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夫羅夫還在喊話，中國早已轉身了：中俄印已終結，新三角該來了

2025年5月27日，吉隆坡的一場峰會，把中國、東盟和海合會這三塊版圖放在了一張桌子上，三方在聯合聲明里反復提到“互聯互通”和“綠色轉型”這兩個關鍵詞，背后對應的是上萬億元規模的現實貿易和投資流向。

就在這之前的2026年，中國和東盟的貨物貿易額已經達到6.99萬億元人民幣，折算大約接近9600億美元，而到2025年前11個月，這個數字在美元口徑上又漲了約8.5%，累計超過9300億美元，貿易結構從原來的加工組裝，逐漸延伸到高端制造和數字服務。

以越南和馬來西亞為例，2025年統計里，兩國對華出口中有超過30%與中國產業鏈直接相關，工廠使用的設備和工藝不少來自中國沿海省份的配套企業，東南亞港口像檳城、巴生在2026年就已經接入多條RCEP框架下的航線，年集裝箱吞吐量以兩位數速度增長。

海合會那邊，沙特、阿聯酋和卡塔爾在2023年至2025年間對華能源和基礎設施項目承諾投資被公開報道的就有數百億美元，沙特的天然氣船在2025年開始常態化靠泊中國多個港口，合同周期往往以5年或10年計，并配套風電和光伏項目的技術合作條款。

這些合作里，一個顯眼變化是結算方式的多元化，媒體在2026年底披露，部分大宗商品合同以人民幣和當地貨幣組合計價，避開單一美元通道，這種安排和中東地區正在推進的金融中心建設掛鉤，也與中國自身的跨境支付系統對接。

基礎設施層面，泛亞鐵路在2025年新開通的幾段跨境線路，把中國西南與中南半島幾個口岸城市打通，貨運時間相較2018年前的海運縮短了約30%，而中東方向的油氣和電力通道，則被多次拿來與馬六甲航道的“單點風險”對比，成為區域能源安全討論中的一個固定案例。

如果把2025年吉隆坡峰會視作一個節點，它背后還有一個更長的準備期：從2010年前后的“一帶一路”倡議，到2022年RCEP正式生效，再到2023年中國與海合會國家簽署的多份合作備忘錄，跨區域產業鏈和金融鏈用十多年時間在悄悄成形，并非臨時拼盤。

與這種“新三角”的實務推進相比，另一個曾被寄予厚望的三邊框架，則在2020年后逐漸淡出公眾視野，那就是由俄羅斯在1998年提出的中俄印合作構想，當年設想是三個大國聯手在國際格局中形成一種新的平衡，尤其是在美國一超獨大的語境下。

從2002年開始，中俄印外長級會晤啟動，公開記錄顯示到2021年一共舉行了19次，到2017年前后還曾被一些學者視為后續金磚擴容的“試驗場”，但節奏真正被打斷，是在2020年6月的加勒萬河谷沖突之后，邊境對峙造成的人員傷亡讓中印關系步入一個長期敏感期。

那次發生在拉達克地區的事件，被多家媒體反復提及，雙方原本依據的邊境管控安排受到了嚴重沖擊，后續幾年中，雙方在實控線附近陸續增加兵力和基礎設施建設，印度方面在2021年至2026年間多次宣布新建或升級道路、橋梁和前沿營地的計劃。

也正是在這種安全環境變化下，印度與美國、日本、澳大利亞之間的四方安全對話機制逐漸升溫，2021年3月QUAD首次領導人峰會召開時，公開成果文件里寫入了疫苗合作和供應鏈韌性，印度在醫藥和信息技術服務領域的角色被強調，而中國則被一些外部分析報告隱含地視作競爭對手。

到2025年7月，QUAD外長在華盛頓舉行第十次會晤，議題中出現了海上態勢感知、海底電纜安全等新內容，印度代表在會上表態愿意參與相關演練和項目試點，有學者統計，在2020年至2025年的5年間，印度與美日澳舉行的聯合軍演數量明顯上升，頻次遠高于前一個5年。

