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初春的贛南夜色寒涼,山谷間只有一支電筒在跳動。紅軍警衛班小心翼翼地抬著戰利品——一部落滿塵土的無線電臺,木箱外殼磕得坑坑洼洼,卻依舊沉得驚人。誰都清楚,倘若能讓它發聲,前線與中央的呼吸就能連在一起;可遺憾的是,紅軍沒人摸過這種“洋家伙”。
電臺放進指揮部不久,毛澤東與朱德查看了好幾遍線路圖,依舊皺著眉。此時參謀長郭化若收來一份俘虜名單,上面赫然寫著“吳人鑒,陸軍通信中尉”。大伙兒對視片刻,決定試一試運氣。于是,一間木屋里,一位二十出頭的瘦高個被帶到電臺前。郭化若開門見山:“會不會調通它?”年輕人沉默兩秒,“給我三天,若通不了,愿聽處置。”這句簡短回答改變了他的命運,也改寫了紅軍的通信史。
第三天拂曉,粗糙天線支在屋頂,耳機里傳出嘈雜的電流。吳人鑒反復撥動波段,突然一個短脈沖清晰擊中耳膜,隨之傳來對岸站臺的呼號。守在門外的警衛沖進去,“信號來了!”郭化若握緊拳頭,長舒一口氣。無線電在紅軍手里首次復活,這名前國軍俘虜當即被留用,改名“王諍”,象征重新立業、重新做人。
隨后幾個月,王諍幾乎沒離開過電臺。他拆開零件,靠手工繞線,用繳獲的銅絲與自行車輻條做天饋,再教戰士學電碼。密林宿營、稻田轉移,他總挎著那口鐵箱,頭頂汗水滴在電路板上。第二次反圍剿前夕,他截獲一封敵電,解析后發現是蔣介石主力的集結坐標。毛澤東聽完破譯內容,當即部署誘敵深入。戰后統計,敵軍兩個師全部覆沒,王諍的情報起到關鍵一擊。
長征開始,電臺只剩寥寥幾部。過草地時,雨水浸透機身,王諍背著近三十斤的設備還要趟沼澤。一次敵機投彈,他為護電臺壓在木箱上,爆炸氣浪把他震暈,兩晝夜后方才醒轉。醒來第一句話居然是:“線路燒沒燒?”那副近乎偏執的敬業,讓戰友心頭發酸。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延安中央決定擴建通訊網。苦于沒有備件,王諍帶學員在窯洞里自制電容、電阻,用玻璃瓶體、鋁箔紙拼裝振蕩器。有人打趣:“這哪是工廠,簡直是游擊手藝坊。”可正是這些“土電臺”,把敵后根據地與中央緊緊連起,將敵軍調動、戰略物資分布等情報源源不斷送往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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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解放戰爭,通信任務陡增。三大戰役中,王諍帶領的作業隊日均發報量高達兩千五百組,最長連續值守四十八小時無差錯。東北、華北、西北的前方司令部,都要靠延安窯洞里那根微弱電波指揮千軍萬馬。毛澤東欣慰地說:“這條線,就是我們的動脈。”
1949年新中國成立,王諍被任命為中央軍委通信部部長。1955年授銜,他排在中將序列首位。授銜那天,他穿新軍裝依舊挺拔,卻把勛章輕輕合上,轉頭囑咐隨員:“別耽誤設備升級會議。”在他看來,將星閃耀不及晶體管閃爍重要。
時光推到1973年1月,西花廳燈光未滅。周總理攤開一張設計藍圖,問:“地球站,我們能自己干嗎?”王諍端詳片刻,回答干脆:“能!三年!”此時他已六十三歲,身患多種舊疾,卻依舊擠上火車,跑遍了長沙、成都、沈陽數十家電子廠。夜深人靜,他捧著原理圖研究到通宵,助手勸他休息,他揮揮手:“一天造不出衛星站,就不合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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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2月,零下十幾度的北京西郊,大天線緩緩豎起。國產第一座衛星通信地球站宣告竣工,標志中國通信跨入微波—衛星時代。王諍捧著現場照片來到醫院,把成功消息告訴病榻上的周總理。總理微弱卻堅定地說:“好,你們做到了。”這是兩位老人最后一次握手。
1978年8月,王諍病逝,終年六十八歲。追悼會那天,綿綿秋雨中,數萬群眾自發前往八寶山送行。人們或許不知道,他曾是那名被“自愿留下”的國軍俘虜;但電波世界的每一次跳躍,都在替他作證——沒有他的選擇,就沒有后來貫穿山河的紅色呼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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