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政治流亡者的華麗轉身

來源：《人物》2012年第3期 作者：馬勇（著名歷史學家）

光緒帝不僅在 1898年擁有權力，即便到了1900年義和團戰爭時，也是御前會議的主持人之一。中外沖突迫在眉睫之時，依然是光緒帝在御前會議上力挽狂瀾，阻止強硬派對外尋釁開戰。

1912年 10月 8日，也就是武昌起義一周年前夕，流亡海外長達 14年的梁啟超高調回國，受到英雄凱旋般的歡迎。如果說與梁啟超有政治關聯的民主黨、共和黨盛大集會，為其歸來大造聲勢，還能理解，因為他們畢竟還要在民國的政治架構下繼續活動。那么，不好理解的是袁世凱，他曾長時期被康有為、梁啟超攻擊，現在卻不計前嫌，盼星星盼月亮一樣地盼望著梁啟超歸來，好像中國離開梁啟超就無法運轉，袁世凱政府離開梁啟超就要倒臺似的。更不好理解的還有革命黨人，他們在過去十幾年的“革命時代”，幾乎一直與梁啟超正面沖突，然而現在黃興等革命領袖像恭候開國元勛一樣在天津守候多日，期待在梁啟超踏進國門的第一時間給予接見。至于前清舊官僚、民國新官僚就更不必說了，前直隸總督張錫鑾、民國第一任內閣總理唐紹儀等，也在天津列隊恭迎，排隊請客。整個天津在那段日子里，簡直是為梁啟超一個人而存在。盛大隆重的歡迎活動一個接著一個持續數十天，弄得梁啟超自己都不好意思，他在寫給孩子們的信中一再“謙遜地”表示：真的想不到國內對他如此歡迎，這些歡迎儀式太過盛大太過招搖了，真的有點擔當不住了。在過去十幾年流亡的日子里，從來沒想過會有今天這樣的情形。此情此景，太令人難忘了。

梁啟超

百年后回望 1912年，一個長時期堅定?；史磳Ω锩母牧贾髁x者為什么會在民國元年被尊為民國元勛呢？梁啟超究竟緣何從一個反對革命的保守主義者向共和主義者華麗轉身的呢？這其中究竟有什么蹊蹺？

保皇背后的功利主義

其實，梁啟超被英雄般的歡迎是對的，雖然他在此之前長時期堅持保皇，支持清廷的政治變革，反對革命。但人們不太清楚的是，梁啟超維護體制維護皇權反對革命的堅定性非常有限，而且在關鍵時刻最先轉向，成為舊體制的終結者和新體制的共建者。只是在過去一百年，我們被梁啟超給出的近代史敘事所遮蔽，只記住了他改良的一面，而忽略了他在晚清最后時刻走上政治反抗，加入造反者隊伍的事實。一百年過去了，各種史料逐漸呈現出來，使我們有機會重建這段史實。

梁啟超在政治上的發跡主要得益于 1898年的政治變革，特別是變革的失敗。不論“戊戌政變”真相如何，梁啟超都是最大受益者，他因“戊戌六君子”慘死而長時間獲得了道義上的同情。至于在海外流亡那些年，不論風云變幻，梁啟超除了非常短暫的一段時間想和孫中山等革命黨人聯手反清排滿外，基本上都堅定地站在清廷這一邊，至少在公開言辭中始終對光緒帝癡心不改，一再向清廷表白自己只有一個目標，就是拯救光緒帝，就是要將被慈禧皇太后奪取的皇權還給皇上。然而，對于梁啟超的這些宣傳、諂媚與討好，清廷始終不認賬。光緒帝數次公開發言，痛斥梁啟超，以為梁啟超的那些說法荒誕不稽，1898年政治轉折根本不是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中所說的那個樣子。

