷拼接復(fù)原時，這部皇皇巨著的文化生命在數(shù)字時代得到了新的延續(x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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