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00元買來的瓷瓶，估值300萬”：文玩假拍騙局調查

時隔近一年，林宛仍在等待一個說法。

2025年春天，一個陌生電話打來，對方自稱“泰華拍賣”公司，對她收藏的玉器贊不絕口，力邀送至香港秋拍。承諾將進行“頂級造勢與推廣”。在對方的一步步誘導下，林宛覺得，“遇見了知音”，并支付了3萬元保證金。

但不久后，她發現自己被騙了，這家公司也已經人去樓空。

為了討個說法，林宛和幾位有相似遭遇的網友建了一個互助群。群內三十余人，損失金額從十幾萬元到數百萬元不等，涉及瓷器、書畫、玉器等多個門類。

林宛稱，實際受害人數遠多于此。“很多人礙于面子不愿聲張，說出去會被人笑話想錢想瘋了。”她說。

在過去，文玩、古玩的各類騙局主要針對低價撿漏的“買家”，而近些年，一種專門瞄準“賣家”的新型拍賣騙局，越來越普遍。

不法分子的手法其實并不復雜。新京報記者調查發現，不法拍賣公司普遍將對藏品鑒定沒有基礎知識、又期盼著手中舊物能帶來一筆“意外之財”的普通人，作為“最佳獵物”，繼而偽造知名拍賣行背景，針對普通人對藏品的高期望心理，導演一場完全可控的虛假拍賣，人為制造流拍，從而依據合同吞沒保證金。

“過去怕‘拍假’，現在防‘假拍’。”林宛覺得，陷阱早已量身定好，只等有人滿懷希望地入局。

拍賣公司發給林宛的秋季拍賣會精品圖冊 圖/受訪者提供

3500元淘來的瓷瓶，估價300萬元

對58歲的沈紅軍來說，拍賣公司的經紀人“陳總監”是比家人更懂他的人。

2024年初春，他收到一條信息，對方自稱是一家拍賣公司的經紀人，想交流龍泉窯藏品。平時家里人總勸他別在這些“瓶瓶罐罐”上亂花錢，沈紅軍沒多說，心里卻有些不服。他挑了幾張自己淘來的瓷瓶照片，發了過去。

幾天后，電話來了。對方問他是否方便去南京見面，一位香港客戶對他的藏品有“罕見興趣”。

據描述，這位客戶是東南亞僑領后代，資金雄厚，專攻高古瓷收藏。

溝通中，“陳總監”不僅對龍泉窯的釉色、開片、工藝特征分析得頭頭是道，還表示特別理解沈紅軍對收藏文化的喜歡。“他說話挺謙遜，跟市場里那些販子不一樣。”沈紅軍聽得心潮澎湃，漸漸放下了戒備心。

當年4月，沈紅軍帶著自己從古玩市場“淘來”的一件龍泉窯瓷瓶，應約前往南京。

見面地點在市中心一間格調雅致的私人會所。“陳總監”親自在門口迎接。他四十歲上下，穿著合體的中式上衣，戴無框眼鏡，身旁還跟著一位“鑒定專家”。

鑒定環節開始了。白手套、放大鏡、便攜顯微鏡——“鑒定專家”所持的工具專業，動作嫻熟。其間，他們還自然地聊起港澳拍賣會的風向、歐美藏家的偏好，甚至對國內幾位知名行家的收藏路徑也頗有見解。

一番操作后，“鑒定專家”指著那個3500元買來的瓶子說：“這個是明代早期出窯的精品。”接著給出了一個沈紅軍從沒想過的數字：三百萬。

“陳總監”接過話強調，那位香港客戶家族行事低調，而且眼光極為苛刻，不是真正的精品絕不入手。

他告訴沈紅軍，為了表示誠意，客戶愿意先付一筆“意向保證金”，并委托他們辦個小型的定向拍賣。

當然，按照“高端藏品的規矩”，為了表示賣方的誠意，防止中途變卦，沈紅軍也需要付一筆對等的“拍品保證金”，錢都放在拍賣行賬戶里共管，交易完就原路退回。

“人家那么大的老板都先給錢，感覺挺靠譜。”沈紅軍當時并未察覺任何不妥，他說，“錢又是打到公司賬上，我覺得有公司管著，沒有風險。”

第二天，在“成古拍賣”所在寫字樓的辦公室里，沈紅軍見到了客戶的代表“何先生”。對方衣著得體，說話溫和，在“陳總監”陪同下再次看了看瓶子，還用粵語打了個電話。掛斷后，“何先生”笑著說老板很滿意，愿意按估價上限跟進。

