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史而明理：王先明教授《近代紳士》書寫散記

來源：長城磚

本文為“長城磚”《近代紳士》作者王先明教授的創(chuàng)作談，首發(fā)于《北京晚報》。因版面篇幅限制，報紙刊發(fā)的內(nèi)容有刪減，本文為王教授創(chuàng)作談全文。

述史而明理

王先明

“物質(zhì)的富有者善于在現(xiàn)實的追波逐流中攫取財富，而精神的富有者卻樂于在深沉的歷史潛流中洞悉未來的行程。前者可能屬于個人與社會，后者卻屬于人類與未來。因而，越是在社會歷史的轉(zhuǎn)軌時代，越是在史學發(fā)生‘危機’的年代，我們越有理由堅信：史學是屬于思想者的領地；歷史是登上未來高地的基點。”——這是1997年初版《近代紳士——一個封建階層的歷史命運》一書《前言》中我寫的一段話。適值拙著增修再版之際，翻檢久前之語，又不免一番感慨：白駒過隙，竟一去幾近三十年。

彈指卅年間，天地竟巨變；學術本身的內(nèi)與外亦然另一重天地，可謂舊貌換新顏。在新時代舊作如何再版，并在歷史傳承中具有開新的境界？頗多思量。這篇散記，作為自己書寫中心境或情懷的點滴印記，權(quán)當拙作再版的一點補充說明。

一、 再版略記

1997年初版的《近代紳士》原稿十章，自成體系；問題聚焦和文字表述自帶一種青春年少的風格（雖顯稚嫩），其中不乏“激揚文字”的色彩——二、三十歲青年教師的心志和理想畢竟不自覺地流露其間。在后續(xù)的進一步研究中，鄉(xiāng)紳與鄉(xiāng)村社會仍然是自己學業(yè)主題之一，但問題的聚焦和著述風格與此前卻顯然不同。此次再版，增補了其后相關的研究內(nèi)容（即下編六章），使得這一論題的研究形成更為完整的學術體系。但是，此后的著述風格和問題研討，卻顯現(xiàn)另一種“老成”（不是老練）情貌，多了一層沉潛和平實。為此，增修版基于以下幾點考慮，重新結(jié)構(gòu)了書稿。

其一是保持原稿十章內(nèi)容不變，只是對相關引文注釋及史料進行校核補正（當時要求與現(xiàn)在學術規(guī)范完全不同），以符合現(xiàn)有學術規(guī)范；同時對個別錯漏、失誤和明顯表述不當略作修正。《近代紳士》于1997年出版后頗多影響，在當時北大“風入松”銷量排行榜上，曾經(jīng)較長時間列為榜首。還有不少研究生是因為讀到此書后，報考了我的博士生。它承載著那個時代的記憶，這無法修改。

而且，它事實上浸染著自己青春的記憶與夢想。90年代時，山西大學圖書館近旁有一個頗有江南氣息的“小花園”（人工建造的假山、湖水以及亭閣、長廊等），記得自己在圖書館古籍部常常閱讀困乏時，或者寫作有礙時，會獨自一人在小花園漫步遐想，間或遇到一些學友（大多是哲學系和中文系的），亦會在談天論地中，求得心靈上的快樂……當時研究中的許多學術靈感和文思妙想油然而生。某種意義而言，原著實際上體現(xiàn)著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時代特征，它本身就是歷史；保持原著內(nèi)容和風格實際上就是對歷史本身的尊重。

其二是以此后研究成果構(gòu)成下編（六章），完成了對紳士階層從晚清到民國的歷史性演進過程的系統(tǒng)研究（此前研究主要聚焦于晚清）——這部分內(nèi)容是自己在2001年調(diào)入南開大學后的研究成果。進入新世紀后，又調(diào)入新的單位，學術環(huán)境和個人境遇發(fā)生了較大變動。隨著年齡增長和大學院系的變換，以及龍城（太原）和津城（天津）不同環(huán)境的磨礪，學術研究的狀態(tài)和風格也有較大變化。所以，這下編六章內(nèi)容的各方面都與上編十章形成明顯的不同。既然物是人非俱有變，辭章文風又豈能不變？時也！勢也！！

原書《近代紳士》主要討論晚清“大變局”時代紳士階層走向分化的歷史，增補的六章內(nèi)容則集中探討民國時期紳士階層“蛻變”為“人民公敵”，以及其在革命話語和歷史進程中最終消亡的歷史進程。如此，這一研究主題才能以一個相對完整、系統(tǒng)的敘事邏輯和歷史邏輯呈現(xiàn)給讀者。與此同時，基于新書稿的整體架構(gòu)和邏輯敘事，在書名和個別章節(jié)的文字表述上也略有修飾和調(diào)整。