對于清廷的指責，梁啟超不理不睬，只是按照自己的思路宣揚?；省嵤虑笫堑卣f，在流亡的那些年里，梁啟超先后主編了好幾個刊物，寫了許多文章，傳布了大量新思想，比如“新民說”，比如君主立憲的政治主張，這對于中國后來的政治進步貢獻良多。

在流亡的日子里，梁啟超的這些活動都沒有問題，但只要涉及 1898年秋天那個政治轉折的故事，他的看法就不被認同，不被接受。比如他一直認為清廷政治不進步不改革，清廷之所以在 1894年之后一次又一次被動挨打，都是因為慈禧皇太后攬權，因為光緒帝沒有掌握實際權力。梁啟超堅信，皇權中心的偏移是重要原因，而慈禧皇太后政治上的保守和偏聽偏信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素。

其實，從晚清政治史的實際情況看，梁啟超的這個說法是很值得懷疑的。光緒帝不僅在 1898年擁有權力，即便到了 1900年義和團戰爭時，也是御前會議的主持人之一。如果一定要按照梁啟超的說法強調光緒帝在 1898年秋天“那場未遂政變”之后就被囚禁在瀛臺了，那么我們就很難理解 1900年當中國的政治危機一觸即發，中外沖突迫在眉睫之時，依然是光緒帝在御前會議上力挽狂瀾，阻止強硬派對外尋釁開戰。假如光緒帝此時失去了自由，他一定會像一個泥菩薩一樣聽之任之，不會龍顏大怒，甚至動手動腳。至于光緒帝動輒“欽奉懿旨”，更不能說明他沒有實際權力，這只是晚清特殊歷史階段的特殊處理方式而已。

梁啟超恭維光緒帝，排斥皇太后，這是他和他的老師康有為在 1898年就開始了的，流亡海外后更不便更改。當然，有人指出這并非歷史真實。對此，我們不能輕易懷疑梁啟超的人品，不能以為他在造假，在編造歷史。只是，我們應該注意到，即便梁啟超如此真誠地相信清廷內部存在著皇太后和皇上兩個權力中心，那也只能說明他是囿于個人的特殊視野，無法關照全局而已。

問題在于，梁啟超為什么在流亡的日子里一直要恭維皇上批判皇太后呢？對此，嚴復后來有個解讀，他以為梁啟超和他的老師康有為其實都很有些功利主義，都相信比慈禧皇太后小 36歲的光緒帝肯定有機會掌握全部權力，他們只要堅定不移地支持皇上，一旦皇上順利上位，或者說一旦慈禧皇太后百年之后，他們就是大清新朝的功勛大臣，就是光緒帝最為仰賴的得力干將。我們不必從陰謀論角度去解讀梁啟超的政治見識，只是從日常情理說，梁啟超有這個想法太正常不過了。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沒有任何一個人會提前想到，比慈禧皇太后小 36歲的光緒帝竟然在 38歲那年突然病逝。更沒有想到的是，光緒帝去世第二天，慈禧皇太后也相繼歸天。這兩件事情太蹊蹺了，不僅與梁啟超內心深處多年的預判相差太遠，而且突然而至的大變故讓梁啟超根本不知道下一步該如何走。

思前想后，又經與康有為等各方面協商，梁啟超認為，無論如何應乘此機會要求清廷給自己平反。只有平反，他才能回國，才能以正當身份參與現實政治。這是關鍵中的關鍵。

按理說，當 1901年新政發布的時候，清廷要走的路線，就是康有為、梁啟超當年所給出的方案，但是作為清廷的罪犯和逆臣，朝廷并沒有給梁啟超任何機會。梁啟超在海外保皇，鼓吹新政，鼓吹改革，其實都是自愿，清廷并沒有任何人通知他這樣做。

到了 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國憲政，清廷走到這一步，確實隱含著梁啟超海外多年來的鼓吹之功。據說，在日本考察的這一路大臣，不僅與梁啟超有過很多接觸，征詢意見，而且就連大臣們向朝廷提交的考察報告也是由梁啟超主筆或潤色的。