隨后，“陳總監”的助理呈上一份《委托拍賣合同》。據該合同，沈紅軍需向拍賣行指定賬戶支付二十萬元“履約保證金”。若拍品成交，保證金返還，拍賣公司從中抽取8%的傭金；若未成交，則委托方需同意拍品自動順延至后續拍賣，且在此期間不得單方撤回；若執意撤拍，則需承擔前期服務成本，保證金將部分扣除。

“陳總監”說這是拍賣的行規。“何先生”也在一旁補充：“沈老師，我們找這樣品質的器物找了很久，這筆錢只是個形式，主要是為了把事情定下來，免得后面有變動，請您理解。”

在一種混合了被專業認可的滿足、對高額回報的期待，以及對“正規流程”信賴的復雜心緒中，沈紅軍在合同上簽了字，并支付了二十萬元。離開時，“陳總監”熱情送別，并約定不久后安排拍賣。

拍賣合同中規定的流拍條款 圖/受訪者提供

假拍的套路

結局毫無懸念。

“拍賣”當天，沈紅軍通過“陳總監”發來的鏈接，線上觀看。他回憶，場內零星坐著五六個人，而那件估價三百萬元的“明代龍泉窯瓷瓶”，在整場拍賣會中，無人舉牌，幾分鐘內草草流拍。

事后，“陳總監”在電話里語氣充滿遺憾地解釋，原本最有意的“何先生”，家族資金臨時調度出了問題，未能跟進。其他潛在買家也持觀望態度。他安慰沈紅軍，委托期通常是一年，這次只是市場暫時未達預期，承諾接下來的秋拍會繼續重點推介。

沈紅軍提出，想先拿回瓷瓶，并商量退還二十萬元保證金。“陳總監”表示，事情重大，要公事公辦。

他援引合同條款，指出流拍屬于“因賣方原因未達成交易”的情形之一，按約定，相關服務費用需從保證金中扣除，剩余款項的退還“需要走流程審批”。沈紅軍追問具體時限，對方便開始含糊其詞。

頭兩天，他還能收到“陳總監”措辭客套的回復，表示“正在積極協調”。第三天，電話開始難以撥通。第五天，所有消息石沉大海。

沈紅軍所遭遇的，并非偶發事件。

新京報記者調查發現，以“高端私洽”或“文玩送拍”為名，最終用“流拍”扣取保證金，這些年已發生多次。記者接觸的十余名受害者，多是四五十歲到六七十歲的普通中老年人，損失從幾萬元到上百萬元不等。

騙局的手法，一共只有三個步驟。

拍賣公司先通過社交平臺、市場信息或熟人，找到目標，聲稱有實力買家對某類老物件、文玩收藏品特別感興趣。然后約見，安排“專家”鑒定，給出一個高到讓人心跳的估價，擊穿心理防線。

接著，他們會以“保障交易”“符合行規”為名，要求物主支付估價10%到20%的錢，作為“保證金”打入公司賬戶，承諾成交后退還，只收傭金。

一旦錢到賬，就會組織一場完全由自己人操控的拍賣會，確保東西必然“流拍”，然后依據那份早已擬好的合同，把保證金扣下。

但騙局的精細之處，在于拍賣公司會深入研究目標人群的心理。

靳小輝是在父親無意間說起“明年要親自去香港參加拍賣會”時，才覺得不對勁的。再三追問，老人才一點點說出實情。

2025年1月，靳小輝的父親接到一家拍賣公司電話。對方很熱情，讓老人把家里的老物件找出來“看看”。父親翻出了去世的奶奶留下的三枚銅幣。

經紀人上門后，仔細端詳，說這是“珍稀品種”，將來要在香港或者海外的高端拍賣會上拍賣，起拍價就是一百二十萬元。他們特意叮囑老人“別告訴子女”，還說“為了護寶”，東西要藏好，不能聲張，免得“被壞人知道，上門來偷”。

等靳小輝發現時，父親已經分幾次，給對方轉去了十萬元“保證金”。

同年5月，一場“香港拍賣會”通過網絡直播。靳小輝陪著父親一起觀看。父親的三枚銅幣作為第三件“標的”出現，前兩件物品很快被“買走”。

輪到銅幣時，全場寂靜，無人應價，主持人迅速走過流程宣布流拍。“其他幾個競買人，幾乎全程低頭看手機，彼此零交流，像在等著收工。”靳小輝曾在新聞上看到過類似的騙局，覺得太假了。

他不顧父親阻攔，搶過手機，當即給經紀人撥去電話，對拍賣的真實性表示質疑，并要求退款。電話那頭，經紀人的語調瞬間提高幾度，強調合同具有法律效力。接著，另一個陌生的聲音奪過電話，對靳小輝說：“你爸簽的合同，按的手印，別沒事找事。”

“感覺他們在威脅我。”靳小輝說。他后來致電那家香港的酒店得知，當天酒店并無任何拍賣公司租用場地。這意味著，所謂的拍賣會和場內的“競買人”，很可能都是假的。

三枚銅幣被估值52萬元 圖/受訪者提供

“不見兔子不撒鷹”