學界討論中，印度學者布拉馬·切拉尼提出的“中國威脅”相關論述，在2022年至2025年被多次引用，他在公開文章里把北京視為未來幾十年印太安全格局中的主要變量之一，這種表述影響了一部分印度精英對周邊戰略環境的理解，也被外部觀察者視作新舊認知框架的分界線。

與此同時，印度國內圍繞對華投資和科技合作的審查也趨嚴，自2020年后，涉及中國背景資金的并購在印度被要求額外審批，部分應用程序在2020至2022年間被下架，2025年8月，印度總理計劃訪華前夕，邊境附近仍有大規模軍演安排，這種時間上的重疊被不少媒體放入分析中。

在這種背景下，俄羅斯試圖維持的中俄印三邊協調空間明顯收窄，雖然俄中在2026年的雙邊貿易額被報道超過2000億美元，俄印在能源和武器等領域的合作也有幾十億美元規模，但三方共同出席的外長會議在2020年后再未舉行，合作機制實際上處于“凍結”狀態。

2026年1月20日，拉夫羅夫在莫斯科舉行年度外交記者會時，再次提到中俄印合作，強調這是多極世界結構中的重要一環，還把它與金磚機制聯系在一起，希望能夠“盡快重啟”，會場上有多家媒體記錄下了這段表態的時間和原話。

不過，中國外交部在隨后的例行記者會上，對相關提問的回應比較克制，發言人強調的是“務實合作”“相互尊重”等原則性表述，沒有明確提到中俄印外長會議的具體安排，中國對外經貿工作在2026至2025年的實際重心，則更明顯地偏向東盟和中東市場的深度開發。

對于俄羅斯而言，中俄戰略協作在能源、軍工和高科技等領域仍有較高權重，2023至2025年的能源結算結構發生了調整，人民幣和盧布占比上升，但在經濟體量上，俄方能提供的市場空間與東盟的6.99萬億元貿易規模或海合會的長期能源合同相比，仍存在不小差距。

對印度來說，作為人口超過14億的大型經濟體，它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定位仍在調整，既希望在制造業和數字經濟上承接一部分跨國公司的轉移，又在安全和外交政策上加強與美國及其盟友的合作，這種雙重目標如何與中俄印三邊框架兼容，目前尚無定論。

中國在對外布局時，一方面繼續與俄羅斯保持高層往來，參與2023至2025年的多次雙邊或多邊安全與經貿對話，另一方面則通過RCEP、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以及與海合會的系列協定，把自身視為一個“總裝車間”，讓東盟承擔更多分工環節，把中東視作長期能源和資金來源。

在新形成的三方互動里，可以看到比較清晰的功能劃分：海合會提供穩定的油氣供應和一部分資本，中國輸出設備、工程承包和技術方案，東盟則在2020至2025年間逐步積累了勞動力和產業配套的優勢，這種“經濟閉環”的設想，與當年中俄印強調的地緣平衡邏輯明顯不同。

到2025年底，一些研究機構在報告中用圖表展示了這一變化：一條線是1998年至2021年間中俄印外長會晤的時間軸，共19次；另一條線則是2010年至2025年間中國與東盟、海合會貿易和投資曲線的上升，二者在2020年交叉，此后一個放緩，一個加速。

舊框架和新安排之間，并不存在簡單的“取代”關系，更像是不同階段對現實環境的回應：1990年代末的焦點是單極格局和大國政治，2020年代中期更顯著的變量則是供應鏈安全、能源轉型與本幣結算，這些議題都裹挾著具體的數字目標和項目清單。

至于未來幾年，中俄印合作是否會在新的安全與經濟條件下找到重新定位，與2025年之后東盟—中國—海合會這條線會不會繼續放量，能否同時存在、形成互補，還是會因資源和注意力分配出現此消彼長，還需要看后續的數據、政策和事件如何演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