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年我去相親，丈母娘讓我和大姐睡一屋，那晚我目睹了難忘一幕

一九八五年的秋天，風里已經帶了明顯的涼意，吹過魯東南這片貧瘠的丘陵地帶，卷起土路上干燥的浮塵，也吹得路旁那些葉子稀疏的楊樹嘩啦作響。我，李衛國，蹬著那輛除了鈴鐺不響哪兒都響的永久牌二八大杠，車把上掛著兩包用舊報紙裹了好幾層的桃酥和一瓶縣城供銷社打的散裝白酒，正吭哧吭哧地往二十里外的張家溝趕。車后座上，綁著一條肥瘦相間的豬后腿，那是母親天不亮就去公社肉站排隊，用攢了半年的肉票和咬牙擠出的錢換來的。今天，是我相親的日子。

二十五歲，在當時的農村，已經是個讓父母愁白了頭、讓媒婆提起就搖頭的“大齡青年”。家里窮，兄弟三個，我排行老二，爹娘勒緊褲腰帶供我讀到高中畢業，在村里小學當了兩年民辦教師，算是有點文化，可這點文化在實實在在的窮困面前，屁用不頂。前頭說了幾門親事，都黃了，要么嫌我家房子破（還是土坯房，大哥結婚占了一間，我和老三擠在灶房隔壁），要么嫌我掙的工分少（民辦教師那點補貼，還不夠買書本的）。這次，是遠房表嬸牽的線，說張家溝有戶人家，姓張，家里兩個閨女，大的叫桂芳，二十六了，還沒出門子（出嫁），小的叫秀蘭，二十二，模樣周正，手腳勤快，就是家里條件也一般，不挑。表嬸壓低聲音說：“衛國啊，張家那大閨女……腦子可能不太靈光，有點‘憨’，所以耽誤了。你相的是二閨女秀蘭，見了面機靈點，別提她姐。”

我心里沉了沉，但沒別的選擇。母親把豬后腿遞給我時，眼圈紅了：“國啊，這回……這回無論如何得成啊，再不成，娘真沒法子了。”我點點頭，把那股酸澀硬生生咽了回去。

蹬了快兩個鐘頭，晌午歪了才看到張家溝那幾排低矮的土房子。按照表嬸說的，找到村東頭那棵老槐樹，后面就是張家的院子。土坯墻塌了半截，院門是幾塊木板釘的，歪斜著。我把自行車靠在墻根，整了整身上那件洗得發白、肘部還打著補丁的藍色中山裝，深吸一口氣，拍了拍門。

開門的是個五十多歲、黑瘦干癟的婦人，穿著打著補丁的灰布褂子，眼神銳利得像錐子，上下掃了我一遍，尤其在車把上的桃酥和車后座的豬后腿上停留了片刻，臉上才擠出一點笑模樣：“是李家后生吧？快進來，路上累了吧？”這就是我未來的丈母娘，王彩鳳。

院子不大，堆著柴火和農具，顯得有些雜亂。正屋是三間土房，窗戶很小，糊的報紙已經發黃破損。一個同樣黑瘦、佝僂著背、蹲在屋檐下悶頭抽旱煙的男人抬起頭，看了我一眼，又低下頭去，沒說話。這是我未來的老丈人，張老栓。

“秀蘭，秀蘭！人來了，倒水！”王彩鳳朝屋里喊了一聲。

門簾一挑，出來個姑娘。個子不高，身材單薄，穿著一件半新的碎花褂子，梳著兩條麻花辮，臉盤清秀，眼睛挺大，但眼神有些躲閃，不敢正眼看我。她低著頭，拎著個豁了口的瓷壺，給我倒了碗白開水，手指粗糙，指甲縫里還有泥。“你……喝水。”聲音細細的，帶著怯。

這就是秀蘭。模樣確實還算周正，但整個人透著一股瑟縮和木訥，不像表嬸說的“手腳勤快、機靈”。我心里有些失望，但面上沒露出來，客氣地接過碗：“謝謝。”

