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期徒刑之外：安倍案上訴中的日本司法與社會陰影

文︱陸棄

奈良地方裁判所宣讀無期徒刑判決的那一天，日本社會表面上顯得平靜。槍聲早已消散，悼念與追責也在時間中逐漸退潮，案件似乎被重新安放回司法程序的軌道。2月4日，山上徹也的辯護律師向大阪高等法院提起上訴，讓這起被視為“已經定調”的案件再次浮出水面。并非因為事實出現變化，而是因為那道始終懸而未決的分界線，再次被推到了公眾視野中央——個人犯罪與社會結構，責任與背景，懲罰與理解。

山上徹也在庭審中承認了殺人事實，這一點從未成為爭議焦點。真正的爭議集中在量刑。辯方并未否認犯罪的嚴重性，而是反復強調一個被法院在一審中認定為“未對犯罪決意產生重大影響”的因素：被告在“世界和平統一家庭聯合會”環境中成長，長期承受的家庭破碎與經濟壓迫，構成一種持續性的宗教虐待。這一經歷，被辯方視為理解其動機、衡量刑罰輕重時不可忽視的背景。

奈良地方法院的判斷路徑相當清晰。它將犯罪行為與成長經歷切割開來，認為即便存在不幸的個人經歷，也不足以在法律層面削弱被告對暴力行為的自主決斷能力。正是基于這一判斷，法院接受了檢方意見，作出了無期徒刑判決。判決書在邏輯上并不復雜，卻在社會層面激起了長期回響。

這次上訴，讓那道被刻意壓低的討論重新出現。它并非試圖為暴力尋找正當性，而是在追問司法是否應當、以及在何種程度上，將“宗教虐待”納入刑罰裁量的視野。

安倍晉三遇害案在日本社會引發的震蕩，遠遠超出了一起針對前首相的襲擊事件。案件發生后，日本政壇與輿論迅速將目光投向“統一教會”與政治人物之間的長期關聯，圍繞宗教團體的募捐方式、家庭影響、政治滲透展開了密集討論。多名政界人士被迫切割關系，政府層面也啟動了針對相關宗教法人活動的調查。這一連串反應，說明社會并未將山上徹也視為一個孤立的“極端個體”。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辯方提出的“宗教虐待”概念，顯得尤為敏感。它不僅是為被告爭取較輕刑期的法律策略，也觸及了日本司法長期回避的一個問題：當個人的犯罪動機與長期制度性傷害交織在一起，法院應當如何界定責任邊界。

一審判決選擇了謹慎甚至保守的立場。法院強調，刑事責任的核心在于行為當下的判斷與選擇，而不是人生軌跡的悲劇性。這樣的立場，在維護法律穩定性方面具備說服力。它避免了因過度引入社會因素而削弱刑法的確定性，也防止了“動機合理化”滑向危險的模糊地帶。

問題在于，這種切割是否過于整齊。山上徹也的辯護并未主張“被迫犯罪”，而是強調長期精神與經濟壓迫對其價值判斷的塑造。宗教團體對家庭財產的影響、由此導致的家庭解體，在庭審中并非未經證實的指控，而是通過證據被反復呈現。法院在判決中承認這些經歷的存在，卻認定它們不足以改變量刑結果。這種承認與否定并存的態度，恰恰暴露了日本司法在處理結構性傷害時的猶豫。

上訴的意義，并不完全在于是否可能改變刑期。即便高等法院維持原判，這一程序本身也迫使司法體系再次回應一個問題：在面對具有明顯社會背景的極端暴力時，法律是否只能停留在行為層面。

日本刑法實踐中，對量刑情節的考量并非不存在。家庭環境、成長經歷、精神狀態，常常被寫入判決理由，只是它們的權重極不穩定。安倍案的特殊性在于，被告所指向的并非抽象的“家庭不幸”，而是一個長期存在、已被廣泛討論的宗教組織。這使得案件不可避免地溢出個人層面，進入制度反思的區域。

奈良地方法院在一審中選擇收緊這一溢出效應，實際上是在為司法劃定一道防火墻。它試圖避免刑事審判演變為對宗教團體的間接裁決，也避免讓個案承擔過多社會評判功能。這種克制并非沒有道理，卻也讓部分問題被暫時擱置。

上訴階段，這些問題很難徹底解決，卻會以更清晰的形式被記錄下來。辯護律師強調“糾正一審不當判決的機會”，這句話本身已經表明，他們并不滿足于程序上的完結，而是希望在判決理由中留下另一種理解路徑。

安倍晉三遇害，對日本政治秩序構成了罕見沖擊；山上徹也的審判，則成為司法體系應對這一沖擊的試金石。無期徒刑在法律意義上已經是極重的判罰，它向社會傳遞了對政治暴力零容忍的明確信號。上訴并未削弱這一信號，卻在提醒公眾，信號背后仍有未被充分討論的結構性問題。

案件進入大阪高等法院后，外界很難期待戲劇性的轉折。真正值得關注的，不是刑期數字是否發生變化，而是判決文本將如何書寫那段被反復提及、又被謹慎處理的成長經歷。它是否仍被放置在判決邊緣，作為“存在但不重要”的背景，還是會獲得更清晰的位置。

當槍擊案逐漸從新聞頭條退場，日本社會仍在消化它帶來的長尾效應。上訴程序讓這一消化過程被延長，也讓司法系統不得不再次直面那些不易量化的因素。法律的語言向來追求清晰，而現實常常充滿灰度。在這兩者之間，任何一次裁決，都會留下余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