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看古裝劇都會犯嘀咕:那些靠背書考上狀元的人,連基本算術都不一定會,怎么就能管水利、修工程、調糧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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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其實很簡單,科舉從來就不是為了選“會干活的人”,它選的是“聽話、好用、立場穩定的人”。
在古代的權力體系里,真正值錢的不是技術,而是忠誠和秩序,懂技術的人,只要會干就行,不需要他們有地位,更不需要他們有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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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會看到一個很反常的現象:趙州橋、都江堰、紫禁城這些頂級工程,全是世界級水準,但真正干活的人幾乎不留名,領獎、寫奏折、進史書的,永遠是讀經典的官員。
技術在那個體系里,被明確壓在最底層,只能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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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不需要官員會造東西,只需要他們會管理、會服從、會維護秩序。
說白了,就是你可以聰明,但不能“想太多”。
那問題來了:既然官員不懂技術,國家怎么運轉?答案是靠“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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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一輩子干活,卻沒資格當官,你干得越好,就越被鎖死在原地。
到了明清,這種分層更徹底:官是官,吏是吏,世世代代都別想翻身。
這套制度,本質上就是把技術能力和政治權力徹底切開,防止“懂事太多的人”進入決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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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機器的每一次精密運轉,背后都是這些人,但歷史從不記他們的名字。
如果站在皇帝的角度看,這套設計非常理性,一個超大帝國,最怕的不是技術落后,而是思想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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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科的核心是懷疑、求證、推翻舊結論,而這恰恰是統治者最忌諱的東西。
一個天天追問“為什么”的人,遲早會問到“憑什么你當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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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儒家經典提供的是一套完整、封閉、穩定的價值體系,把上下尊卑,君臣父子都寫死了。
通過科舉,全國精英被統一訓練成同一套思維方式,溝通成本低,叛亂風險也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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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效率不高,也足夠安全,這套邏輯在很長時間里確實有效,但代價也很明顯:一旦外部世界進入拼技術,拼工業的階段,這種只重思想,不重能力的體系就徹底失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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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頭看,科舉不考數理化,并不是疏忽,而是一場持續千年的“管理策略”。
問題只在于,這筆賬在新時代里,終于算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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