對于這個傳聞，其實不必相信，不要以為朝廷中真的沒有人。可是清廷為什么能夠允許極端激進的革命黨人劉師培夫婦回歸主流，參與變革，并給予相當的安置，卻始終不肯赦免梁啟超，不愿讓他返回國內介入現實政治呢？

眾所周知，劉師培是激進的革命者，但劉師培夫婦只是理論上的革命派，他們并沒有什么刑事罪責，所以當清廷宣布進行君主立憲改革后，像劉師培夫婦這樣的人回來的很多。清廷在這一過程中確實有很大收獲，贏得了人心，最大限度地孤立了孫中山、黃興等極少數革命領袖，還有康有為、梁啟超等極少數與 1898年政治事件有直接關聯的人。

過去，我們都囿于梁啟超單方面的意見，一直不清楚1898年政治逆轉的真相，一直以為那一年秋天發生在北京的故事就是慈禧皇太后為了控制權力，下令抓了譚嗣同、康廣仁、楊銳、林旭等“六君子”，囚禁了光緒帝，放逐了張蔭桓，開除了陳寶箴等一大批大臣。這是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里描述的故事脈絡，一百多年來人們信以為真，其實完全不是這么回事。

1898年政治逆轉的真相

我們不必懷疑梁啟超造假，或許他還有什么隱情不便說。但是無論如何，經過一百多年積淀和幾代人研究，梁啟超所描述的 1898年這個故事脈絡徹底混淆了事情的真相。

根據各方面資料進行排比，1898年秋天，當政治變革遇到巨大困難，皇上因開除禮部六大臣而受到各方特別是皇太后責難后，梁啟超等所謂“維新陣營”核心層似乎由此普遍認同了康有為的判斷：清廷內部可能真的分成兩大陣營了，帝黨一方力主改革，傾向維新；后黨一方反對改革，力主守舊?；谶@樣的判斷，當皇上要求譚嗣同為設立新的政治機構從歷朝實錄中尋找依據時，就連先前不信康有為帝黨、后黨陣營分析的譚嗣同也恍然大悟，以為清廷的政治權力可能真的還牢牢掌握在慈禧皇太后手里。

譚嗣同的敏感是對的。退居二線的慈禧皇太后確實握有清廷的實際權力，只是在家天下背景下，我們不必夸大慈禧皇太后和光緒母子之間的沖突，他們之間即便在某些問題上有不同看法，但在維護大清國根本利益上別無二致。所以當慈禧皇太后就禮部六堂官撤職事件和皇上交換看法并略有指責時，皇上并沒有抱怨皇太后偏聽偏信，而是找沉穩且機智多謀的軍機章京楊銳出主意：正在推行的政治改革應該怎樣進行，才能做到既不影響大清改革，又不使皇太后憂心焦慮，更不要使皇族和滿洲貴族們感到危險，也就是說怎樣才能做到新舊兩宜，各得其所。

楊銳是張之洞及門大弟子，雖說與譚嗣同、劉光第、林旭同時被任命為軍機章京，都是所謂“維新陣營”中的人物，但是楊銳的經歷和知識，使他根本不能認同康有為的看法，只是礙于職守，楊銳并沒有對誰表露過自己的政治心跡?；噬想m找他出主意，然而由于這些問題畢竟牽涉兩宮，牽涉大清政治高層最敏感的問題，楊銳便抱著一種信念——即便有想法，打死也不說。

梁啟超與思莊、思忠

對于漢臣來說，宮廷內部的事務特別是兩宮之間的問題確實不宜多嘴。楊銳的堅守是對的，而皇上對楊銳的器重也是真的。不得已，皇上給楊銳寫了一份密詔，意思是將來你若因此而遭遇不測，這就是遮風擋雨的“免死牌”。

有了這張“免死牌”，楊銳終于吐露了心聲。其實說起來也非常簡單，不過一句話：“康不得去，禍不得息。”楊銳告訴皇上，京城官場之所以這段時間聚訟紛紜，沖突不斷，其實都是康有為引起的。維新運動應該往前推動，但要想健康發展，就應該將康有為請出京城。

