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有人提出撤銷他的大軍區司令，沒被允許，3年后沒有幸免

1967年7月，北京西山的夜風帶著濕熱，軍區機關加班的燈火卻一點沒減。那天深夜，參謀長送來一紙急電：楊勇、廖漢生因“問題”被停止職務。文件落款清晰——中央軍委。這一刻，副司令鄭維山明白，暴風雨真正逼近了北京軍區。

鄭維山出身紅四方面軍，1915年生，十六歲扛槍入伍。從川北草鞋山溝一路打到長江以北，抗戰時駐晉察冀，解放戰爭又轉戰平津、太原。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他站在景山腳下，才第一次細看城墻上的灰瓦。1955年授銜時，他是少將里資歷最老的一批，卻始終維持低調。

風浪來得極快。1967年8月至1968年春，北京軍區陷入拉網式“清查”。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3月被統稱“山頭”而遭打倒，黃永勝臨危接任總長。3月24日，人民大會堂，駐京部隊團以上干部到齊。批判大會宣讀通報，氣氛壓抑，連座椅摩擦聲都清晰可聞。

陳先瑞后來回憶一句話：“臺下像凍住一樣。”會后兩天，北京軍區黨委會緊接召開。主持人還是陳先瑞，批判的名單卻又多了鄭維山、蕭文玖。黃永勝當場指責：“檢討不過關，繼續深挖。”有參謀私下嘀咕：“這帽子扣得太快。”一句話，很快便被警衛制止。

就在這次會議上，“是不是連鄭維山也撤”的提議被提了出來。軍委有人搖頭：再動，軍區班底就全碎了，“動得太多不好”。臨時的結論是——先談話，暫不調整。鄭維山因此在1968年春險險保住軍區司令的帽子，但暗涌并未退去。

1970年8月第二次廬山會議，隨著陳伯達問題曝光，“華北山頭主義”一詞再次被推到聚光燈下。有人將“山頭”與“四方面軍舊部”簡單相連，鄭維山再次成為眾矢之的。9月，北京軍區內部文件指出“必須徹底打掉山頭主義的頑固堡壘”，署名者包括幾位在京核心領導。

1971年1月，命令下達：鄭維山不再擔任北京軍區司令員，李德生接替。通知措辭冷硬，只一句“另行分配”。走出作戰部大樓時，有老參謀低聲說：“老鄭，挺住。”鄭維山點頭，沒回應。

被“擱置”后，他在西郊干休所編寫作戰史料。那幾年，他最常說的一句話是：“部隊是戰斗隊，不是帽子隊。”1960年代的部下后來回憶，老首長說這句話時神情平靜，“聽得人鼻子發酸”。

時間推到1979年7月。中越邊境自衛反擊戰剛結束，總參重新梳理干部歷史。鄭維山提交申訴：要求查明“華北山頭主義”問題。總政組織部進駐北京軍區與原晉察冀老戰士核對材料，結論很快顯現——所謂“山頭主義”缺乏事實支撐，部分檢舉出于派性。軍委批復：徹底平反。文件電報開頭四個字“鄭維山同志”，歷經八年，重新出現。

值得一提的是，許多老干部聽到平反消息后，第一時間打電話祝賀。電話另一端，鄭維山只說了一句：“打仗憑紀律，做人憑良心。”隨后掛斷。話不多，卻把幾十年戎馬生涯中的兵家準則說透了。

1982年春，黃河岸邊的蘭州軍區迎來新司令，鄭維山重新披掛上陣，接替杜義德主持西北防務。那年他67歲，仍堅持每周一次野外拉練。師團主官報告完畢，常被他一句“去一線看看”的命令扔回圖上作業，老將軍脾氣不大，要求卻細。

1985年，全軍百萬大裁軍開始，鄭維山主動提出退出領導崗位，改任軍區顧問。同年底，他正式離職。臨別時，他把那本磨損的《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留給軍區圖書室——書頁角落還有他在干休所寫的批注。

回頭看，1968年那場“是否撤職”的爭論像驟雨，第一次落下時，他憑“動得太多不好”五個字保住職務；第二次雷聲再來，沒有幸免。三起三落間，一個老紅軍將領的名字曾被蒙塵，卻也因真實戰功與人格力量最終重歸清白。

軍旅內部常把鄭維山的經歷當教材：槍林彈雨能磨礪鋼鐵，風云翻涌也考驗人心。有人感慨，“能在陣地上倒下不難，難的是在風浪里站住。”鄭維山沒有留下華麗語錄，留給后輩的，是八個字——“低調為人，硬氣帶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