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拯救者到親手拆掉 貝佐斯十年間如何搞垮《華盛頓郵報》

本文首發于今日頭條，謝絕轉載

2013年9月4日，亞馬遜總裁杰夫·貝索斯第一次走進《華盛頓郵報》的新聞編輯部。那一天，對這家老報社的員工，他們既緊張，又帶著一點隱秘的希望。就在一個月前，貝索斯剛剛以2.5億美元，從格雷厄姆家族手中買下了這家老牌美國媒體。

當時的《華盛頓郵報》經歷了多年來的裁員、緊縮、預算凍結，早已讓編輯部元氣大傷。人們并不認識這位來自硅谷的新主人，也不確定他是否理解、甚至是否熱愛新聞業，但他們仍然愿意相信——畢竟，前老板唐·格雷厄姆不會把《華盛頓郵報》交到一個不負責任的人手中。

那天，貝索斯說了很多讓人安心的話。其中最鼓舞人心的那句話是，《華盛頓郵報》將迎來一個“新的黃金時代”。他說，新聞業不能靠“不斷縮小”來生存。

貝佐斯說，他愿意為這家報紙提供“跑道”——財務上的跑道：“你可以在盈利的同時萎縮，那是一種生存策略，但最終只會走向無足輕重；而最糟糕的結局，是滅亡。”那一刻，很多人真的信了。

初期的溺愛型家長

事實證明，當時的貝索斯并非空口許諾。在隨后的幾年里，《華盛頓郵報》確實迎來了一段高速增長期。數字訂閱用戶暴漲，編輯部擴張，國際報道與政治調查頻頻獲獎。2016年大選、特朗普第一個任期，將《郵報》推向了輿論中心。貝索斯不僅沒有干預編輯部，還在多個場合強調自己是“溺愛型家長”——當孩子需要資源時，他會站出來。

那么，2013年時，那個自稱樂觀主義者、深知《郵報》在國家新聞生態中重要性的貝索斯，后來發生了什么？2016年，在為報社新總部揭幕時，他夸口說《郵報》變得“更有冒險精神”，也“更有派頭”。

即使是在《紐約時報》的DealBook峰會上，貝索斯仍表達出在財務上對這家報紙的承諾：“我給《郵報》帶來的優勢是，當他們需要資金資源時，我隨時都在。我在這方面就是這樣。我就像一個溺愛的家長。”不久前，貝索斯還設想吸引多達一億名付費訂閱用戶。

在那段時間里，很少有人懷疑他的動機。但轉折來得并不突兀，只是緩慢而殘酷。2023年，《華盛頓郵報》虧損 7700 萬美元；2024年，虧損擴大到1億美元。那個曾經承諾“跑道”的人，開始不再愿意承擔代價。

兩輪“自愿買斷”接踵而至。到 2025 年，新聞編輯部規模從一千多人縮減到不足八百人，一批最優秀、最有經驗的記者和編輯離開了崗位。而真正的崩塌，發生在一個星期三清晨。

早上8:30 的視頻會議“大裁員”

2月4日來自人力資源部的一封郵件，措辭非常冷靜：“公司將采取一些重大行動。請留在家中，于8:30 參加Zoom視頻會。”

沒有人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么。但即便如此，裁員的規模仍然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期——超過 300 名新聞編輯部員工被裁撤，占公司的1/3：體育部被“以現有形式”關閉；地方新聞團隊從本就所剩無幾的四十人，砍到十二人；國際駐點從二十多個，縮減到大約十二個；圖書版、旗艦播客《Post Reports》被直接取消。

宣布這一切的，是執行主編和人力資源主管。而報社出版人——貝索斯親自選定的管理者——并未現身。在隨后的幾分鐘里，員工們陸續收到了私人郵件：決定了個人的去留問題。一切都冷靜、高效、標準化，像一次亞馬遜式的業務調整。

貝佐斯糟糕的商業決定

貝索斯執掌《郵報》最令人意外之處，被認為是他糟糕的商業決策。2014年，前里根總統幕僚長、《Politico》創始總裁弗雷德·瑞安被聘為出版人兼CEO，這一決策，當時確實開啟了一段驚人的增長期。在貝索斯資金支持的擴張以及公眾對特朗普新政府的高度關注推動下，數字訂閱用戶數從他上任時的3.5萬增長到 2023 年夏天離任時的250萬。