康有為確實在過去幾年為維新運動的推展做了大量有益工作，對 1898年政治變革貢獻良多。但是，康有為確實也是一個“麻煩制造者”，他不僅以激進思想引起恭親王和一大批滿洲貴族的反感，而且在性格上也是上躥下跳，到處串聯，激起官場陣陣漣漪。原本官官相護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官場一時間變得格外緊張，原本并不存在的新舊陣營嚴格對陣的情形，似乎被康有為越說越像。在這種局面下，楊銳的建議無疑切中了要害，因而引起皇上的認同。

其實，對于康有為，皇上也有自己的看法。一個月前，朝廷就明發御旨讓他到上海接管《時務報》，改版為《時務官報》，成為中央政府的言論機關，有步驟地引導輿論，促動全國正在形成的維新思潮。然而由于康有為與《時務報》掌門人汪康年交接不順，加上康有為不太愿意離開北京，放棄就近參與現實政治，那份明發御旨名存實亡?，F在楊銳建議支走康有為，并不使皇上感到格外吃驚。所以光緒帝很快按照楊銳的意思又下發了一道御旨，責成康有為早點打點啟程前往上海接管《時務報》?；噬线€在隨后與林旭的談話中講過這個問題，大約也有讓林旭就近勸說康有為的意思。

皇上與楊銳、林旭之間討論的真實情形現在無法復原，但林旭確實在隨后找到康有為，勸說康老師還是接受皇上的安排盡快離開北京前往上海。林旭是康有為的狂熱崇拜者，但由于楊銳的嚴厲批評和朝廷紀律，林旭沒有辦法向康有為說出實情，他只能公事公辦希望康有為離開北京，這當然不能讓康有為信服。不得已，林旭只好口傳諭旨，憑借著自己的記憶將皇上寫給楊銳的那道密詔作了轉達。林旭此舉似乎有拉大旗做虎皮的意思，期待能以皇上的名義逼走康有為。

林旭的用意是好的，他確實是為了康有為好，只是康有為錯誤理解了這份密詔的意思。密詔中有“爾等與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諸同志等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由軍機大臣代遞，候朕熟思審處，再行辦理。朕實不勝緊急翹盼之至”等字樣，這原本是皇上想讓楊銳找幾個人商量“新舊兩宜”的萬全之策，卻被康有為莫名其妙地誤讀成皇上遇到大危險，甚至已被守舊勢力如慈禧皇太后所囚禁。所以康有為在支走林旭之后竟然發誓要動用袁世凱的新軍包圍頤和園，然后派江湖領袖唐才常、大刀王五、畢永年等入園劫持皇太后，迫使其將權力還給光緒帝。結果當然就像大家都知道的那樣，這個計劃在實行過程中出了紕漏，康有為、梁啟超不僅沒有成為“維新元年”的開國英雄，反而連累譚嗣同、楊銳、林旭等“六君子”喋血菜市口。

這就是 1898年秋天中國故事的真相。憑借著這些事情，清廷怎么可能在 1905年像對待劉師培夫婦那樣赦免康梁？又怎么可能將梁啟超重新納入體制？即便慈禧皇太后不在了，光緒帝不在了，主持大清國日常事務的攝政王也不是阿斗，他是光緒帝的親弟弟，是慈禧皇太后的親外甥和親侄子，他當然清楚當年的真相，當然不會因梁啟超這幾年在海外鼓吹?；使拇蹈牧季蜕饷馑z政王不會領梁啟超的情，因為梁啟超畢竟是當年“圍園劫后”那場未遂政變的主謀之一。