二、 選題緣起

為何選擇這樣一個論題研究？這是許多朋友和學生們多次提及的問題。“史學和時代有一種很明確的動態(tài)關系。而這個關系的建立，就要看史學家對于他的時代有沒有感受，有沒有深入進去，是不是時時注意現(xiàn)實人生上的問題。”就我們自己而言，雖然個人的知識背景和偏好有著基礎性意義，但研究方向的選擇和轉(zhuǎn)變卻深度地受到時代牽引和影響。我們今天所面對的中國史學研究情狀和學術態(tài)勢，雖然有著可以追溯久遠的淵源，但其基本格局的形成實際上起始于上世紀80年代。

20世紀80年代，當思想領域改革開放的春天已經(jīng)出現(xiàn)后，史學界的理論思考也進入極為活躍的時期。但當時在中國近代史領域中，革命史取向是當然選擇。1981年自己第一次參加在長沙召開的“辛亥革命70周年青年史學會議”，長沙會議上青年才俊聚集，尤其是優(yōu)秀論文評選對于我們形成的沖擊是深刻的：不得不思考自己研究方向的選取。此后聽了章開沅先生講授《關于中國近代史教學與研究的問題》對我們也有觸動。他提到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動向時說，社會史方法時在歐美很流行，對日本學界也有影響；他們更多地側(cè)重社會結(jié)構(gòu)、社會分層研究等。其后，隨著國內(nèi)社會史的復興，自己在研究生方向選取上順勢而為走向近代社會史，并以《近代紳士階層的分化》選題作為自己研究方向的開端。

這篇研究生論文在《社會科學戰(zhàn)線》發(fā)表后，圍繞著近代紳士相關問題展開系列性研究，相關成果陸續(xù)刊發(fā)在《史學月刊》《河北學刊》《東南文化》《歷史研究》等雜志上。在此基礎上隨后出版了第一部專著《近代紳士——一個封建階層的歷史命運》（1997年天津人民出版社）。以十個篇章結(jié)構(gòu)的專著，實際是刊發(fā)的十篇論文。與之前革命史研究取向不同，不再是簡單地以敵我對立的階級劃分展開討論，而是以社會史取向，將其置于社會關系體系或社會結(jié)構(gòu)系統(tǒng)中加以研究，亦即以紳士階層切入近代社會，或在近代社會結(jié)構(gòu)變遷中考察紳士階層的變動。其中，刊發(fā)在《歷史研究》1993年第2期的《近代紳士階層的社會流動》則完全是在社會學理論和范疇引領下的作品。可以說，關于近代紳士以及鄉(xiāng)紳與近代社會結(jié)構(gòu)的系統(tǒng)研究，是自己步入史學研究的第一階段的主要工作，它伴隨著自己的學術成長一路前行。

為什么選擇這個研究方向？應該說時代發(fā)展從根本上影響個人選擇。社會史的復興實際體現(xiàn)為學術群體研究的新取向，當時南開大學馮爾康、南京大學蔡少卿、山西大學喬志強、四川大學趙清、人民大學郭松義、中國社會科學院王玉波、《歷史研究》主編田居儉，以及稍后些時日的王慶成等等，都幾乎不約而同地開拓和推進社會史學科發(fā)展。學術共同體的一致選擇是社會史興起和發(fā)展的內(nèi)在動力。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史是時代的產(chǎn)物，它從來不是那一個個人或少數(shù)人的杰作。個人研究方向的選取，與自己既有的積累和深入思考相關，但大的趨向并不由個人決定，我們大多數(shù)人都是在歷史運程中進行選擇。

我覺得個人選擇從來不可能外在于時代，當然地受到時代的制約和影響；同樣，個人對于時代需求的回應，取決于本人的知識積累、興趣和眼界。二者的互動和密切相關，從根本上決定了個人發(fā)展成長的和進程。

三、 書寫感悟

歷史學研究中我們常常遇到的一個共性問題是：理論研究與實證研究的關系，無論是在學術討論中還是在研究實踐過程中，或多或少地都無法回避。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經(jīng)歷和不同成長路徑，在學術研究和歷史著述書寫中也有著以下一些感悟：

首先，理論思考和理論認識，是學術進步的重要驅(qū)動力。時代的進步一定意義上體現(xiàn)為理論的成熟；時代發(fā)展常常以理論突破為先導。王亞南很早就有體會，他說治學基礎：一要奠定基本理論知識的基礎；二要注意積累知識；三要學以致用；四要建立學習生活秩序。他強調(diào)說，“一切社會科學皆是歷史科學。”這可以從兩個要點展開：社會科學的歷史性，與其說是由研究的成果立論，毋寧更本質(zhì)的說是由它研究的對象立論。社會科學中任一門科學的研究對象，都帶有變動不居的歷史的特征。社會科學的理論與歷史科學理論天然地相融通和契合。

