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錫侯起義后，朱老總回復道：晉康兄做了件好事，值得敬佩！

1935年5月，大渡河兩岸炮聲震天。紅軍縱隊正在安順場尋機搶渡，前敵總指揮朱德突然向幕僚提起一個名字：“鄧晉康若肯回頭，四川的天就有轉機。”一句話，說的人輕描淡寫，記下的人卻不明所以——這位“晉康”正是駐守紫打地的川軍將領鄧錫侯。十四年后，朱德那句話竟成了預言。

鄧錫侯1890年生于四川三臺，幼時家道貧寒，九歲喪母，十三歲失父，靠舅母撐持度日。村里人記得他瘦得像一根竹竿，卻有一雙極亮的眼睛，做事干脆，人情世故卻一點不差。16歲，他考進成都陸軍小學堂；再后進入保定軍校步科八期。這一路“讀武書、練刺槍”，同學們還在打牌，他已能在操場帶隊列轉圈，久而久之落下“水晶猴子”外號——眼明心細，轉向極快。

辛亥革命爆發，他隨劉存厚部南下，護國戰爭時又守馬鞍山。一次子彈把軍帽掀飛，他撿起拍了拍塵土，又頂在頭上繼續指揮，說得云淡風輕：“命硬，子彈認得我么？”前敵士兵事后想起，仍覺膽戰心驚。他的“不要命”加上部隊戰力，讓北洋方面吃了苦頭，這才有了“攻馬鞍山，難于上青天”的怨嘆。

1916年冬，滇軍北進與川軍并肩作戰，鄧錫侯與滇軍營長朱德同坐一頂破帳篷。夜半燭光里，兩人攤開地圖，探討如何偷渡金沙江。朱德一句“蜀道雖難，咱川人就得先走出去”，讓鄧錫侯拍腿稱是。從那時起，兩人雖各走天涯，情誼卻深埋心底。

20世紀20年代，四川軍閥混戰進入白熱化。劉湘、劉文輝、楊森、田頌堯你方唱罷我登場，成都、重慶數度易手。鄧錫侯像壁虎攀墻，來回倒騰：跟劉存厚聯防時強攻綿州，轉眼又與熊克武眉來眼去；看楊森坐大，馬上同劉湘結盟，合力將其逼退。人送雅號“水晶猴子”，說的是他不僅靈活，還能把風向看得透徹。

他并非只會投機。1923年在閬中，他自掏腰包辦起軍事補習團，集中各營排長學新戰術，連夜擺沙盤、拆槍機。有人問他為何這樣折騰，他回一句：“槍在誰手里，理就在誰手里。”到1924年底，他已握有兩萬兵力，被北洋政府任命為四川省長，年僅三十五歲。

抗戰爆發后，四川軍人遠赴華北。鄧錫侯率第四十一軍參加臺兒莊會戰，行前他在瀘州誓師，“我帶來的是川軍，不是土匪”，說完把一枚子彈咬在牙縫示眾。在徐州會戰失利的大潰退中，他的部隊仍拼命掩護友軍南撤。這一仗讓中央軍對川軍改觀，也使他見識到國民政府的命令混亂，埋下日后“另擇道路”的伏筆。

1946年，蔣介石重整西南防線，鄧錫侯被任命為“西康綏靖公署主任兼第十六軍團長”，駐守溫江—成都一線。表面光鮮，實際上缺槍少炮，彈藥統制在桂系手里，國統區通貨膨脹，人心思變。老人常說：“久賭必輸，別再壓注在一張爛牌上。”

時間來到1949年秋，解放軍西南進軍，賀龍、劉伯承二野、四野云集長江上游。綏靖公署電報室每天收到戰報，川軍潰散的數字一條條躥升。潘文華、王陵基等地方實力派暗中找門路，重慶、樂山之間已經流傳“紅軍進川不過三月”的說法。鄧錫侯安靜觀察，更多時候獨自抽旱煙，一聲不吭。

11月下旬，西康密使張睿堂押著一封寫有“紅白兩條路，君可自擇”的信件來到軍部。信末署名“德”——是舊友朱德。陪同密使的地下交通員回憶，鄧將軍看后捻須半晌，只說了三個字：“我懂了。”隨后他讓人連夜草擬通電，以“順應民意、停止內戰、保全四川”為由，準備宣布起義。

1949年12月9日，成都北郊文宮場炮聲未歇，鄧錫侯與潘文華聯名通電，正式起義。電文發出的第二天，中央軍委答電飛抵溫江，朱德親筆寫下：“晉康兄為人民做了件好事，值得敬佩。”短短十六字，道盡二人三十余年情分，更宣告川西局勢巨變。

起義當天，鄧部兩萬余人按約定向解放軍移交武器。許多士兵以為要被拉去“填炮灰”，誰料前來接防的是曾經在滇川戰場與他們對峙的紅軍老兵，彼此相認，反倒談笑風生。有人私下說：“換個旗子，不用再打自己的兄弟，也好。”

起義后，成都和平解放的條件成熟。12月27日夜，劉伯承、鄧小平部隊渡江入城，未聞大規模槍聲。解放軍入城時，鄧錫侯在西御街軍門口迎接，穿著舊呢正裝，軍銜領章已經摘下。他見到許久不見的朱德，只說了句：“老總，我沒給你丟臉。”朱德拍拍他肩：“從馬鞍山到今天，你一直是條好漢。”

新中國成立后，鄧錫侯被任命為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全國政協常委。他低調行事，不再插手軍務，卻常到成都軍區講課，告誡青年軍官：“打仗靠本事，成敗在民心。”1964年春，因病與世長辭，終年七十五歲。人們整理遺物時，發現那份寫著朱德親筆“值得敬佩”的電報被他仔細夾在日記本里，封面仍留有大渡河畔泥點，半個世紀的風塵未曾拂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