弗雷德·瑞安

但瑞安未能制定出一套在“后特朗普時代”讓報紙持續繁榮的方案。隨著流量和收入暴跌，他與新聞編輯部的矛盾日益加深。2022年，他在一次年終全員會議上宣布即將裁員，卻不接受任何提問而離場，這讓公司員工憤怒不已。曾在《華盛頓郵報》報道過“水門事件”的著名記者伍德沃德懇求貝索斯出面干預。終于，在2023年1月，這位老板罕見地造訪報社，與核心員工會面，在記事本上做記錄，傾聽他們傾訴焦慮。CEO瑞安在2023年的夏天最終辭職。

繼任者CEO劉易斯甚至不如前任

瑞安的繼任者維爾·劉易斯（Will Lewis），卻讓新聞編輯部開始懷念瑞安。十年前，他還是默多克旗下小報的一位高管，當時他負責處理默多克旗下幾家報紙的電話竊聽丑聞，被指控試圖掩蓋證據，但本人否認。

2024年，這宗事件又一次進入到了民事訴訟，這讓劉易斯再次陷入爭議中。《郵報》的時任主編薩莉·巴斯比計劃對此事進行報道，引發了劉易斯的憤怒：他堅持認為該事件“不具備新聞價值”。

他因是否應報道自身爭議與時任主編沖突，隨后推動舊友接任，但兩人均被曝曾使用非法材料進行報道，導致計劃流產。

不久之后，劉易斯宣布巴茲比離職，繼任者上劉易斯力推了自己曾經的老同事，來自英國《每日電訊報》和《星期日泰晤士報》的羅伯特·溫內特。然而，《華盛頓郵報》和《泰晤士報》隨后相繼披露，劉易斯和溫內特過去曾使用非法獲取的材料作為報道依據。一位曾與劉易斯共事的記者直言不諱地對《泰晤士報》表示：“他的野心，最終超過了他的道德。”

在輿論與內部質疑的雙重壓力下，溫內特最終退出了接任計劃。但這一連串風波，已經嚴重毒化了劉易斯與《郵報》新聞編輯部之間的關系，也進一步加深了員工對管理層判斷力的懷疑。到 2025年2月，局勢惡化到兩位前任總編輯倫納德·唐尼和羅伯特·凱澤不得不致信貝索斯，敦促他：“更換劉易斯是拯救《華盛頓郵報》的關鍵第一步。”但貝索斯從未回復。

但隨著這次美國媒體史上最大規模的裁員后，劉易斯在2月8日宣布辭職。劉易斯在告別信中稱，兩年轉型告一段落，離職時機已至。在那場全員裁員的全體會上，他本人并未出席，其后他更被發現出席超級碗（Super Bowl）慶祝活動，此舉引發內部對其領導力的更大批評。接任僅八個月的財務總監唐諾弗里奧（Jeff D'Onofrio）將暫代出版商及行政總裁職務。

核心員工不斷離開

在這輪裁員之前，一批關鍵員工就已離開。《郵報》深受愛戴的總編輯馬蒂婭·戈爾德去了《紐約時報》；全國版編輯菲利普·拉克轉投 CNN，政治記者喬什·道西去了《華爾街日報》。《大西洋月刊》則挖走了白宮報道團隊的三位明星：阿什莉·帕克、邁克爾·謝勒和托盧塞·奧洛倫尼帕。這些損失若要重建，需要數年時間。

在元老伍德沃德看來，《郵報》“仍然活著，并在特朗普這場政治危機上做出了非凡的報道工作”，包括獨家披露對涉嫌委內瑞拉毒品船襲擊后幸存者的第二次打擊。但紙質版已今非昔比，地方、風格和體育版被合并成一塊虛弱的第二版；每日紙媒發行量已跌破10萬。更緊迫的是，一個被嚴重削弱的新聞編輯部是否還能維持報道質量，令人懷疑。