與清廷分道揚鑣

光緒帝、慈禧皇太后相繼去世后，流亡海外的?；庶h人立馬覺得平反昭雪的機會來了。先是楊銳的兒子將他家藏的那份光緒帝親手寫就的密詔捐了出來，希望朝廷能給楊銳恢復名譽。梁啟超也乘機向朝廷提出類似要求，希望朝廷能看在他們流亡海外多年鼓吹?；?、反對革命的份上，放他們一馬，讓他們回歸主流，參與現實政治。

梁啟超的請求是合理的，清廷其實也可以考慮。只是赦免關涉對 1898年政治事件的重新評價，而梁啟超所敘說的故事脈絡在攝政王看來簡直就是胡說八道，根本沒有悔罪誠意，因此年輕的攝政王在請教了慶親王、張之洞等政治元老之后，決定維持 1898年原案不動搖，不給梁啟超、楊銳等人平反。

清廷的不予通融傷透了梁啟超的心，十年等待十年忠誠竟然換來這樣的結果。這怎能讓梁啟超再繼續忠于朝廷呢？即便從“會鬧的孩子有奶吃”這個中國政治規律來說，梁啟超也必須學會與清廷翻臉。于是，梁啟超從清廷政治改革的支持者逐漸疏離，并在關鍵時刻臨門一腳，走上朝廷的政治對立面。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當辛亥革命發生后梁啟超上躥下跳大肆活動時，嚴復不去指責他，反而在寫給《泰晤士報》駐華首席記者莫理循的信中大罵年輕的攝政王是“最近一個笨伯”——為什么不能采用變通辦法暫時接納梁啟超等人呢？為什么要親手制造一個最有能量的造反者呢？

按照嚴復的看法，攝政王沒有接受梁啟超的請求絕對是犯了一個政治上的大錯誤，至少是將一個原本可憑借可團結的力量推到了對立面，這對后來的政治發展危害極大。

攝政王的拒絕使梁啟超等人非常失望，多年的流亡生涯還得繼續，只是梁啟超在此后轉變了斗爭策略，他雖然沒有與孫中山等革命黨公開合流結盟，但他對清廷和攝政王的批評越來越多，特別是梁啟超那支帶有激情的筆，往往使朝廷和攝政王非常尷尬?！盁o皇可保”的梁啟超漸漸演變成清廷政治的反對者，并毫不猶豫地加入反對清廷和攝政王的大合唱，加入唱衰預備立憲的陣營。根據嚴復譯述，梁啟超在他主編的《國風報》如此抒情：

哦，中華的子民哪，你們現在唯一的目的（事實上是生與死的問題），是推翻這個毫無價值的、罪惡的政府。其余的政治行動，不論是好是壞，是立憲還是專制，都是不合適和荒謬的。

梁啟超的這段話已經說得足夠明白：清廷不論是立憲還是繼續專制，都沒有了繼續存在的法理基礎和歷史根據。清廷必將終結。這就是梁啟超在清廷拒不給他平反之后的反制措施，梁啟超毫不猶豫地走上了反對清廷的政治道路。

此時的清廷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立憲改革，按照清廷既定規劃和梁啟超等人原先提出的設想，君主立憲畢竟是改變中國政治架構的大事件，應該有充分的時間進行準備，這是慈禧皇太后和光緒帝在位時確定了的。然而，現在皇太后和皇上都不在了，國內的立憲黨人便有意改變先前的“有計劃政治”，一再向朝廷發起請愿運動，要求提前立憲。梁啟超因無法回國而沒能在請愿運動現場現身，但是我們現在可以知道他對這場運動格外上心，派遣同黨及門生返回國內，一方面鼓吹加速君主立憲進程，一方面讓這些同黨和門徒通過各種方式積極介入各省咨議局競選，盡量多地占據席位。