相親的過程簡單得近乎潦草。在王彩鳳的主導下，問了問我家幾口人，幾間房，我一年掙多少工分，當老師有沒有轉正的希望。我一一答了，盡量往好了說，但家底就那樣，再好也好不到哪去。張老栓始終沒吭聲，只是吧嗒吧嗒抽他的煙。秀蘭坐在炕沿，低著頭，手指絞著衣角，我問她話，她就“嗯”、“啊”幾聲，再無多話。倒是王彩鳳，話里話外打聽我帶來的禮，又抱怨家里如何困難，大閨女如何不省心，小閨女如何懂事卻命苦。

午飯就是玉米面貼餅子，一盆不見油星的燉白菜，唯一算得上葷腥的，就是我帶來的那條豬后腿切下的一小部分，炒了一盤咸菜。吃飯時，我注意到里屋門簾后面，似乎有個人影一直晃，但沒出來。王彩鳳罵了一句：“死妮子，滾出來吃飯！躲什么躲！”門簾掀開，一個穿著更破舊、頭發枯黃凌亂、身材比秀蘭高大些的女人低著頭蹭出來，端了自己的碗，默默夾了點菜，又縮回里屋去了。整個過程，她沒抬頭，也沒發出一點聲音。這就是那個“有點憨”的大姐，桂芳。

氣氛一直沉悶而尷尬。吃完飯，王彩鳳拉著我又說了會話，眼看日頭偏西，我起身告辭。王彩鳳卻一把拉住我：“衛國啊，這天色不早了，回你們李家莊還得翻兩道梁，路上不安全。要不……今晚就住下吧？反正……反正以后也是一家人。”她眼神閃爍，語氣卻不容拒絕。

我愣住了。第一次相親就留宿？這不合規矩。我看向張老栓，他依舊沉默抽煙。秀蘭臉紅了，頭垂得更低。我心里升起一股怪異的感覺，但看看外面確實不早的天色，又想到母親期盼的眼神，猶豫了一下，還是點了點頭：“那……那就麻煩叔和嬸了。”

“麻煩啥，不麻煩！”王彩鳳臉上笑開了花，立刻指揮秀蘭，“去，把你那屋收拾收拾，讓你姐今晚跟你擠擠。”又對我說，“衛國啊，家里窄巴，沒多余的炕。這樣，你跟你大姐桂芳睡東屋那炕，中間拉個簾子就行！桂芳老實，不打緊！”

什么？！讓我跟那個“有點憨”、第一次見面的大姐睡一屋？還是睡一個炕？哪怕中間拉簾子，這也太離譜了！我驚得差點跳起來，臉騰地紅了，又急又窘：“嬸子，這……這不行！這像什么話！我……我去村支書家借宿一晚，或者我去牲口棚湊合一宿也行！”

“哎呀，你這孩子，咋這么封建！”王彩鳳板起臉，“咱們莊戶人家，哪有那么多講究！家里就這條件，你將就一晚咋了？桂芳是我閨女，我還能害你不成？再說，黑燈瞎火的，你去哪兒找地方？聽嬸的，就這么定了！”她的語氣強硬起來，帶著一種農村婦人特有的、不容置疑的潑辣。

張老栓這時磕了磕煙袋鍋，悶聲說：“住下吧。”算是拍了板。

秀蘭自始至終沒說話，只是飛快地瞥了我一眼，眼神復雜，然后低頭進了西屋。

我僵在那里，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心里像吞了只蒼蠅般難受。但人生地不熟，天色已暗，我最終還是在王彩鳳半推半勸下，硬著頭皮，抱著我的破帆布包，走進了那間低矮、昏暗、散發著霉味和奇怪氣味的東屋。

屋里比外面更顯破敗。土炕占了大半地方，炕席破舊，露出下面的黃土。炕中間果然掛著一塊洗得發白、打著補丁的藍布簾子，算是隔斷。靠墻有個破木柜，除此之外，別無他物。大姐桂芳已經坐在了炕的里側，靠墻蜷縮著，依舊低著頭，像一尊沒有生氣的泥塑。她換了一件更破的褂子，肩膀處都磨薄了。

王彩鳳抱來一床同樣破舊、但還算干凈的被子，放在炕的外側：“衛國，你就睡這兒。桂芳，你睡里面，晚上安生點，別吵著人家！”她又對我堆起笑，“早點歇著，明天吃了早飯再走。”說完，便帶上門出去了。