自己不斷犯錯而對手卻一路狂奔

唐尼在1991 至2008年間擔任執行主編，他將《紐約時報》和《郵報》的發展路徑作了對比。在過去十年中，《紐約時報》將自己打造成一站式平臺，通過拼字游戲、烹飪應用和購物指南等吸引讀者。到2025年底，它的數字訂閱用戶接近1300萬，運營利潤超過1.92 億美元。

《郵報》不公開數字訂閱數據，但據報道，2024年不背書哈里斯的決定時約為250萬。唐尼表示：“在我看來，一個重要差異是，他們聘請了一位出版人——瑞安——卻沒想出任何新點子。然后當他離開時……我們知道貝索斯在虧錢，而我們本來對他們尋找一位能改善報社商業和發行狀況的人感到鼓舞。結果他們卻選了一個我們幾乎聽不到聲音、而且在英國新聞界有著復雜過往的人。”

上個月，在一個供《郵報》前員工使用的私人郵件列表中，曾報道貝索斯收購《郵報》的媒體記者保羅·法希寫道，他對貝索斯容忍劉易斯感到“完全困惑和不解”。他問道：“即便作為一個放手型老板，貝索斯難道看不出在威爾上任幾個月內就連旁觀者都能看出的事實嗎——他不適合《郵報》，他疏遠了新聞編輯部，他有道德上可疑的過去，而且——最重要的是——他的那些宏大構想沒有一個奏效，甚至沒有真正實施？”

當新聞理想撞上“討好權力”

如果只是財務壓力，痛苦或許還能被理解。但真正擊垮士氣的，是另一條暗線。就在劉易斯和他的團隊正在達沃斯社交，而貝索斯和他的妻子勞倫·桑切斯則現身巴黎高級定制時裝周。這份以捍衛新聞獨立著稱的報紙，如今老板卻正在對特朗普政府采取綏靖政策。

在特朗普第一個任期內，貝佐斯對于《郵報》立場的支持，可能讓他損失數十億美元的政府合同，貝索斯仍會選擇支持《郵報》。而現在，面對聯邦調查局突襲《郵報》記者漢娜·納坦森的住宅、沒收她的手機、筆記本電腦和其他設備的事件，貝索斯卻一言未發。

與此同時，亞馬遜斥資數千萬美元，引進并推廣一部關于第一夫人梅拉尼婭的紀錄片。這筆交易，是在貝索斯與特朗普夫婦共進晚餐后敲定的。

“民主死于黑暗”——這句被印在《郵報》報頭上的口號，在現實中顯得愈發諷刺。而在2024年大選時，貝索斯親自叫停了評論版對民主黨候選人哈里斯的背書。這一決定，直接導致超過 25 萬訂閱用戶流失。多位資深編輯因此離職。有人直言不諱地說：“這不是商業判斷，這是價值背叛。”

貝佐斯仍然有選擇

貝索斯，至今仍沒有賣掉《華盛頓郵報》。或許，這本身就意味著一種遲疑——他尚未徹底放棄，只是在猶豫如何繼續承擔。有人已經提出了一條并非激進、卻足夠現實的出路：將《華盛頓郵報》轉為非營利機構，由基金長期支持，并保持編輯與運營的獨立性。

對貝索斯而言，這意味著卸下不斷累積的政治風險與公共爭議；對《郵報》而言，則意味著重新獲得那條曾被反復提及、卻正在消失的“跑道”——不是為了擴張，而是為了持續存在。

從最現實的角度看，問題從來不是錢。貝索斯收購《郵報》時，個人凈資產約為 250 億美元；如今，這一數字已膨脹至約 2500 億。哪怕只拿出其中的1%，也足以讓這家報紙在不被市場和權力擠壓的前提下，長期存續。我知道，這樣的設想聽起來近乎理想主義，但它所指向的，并不是慷慨，而是一種責任的邊界。

歷史最終記住的，往往不是財務報表上的盈虧，而是關鍵時刻的選擇。貝索斯曾被視為《華盛頓郵報》的拯救者，如今，他仍然有機會決定，自己在這段歷史中，將以怎樣的身份被記住——是那個在困難來臨時選擇抽身的人，還是那個在反復權衡之后，仍愿意為新聞留下時間與尊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