實際上，利用虛假拍賣場景和雇用“托兒”進行詐騙，并非新鮮事。

據《南方周末》2017年的報道，公安機關當時便破獲過多起類似案件。一些公司在香港租用五星級酒店場地，舉辦規格頗高的拍賣會與預展。他們以日薪數百至數千港元不等的價格，招募臨時人員扮演藏家、競買人，其中甚至包括外籍面孔，用以烘托“國際買氣”。

警方偵查發現，有些拍品圖錄上標有隱秘記號，用以指示“自己人”對特定拍品，往往是虛假或廉價的“道具”，進行舉牌競價，制造市場熱烈的假象。而那些從各地征集來的、藏家們視如珍寶的拍品，在場上往往只亮相幾十秒，便因“無人應價”而迅速流拍。

47歲的北京人王翌，從年輕時就開始收藏“文玩”。他坦言自己沒有走到騙局的最后一步，僅僅是因為運氣。

2024年5月，他攜帶一件五彩瓶赴港，與自稱某拍賣公司的經紀人會面。過程與此前諸多案例相似，對方鑒賞專業，報價高達230萬元，氣氛融洽。但當對方拿出合同，要求他現場支付十萬元“交易保證金”時，王翌表示數額太大，要回家考慮，當場拒絕了付款。

對方態度立刻微妙地冷淡下來，匆匆結束了會面，并再未主動催促。

“我當時還以為是自己付款不夠爽快，得罪了大客戶，后來跟圈內朋友聊起才知道，他們是‘不見兔子不撒鷹’，你的錢不到他們賬上，他們連多說十分鐘的時間都不愿浪費。”王翌回憶。

他當時并未確信是騙局，雙方還斷續溝通了幾周，見王翌始終不掏錢，對方徹底失聯。

王翌的瓷碗被拍賣公司鑒定為“大明宣德年制”，估價360萬元，收取估價的50%作為保證金 圖/受訪者提供

王翌的警覺讓他僥幸避開了損失，但更多的人未能幸免。2025年12月，全國多地公安接連發布風險提示，集中揭露了多起假冒境外拍賣行、虛構實力買家，從不法渠道獲取普通群眾的手機號，誘騙其拿出家里的東西進行拍賣，把藏品價格抬高，讓其繳納鑒定費、保證金等多種費用，最后卷款跑路。

在王翌后來加入的一個受害者聯絡群中，有超過六成藏家遭遇了實際錢財損失，金額從數十萬元到數百萬元不等。不斷有新人入群，“很多人的經歷一模一樣，但大多數人不愿公開談論，在收藏圈，看東西‘打眼’丟人，也怕家人知道。”

為何這套并不新鮮的把戲，能持續瞄準文玩藏家并屢屢得手？

王翌認為，不法分子首先利用大家急于變現、渴望藏品價值被“權威”認可的心理。他們通過話術和虛假鑒定，刻意給出遠高于市場行情的估價，制造“一夜暴富”的錯覺，甚至虛假承諾“流拍回購”來徹底卸下受害者的防備。

扮演的“資深顧問”“海外實力買家”等角色，則模仿了資深專家的氣質與談吐，滿足了部分人對“知音”和“高端渠道”的想象。

更重要的是，騙局巧妙地利用了文玩藝術品交易中固有的信息不對稱和非標特性。普通藏家，尤其是拍賣經驗不足的賣家，很難準確評估自己藏品的真實價值和流通渠道。面對騙子精心包裝的“拍賣行”資質、境外合作背景和看似專業的合同，普通人缺乏有效的核驗手段。

沈紅軍則感慨，騙子的“套路”太深。

經歷了這一切，他給自己定下一條鐵律：“收藏，只關乎愛好和審美趣味。只通過經年累月驗證過的、絕對可靠的渠道進行交流。凡是涉及需要預先支付大額保證金、押金的，無論對方說得多好，一律視為騙子。”

拍賣公司為林宛出具的“藝術品存放單” 圖/受訪者提供

“他們研究得很透，知道你在期待什么”

林宛也曾考慮過報案，將“假拍賣”公之于眾。

但咨詢律師后，她得知，這類涉及跨境藝術品、文玩拍賣的案件，常被定義為經濟糾紛。原因在于一些公司是設在香港或海外的空殼公司，主體認定艱難。而所謂的“拍賣”發生在境外，證據固定十分繁瑣。最關鍵的是，對方扣款的依據，白紙黑字地嵌在她親自簽署的厚厚合同條款里。