屋里只剩下我和那個沉默的“大姐”。油燈如豆，光線昏黃搖曳，將她的影子投在斑駁的土墻上，放得很大，微微晃動。氣氛尷尬、詭異到極點。我坐在炕沿，離那簾子遠遠的，渾身不自在。我試著低聲說：“大姐，我……我打地鋪吧？”她沒有反應，連頭都沒抬一下，仿佛沒聽見。

我無奈，只好和衣躺下，扯過被子蓋在身上，面朝外，背對著簾子。心里亂糟糟的，這算哪門子相親？這家人也太奇怪了。那個秀蘭，木訥得過分；這個大姐，詭異得嚇人；丈母娘強勢得不近情理；老丈人像個悶葫蘆。這親事，還能成嗎？母親期盼的眼神又浮現在眼前，我嘆了口氣，強迫自己閉上眼睛。

不知過了多久，我被一陣極其輕微、壓抑的窸窣聲驚醒。不是夢，聲音來自簾子后面。我屏住呼吸，悄悄轉過頭。借著窗外透進來的微弱月光（油燈早已熄滅），我看到簾子微微晃動著，后面那個蜷縮的身影，似乎在動。不是翻身，而是……在摸索什么。

然后，我看到一只手，從簾子底下，極其緩慢、顫抖地伸了出來。那只手瘦骨嶙峋，手指關節粗大，皮膚粗糙，在手心位置，似乎緊緊攥著什么東西。那只手摸索著，摸到了炕沿，摸到了靠近炕沿的墻壁，那里好像有一塊松動的土坯。手指摳著土坯邊緣，一點一點，極其艱難地將那塊土坯挪開一小條縫隙，然后將手心里那東西，小心翼翼地塞了進去，再把土坯復原。

做完這一切，那只手像受驚的兔子般縮了回去。簾子后面傳來極力壓抑的、細碎的嗚咽聲，像受傷的小獸在深夜舔舐傷口，充滿了無盡的痛苦和絕望。那不是“憨傻”之人發出的無意識聲音，那是一個清醒的靈魂在極度壓抑下的悲鳴！

我渾身汗毛倒豎，心臟狂跳。她在藏東西？藏什么？為什么藏得如此隱秘、如此恐懼？聯想到王彩鳳說她“腦子不靈光”，以及她白天的異常沉默和躲避，一個可怕的猜想浮上心頭：她可能不是天生癡傻，而是……被迫沉默？或者，在隱藏什么巨大的秘密？

我躺在那里，一動不敢動，假裝熟睡，耳朵卻豎得尖尖的。嗚咽聲漸漸低下去，變成一種疲憊的喘息。又過了很久，久到我以為她睡著了，簾子那邊卻傳來極其輕微、幾乎聽不見的哼唱聲，調子古怪，不成曲，斷斷續續，像母親哄孩子睡覺的搖籃曲，又像某種古老的、悲傷的民謠碎片。哼唱聲里，帶著一種讓人心碎的溫柔和懷念。

這一夜，我幾乎沒合眼。那伸出的手，那壓抑的嗚咽，那詭異的哼唱，像烙鐵一樣燙在我的記憶里。天剛蒙蒙亮，我就爬了起來。王彩鳳已經起來了，在灶房忙活。秀蘭在掃院子。張老栓依舊蹲在屋檐下抽煙。我洗漱完，王彩鳳熱情地招呼我吃早飯——玉米糊糊和咸菜疙瘩。吃飯時，我忍不住看向東屋門簾，桂芳沒有出來。

我試探著問：“嬸，大姐……她不吃早飯？”

王彩鳳臉色一沉，沒好氣地說：“不用管她，餓了自己知道吃！死妮子，一天到晚不吭聲，就知道吃閑飯！”語氣里的厭惡毫不掩飾。

我越發覺得不對勁。匆匆吃完早飯，我提出告辭。王彩鳳這次沒再挽留，只是說：“衛國啊，回去跟你爹娘好好說說，秀蘭這孩子，絕對勤快本分。彩禮嘛……我們也不多要，就按咱這邊一般規矩來，你看咋樣？”她盯著我，眼神里帶著期盼和算計。