在鼓吹君主立憲加速的同時，梁啟超照樣毫無顧忌地唱衰清廷，不斷宣稱清廷不徹底改革就會被歷史拋棄，這些言論巧妙地把握住了敏感的政治邊界，再加上當時的中國畢竟很快就要立憲，因此梁啟超的這些言論不僅無法被內務部或各省阻止、壓制，各省及內務部當局反而因能夠容忍梁啟超的極端言論而自豪。因此，梁啟超的文章與革命黨人的數百種報紙雜志便一起流向內地，在不知不覺中深刻影響了讀書人的思想，為 1911年的政治大變革作了充分的理論準備。

從政治流亡者到大清命官

進入 1911年，預備立憲根據修改后的日程按部就班地進行著，指日可待，革命者覺得無望了，就在那年春天舉行了一次大規模武裝暴動。這場暴動后來被定名為“黃花崗起義”。因其死難者中確實有不少梁啟超的同黨或門生，所以梁啟超借著這個機會加大了對清廷的抨擊，大有徹底翻臉的意味。

緊接著，清廷又在立憲問題上犯了兩個不該犯的錯誤：皇族內閣和鐵路干線收歸國有。這兩個錯誤給了梁啟超極好的口實，他借機嚴厲批評清廷在政治上缺少起碼的誠意；經濟上則是不擇手段掠奪民眾正當財產，明顯具有國進民退的意味。假如清廷能夠妥善處理這兩個問題，梁啟超肯定無法得手，那么，當清廷真的進入君主立憲時代之后，梁啟超或許能在立憲體制下重回正途。無奈清廷不愿撤銷皇族內閣，不愿調整鐵路干線國有化政策，終于因此釀成武昌起義，給原本并不一定與清廷徹底決裂、原本準備腳踏兩只船的梁啟超送來一個不得不做的機會。

梁啟超敏感地意識到武昌起義的意義，他沒像孫中山那樣拖拖拉拉拒不回國，而是迅即制定應對策略，派員潛回國內，策動北洋新軍推倒皇族內閣，呼吁立憲黨人和各階層支持立即召開正式國會。這些活動迎合了新軍、立憲黨人的正當要求，也與革命黨人的政治主張沒有太大沖突。

根據梁啟超的安排，麥孟華、雷奮、徐佛蘇等同黨或門徒利用各種關系策動廣東及西南各省督撫搶先獨立，向清廷和攝政王施壓，謀取政治上的控制權和主動權。繼而在北方，梁啟超又利用與新軍將士各種復雜的師生關系，動員新軍將領吳祿貞、藍天蔚、張紹曾及皇族出身的軍事將領載濤、良弼等人出手控制禁衛軍，策動這些軍隊進攻北京，用武力推倒皇族內閣，逼退攝政王。

為策動軍隊嘩變，梁啟超可謂費盡心機。他既馬不停蹄地在海外籌措巨款以為國內各地義軍聯絡費用和軍事費用，又不辭辛苦游走南北，尤其是東北，親臨一線與清軍中具有立憲思想的將官親密接觸，策動反正，謀劃光復。在武昌起義之后一個多月的時間里，梁啟超活動頻繁，影響最大，所以當袁世凱 1911年 11月 16日受命籌組責任內閣取代慶親王領銜的皇族內閣時，還在海外流亡的梁啟超竟然被清廷任命為法部副大臣，由政治流亡者一躍成為大清命官。

被邀入閣對于梁啟超來說意義重大，這意味著盡管清廷沒有為梁啟超平反，但先前的那些罪狀必將像一陣風一樣吹走。至于梁啟超與袁世凱之前糾葛多年的所謂告密指控，也隨著梁啟超的入閣而消解。梁啟超突然之間成為清廷、袁世凱及新軍將領、革命黨人還有立憲黨人普遍接受的政治領袖，他先前對清廷的批評加劇了政治變革的到來，他對新軍的策動也在某種程度上加速了武昌起義后中國政治局面的演變。所以，當南北和解、清廷退位、民國。

告成時，梁啟超不期然地成了終結大清帝國的英雄，成了構建新政府的元勛，故而當其返回國門之時方才受到各界的熱烈歡迎，梁啟超也不自覺地完成了一次華麗轉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