在從事近代紳士研究時，理論辨析是一個重要起點。關于近代紳士的研究，起步時也是運用社會學理論范疇，如社會流動、社會分層等。當時這些論文所用史料都是極為普通和常見的材料，只是因為視角或理論分析有一些不同他人之處，被刊物編輯選中，這顯然取勝于理論辨析的優(yōu)長。但是，歷史學的根基在于史料。理論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樹常青。如果不能深入歷史史實的深層，沒有堅實深入的歷史實證功夫，理論辨析就成為無源之水，一定會在枯竭中走向消寂。因此，當從紳士階層研究走向鄉(xiāng)紳與近代社會變遷，走向二十世紀中國鄉(xiāng)村史研究時，對于地方檔案資料、報刊、日記和稀見史料的搜取，就成為自己著力從事的工作，從而歷史實證研究也成為主導性選擇。

不過，歷史實證研究其實也浸透著理論思考，或者說在實證基礎上形成了新的理論認知。社會科學的理論作為分析工具是必要的，但任何理論都具有局限性和時限性，都是既往時代的產(chǎn)物，我們也應保持歷史學的清醒，不要陷于空泛的理論說教；同時在歷史實證中，要提升并形成歷史理論認知，“不至于落入一種就事論事的表象鋪陳”，而努力進入依事而言理，述史而明理的境界。在實證研究的“窮源究委”中，而知演化之跡，而知發(fā)展之趨。以至于知革新改善，理有固然。

其次，要努力做有思想的學術或有學術的思想研究。從史學史角度看，一部史學著作之所以能夠成為名著，之所以具有不朽的學術生命力，關鍵在于它是學術與思想的辯證統(tǒng)一；在于作者深刻地表達了自己對歷史和現(xiàn)實社會的深刻體驗和深沉思索；在于它是作者用血和淚而非墨水寫出來的；在于它包蘊著豐富的思想內(nèi)涵和思維空間。只有思想才是學術的靈魂，“學術如果不是灌注著思想，就一定是沒有水平的學術。”

學術研究的過程，從本質(zhì)上講就是研究主體與研究客體之間的對話過程，對話的過程也就是思想交流的過程。在這個意義上，學術著作就是對話或思想交流的結(jié)果。所以，思想不只是學術的靈魂，而且也是學術著作的靈魂。有思想的史著，不僅是知識的遞進，更是境界的提升。

再次，好的史學論著（文）在表達層面上，也應該從兩個方面有所講究，馮友蘭說的要過二關，一文字關，二義理關，“懂得了文字，不等于懂得文字所表達的義理。要對文字蘊含的義理體會和了解，要達到文字真正表義的境界，或思想內(nèi)涵。元好問《論詩絕句》說：眼處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總非真。畫圖臨出秦川景，親到長安有幾人？意思是好詩要寫出過來人的真情實感。自身沒有真實的感受，勉強要寫，只得暗中摸索，終不會是真的。”此番言論雖針對哲學史，于歷史學也同樣適用。“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孔子要求弟子們在講話方在要有點文采，是很有道理的。”如果沒有對于文字義理的體悟，沒有切身的悟覺，講出來的話寫出來的字，干癟無味，了無生趣。傳統(tǒng)史學就有 “良史莫不工文”的講究，當代優(yōu)秀史家也特別關注文字表述典雅和通達，讓史學敘事具有栩栩如生的意象。

作為呈現(xiàn)給社會大眾的著述，史學論著也當追求一種境界；所以我們還須適當講究些文韻與文辭，在文字品讀的流淌中體現(xiàn)出閱讀的節(jié)奏感和審美感。無論是結(jié)構(gòu)布局還是語言表述，其平緩的敘事和高潮的評議、史實的展開和思想的辨析，應融為文著優(yōu)美的樂符而令人品賞。

文以載道，以史明理，歷史是以史實為基石的哲學。在融合中西會通古今的學術研究中提出自己的看法，然后用最精煉通俗的語言表達出來。學術理論文著同樣需要一定程度的激情，“如果完全沒有激情，文章怎么會寫出有犀利的論辯性，嚴密的科學性，感人的抒情性。”何兆武先生說過，寫歷史最重要的也是要把精神寫出來，堆多少資料也堆不出活生生的人。歷史工作本身的目的不僅要探究于事和理，也要傳達情和意，前者是為了盡可能還原歷史本身的面目，而后者則是歷史的根本目的——對人的關切與回歸。

*本文首發(fā)于《北京晚報》（2025年10月26日），電子版見下，因版面限制，內(nèi)容有所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