我含糊地應著，推著自行車出了院門。走到村口老槐樹下，我停下腳步，鬼使神差地，又回頭望了一眼那個破敗的院子。正好看見秀蘭站在院門口，朝我這邊望著，眼神依舊怯怯的，但似乎多了點別的什么，像是……同情？還是無奈？她很快又低下頭，轉身進去了。

回去的路上，我蹬得飛快，心卻比來時更亂。那晚目睹的一幕幕在我腦海里反復回放。那只藏東西的手，那悲戚的嗚咽，王彩鳳對桂芳的態度，秀蘭的沉默和最后那一眼……這一切都指向一個令人不安的真相：這個家，絕不像表面看起來那么簡單。那個“憨傻”的大姐桂芳，很可能承受著難以想象的痛苦和壓迫。

回到家，母親急切地迎上來問情況。我張了張嘴，卻不知從何說起。難道說我看上了那家的二閨女，卻因為她大姐可能是個被虐待的可憐人而猶豫？還是說那家人行為古怪，讓我心生退意？最終，我只說：“再看看，不著急。”母親嘆了口氣，沒再追問。

過了幾天，表嬸來打聽消息。我把我的疑慮和那晚的見聞（除了藏東西和哼唱的細節）委婉地說了。表嬸聽完，臉色變了變，壓低聲音說：“衛國，有些話……本來不該我說。張家那大閨女，唉，造孽啊……聽說早些年，模樣挺好，性子也烈，跟鄰村一個知青好上了，家里死活不同意，把她關起來打，那知青也回城了，再沒音信。后來……人就有點不太對了，時好時壞。張家覺得丟人，一直關著她，也不給瞧病，對外就說她‘憨’。那張彩鳳，可不是個省油的燈，厲害著呢，把男人管得死死的，對那大閨女……嘖，不當人看。二閨女秀蘭，也是個老實疙瘩，被她媽拿捏得死死的。”

表嬸的話，印證了我的猜測。桂芳不是天生癡傻，是被逼的，是被這個家，被那個時代，被殘酷的命運聯手逼成了那樣。她夜里藏東西，或許是在藏一點點屬于自己的念想或積蓄；她壓抑的哭泣和哼唱，是在哀悼逝去的愛情和青春。而她母親安排我和她睡一屋，恐怕不僅僅是因為家里窄巴，更是一種試探，或者是一種對“憨女”最后的、荒誕的“廢物利用”？

想到這些，我心里堵得難受。那晚昏暗油燈下，那只顫抖著藏匿希望（或絕望）的手，成了我記憶里最沉重的一幕。我無法想象，如果我娶了秀蘭，進入那個家庭，我將以何種面目面對那個被囚禁在“憨傻”名目下的靈魂？我又如何能在一個明知有如此隱痛和不公的家庭里，心安理得地生活？

最終，我讓表嬸回絕了這門親事。母親很失望，但看我態度堅決，也沒再勉強。后來，我又相了幾次親，過程都不順利，直到兩年后，遇到了我現在的妻子，一個同樣家境清寒但性格開朗、眼神明亮的姑娘。我們結婚時，一無所有，但彼此尊重，互相扶持，日子慢慢好了起來。

很多年過去了，我早已離開農村，在城里安了家。但一九八五年秋天，張家溝那個夜晚，那只從簾子下伸出的手，那壓抑的悲泣，卻時常在我夢中浮現。那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離地目睹一個女性在封建家庭和悲慘命運下的無聲掙扎，它讓我對婚姻、對家庭、對人性有了更深刻也更沉重的認識。

那不是一次失敗的相親，那是一堂關于苦難、尊嚴和選擇的，永生難忘的課。我不知道桂芳后來怎么樣了，是否逃出了那個家，是否得到了些許溫暖。我只希望，在那個月光微弱的夜晚，我假裝沉睡的沉默，沒有成為壓垮她的又一種冷漠。有些畫面，看過一次，就是一生；有些聲音，聽過一回，便再難忘記。那是一個時代的剪影，也是一個女人悲歌的殘響，永遠定格在了我二十五歲那年的秋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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