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寫文化大家群像，讓歷史與當(dāng)下對話共振

來源：滾動播報

（來源：上觀新聞）

“從最年長的畫家吳昌碩，到最年輕的琴人成公亮，書中十位文化大家恰好串聯(lián)百余年來中國現(xiàn)當(dāng)代史，表達知識分子在啟蒙、救亡、解放、變革等時代主題下的思考和選擇。”日前，在“那些在長途上行進的先生——汗漫《與誰同坐》新書分享會”現(xiàn)場，作家邱華棟、評論家徐可、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總編輯韓敬群和作者圍談。

書名來自蘇軾名句“與誰同坐，明月清風(fēng)我”。書中塑造了詩人徐玉諾、考古學(xué)家董作賓、詩人劉半農(nóng)、作家許地山、出版家張元濟、畫家吳昌碩、翻譯家朱生豪、電影導(dǎo)演蔡楚生、園林學(xué)家陳從周、琴人成公亮等十位先生群像，讓歷史與當(dāng)下形成共生對話關(guān)系。

《與誰同坐》是對十位文化人物的生平追述，更是對一種精神傳統(tǒng)的梳理與呼喚。汗漫在后記中將人物體現(xiàn)的精神概括為“君子、士、大人、先生、俠、知識者”。邱華棟評價，這本書能讓讀者看到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上本應(yīng)更加熠熠閃光的文化大師以及他們在各領(lǐng)域的創(chuàng)造。“汗漫散文寫作既有大地般寬廣，又有浪漫、漫溢、漫開的詩性，因其有一種對文化本身的敬仰，就像石頭一樣，把他牢牢鑲嵌在大地上。”他評價其散文讓讀者獲得如讀長詩般的審美體驗，也能汲取“非常具體的知識體系”與心靈共鳴。

徐可以許地山為例提到，大眾通常知道《落花生》，卻對其在故宮文物南遷等重大歷史事件中的貢獻知之甚少。“把這些先生們的故事挖掘打撈出來特別有意義，具有珍貴的當(dāng)下價值。”

在他看來，汗漫散文代表了“新古典主義散文”方向：“沒有‘抒情腔’，不是沒有‘抒情’。中國散文有偉大的抒情傳統(tǒng)，為什么發(fā)展到21世紀就要拋棄這一傳統(tǒng)？人們反對的是那種過度抒情，虛偽的抒情，扭捏作態(tài)的抒情，就是劉勰在《文心彫龍》里所說的‘為文而造情’。”他還舉孫犁為例，晚年《書衣文錄》寫得極其樸素，但蘊含很深的感情。“文化散文、歷史散文大有可為，關(guān)鍵是怎么去寫它。不能當(dāng)史料搬運工或是炒冷飯，要有所寄托，有新的發(fā)現(xiàn)、新的感悟。”

韓敬群則從文化史角度對“君子”與“先生”進行辨析，“先生”一詞更具溫度，在傳統(tǒng)文化中具有雙重意蘊——既有“先生之風(fēng)，山高水長”的崇高敬意，又承載著平易近人的親切。從陶淵明自稱“五柳先生”、白居易稱“醉吟先生”，到杜甫稱呼困頓友人鄭虔為“廣文先生”，皆可見“先生”有人間煙火氣。書中人物如朱生豪，不僅以翻譯莎士比亞而聞名，也因?qū)懴隆敖裨缧褋砩跏窍肽恪钡葦?shù)百封情書而顯得鮮活可感。

《與誰同坐》中的十位先生周圍，都有師長、同道、學(xué)生、知己，與其同坐同行，從而構(gòu)成一個時代的知識分子群像，“比如，張元濟周圍，是鄭振鐸、徐玉森、何炳松等‘文獻保護同志會’諸君子；陳從周周圍，是俞振飛、貝聿銘等大家。在先生們身上，能夠強烈感受到‘來不及了’的緊迫感，及‘舍我其誰’的使命感。”鄭振鐸當(dāng)年說過“民族文獻、古文典籍為子子孫孫元氣之所系，為千百世祖先精靈之所寄”——汗漫認為，回顧這份“元氣與精靈”，值得珍視。

原標題：《書寫文化大家群像，讓歷史與當(dāng)下對話共振》

欄目主編：李婷

來源：作者：文匯報 許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