在這種情況下，立案偵查門檻高、周期長。大部分被騙的人只能因此放棄維權，不了了之。

更多受騙的藏家，出于維護自身的面子，最終選擇了沉默。“東西沒丟，只是損失了錢，說出去，讓人笑話。”林宛坦言，在文玩收藏的圈子里，“眼力”就是尊嚴。“被騙了，說出去，別人不會覺得你是受害者，反而可能在心里覺得你既貪心，又愚蠢。”而要防范這類騙局，目前幾乎完全依賴于藏家個人的警惕心與行業經驗。

新京報記者在企查查平臺看到，截至2026年1月，在全國范圍內，經營范圍含有“拍賣”的公司約有15.3萬家。其中，全國具備文物拍賣資質的企業共計669家。與數量龐大的其他行業公司相比，這個數字要小得多。

此外，設立一家拍賣企業有著明確的法律門檻。根據《拍賣管理辦法》，企業需要滿足包括100萬元人民幣以上的注冊資本、固定的辦公場所以及至少一名注冊拍賣師在內的多項條件。若要設立分公司或從事文物拍賣，要求則更為嚴格，若拍賣涉及文物，還必須向國家文物局申請專項許可。

“大量拍賣公司存在是有市場需求的。”一位在拍賣行業從業超過十五年的資深經紀人林建立表示，他的公司主要為客戶提供文玩藝術品與資產處置的綜合解決方案。

他解釋，對于普通藏家而言，自行處置一件藏品并實現其價值最大化，涉及鑒定、估價、招商、合規交割等一系列復雜環節，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正規拍賣行的價值，正是建立在這套專業壁壘之上，而這也讓一些不合規的機構，得以利用信息差和藏家們普遍的“變現焦慮”，乘虛而入。

林建立指出，此類騙局的受害者早已不局限于資深藏家，而廣泛蔓延至家中存有老物件的普通民眾。

他提醒，通常情況下，在正規委托拍賣中，拍賣行只在物品成交后，按落槌價的一定比例向買賣雙方或賣方收取傭金。為了防止惡意悔拍，一些拍賣行可能會要求競買人（買家）繳納保證金，但幾乎從不要求委托人（賣家）繳納保證金來“保證自己會賣”。

他強調，藝術品市場受審美潮流、學術研究、經濟環境等多重因素影響，存在天然的不確定性。正規拍賣行的專家會根據近期公開市場成交記錄、品相狀況提供審慎的估價區間，絕不會做出“保證成交”、“保證賣到某某高價”的承諾。那種遠超常識、動輒百萬元的估價，純粹為了“擊穿心理防線”，誘導對方進入付費環節。

而其設計的所有流程，如熱情接洽、高估值鑒定、舉辦拍賣會，都是為了在交易發生之前，就以各種名目收取費用。他們的利潤就來自于這些“保證金”“服務費”，至于藏品能否賣出，從一開始就無關緊要。

對于任何主動上門的拍賣行或“神秘買家”，必須通過官方渠道核驗其工商信息與拍賣資質，對各類“境外背景”保持最高警惕。拒絕任何形式的預付費用，所有以“保證金”“圖錄費”“出關費”“鑒定費”等名目，在交易完成前要求支付大額款項的行為，都應視為危險信號。

此外，對遠超市場價的報價、過分熱情的“知音”、以及繞過正規流程的“私密交易”保持冷靜，這通常是誘餌。保留完整證據，溝通記錄、合同、付款憑證均需妥善保存，為可能的維權做準備。

截至發稿前，新京報記者通過公開渠道查詢發現，文中提及的幾家公司，其工商登記狀態仍顯示為“存續”。在一些社交媒體及收藏愛好者聚集的網絡社交平臺，仍有以類似名稱注冊的賬號在發布征集藏品的信息。

2025年1月下旬，新京報記者曾嘗試聯系了與上述公司相關聯的數名業務人員。對于采訪涉及的收費模式與合同糾紛問題，對方均回應稱，其公司運營“合法合規”，與客戶簽署的合同“條款清晰、具有法律效力”，并建議若有爭議可“通過法律途徑解決”。

林宛后來嘗試復盤，試圖找出一些共性，比如行騙公司如何挑選理想的圍獵目標。

她發現，被盯上的人大體是兩類：一類是真心喜愛物件、渴望自己收藏或傳承的“好”被權威認可的人；另一類則是毫無經驗、被“快速變現”承諾所吸引的普通人。兩者共同之處，是一種急于為手中之物“正名”或兌現價值的心態，缺乏應對文玩復雜交易場景的經驗。

“他們研究得很透，知道你在期待什么。”林宛說。

被騙之后，她主動在社交平臺和收藏論壇上，分享自己的經歷，梳理那些可疑公司的特征與話術。她會去搜索“藏品如何送拍”“哪里可以鑒定變現”之類的求助帖，提醒其他藏友“別上當！”

不久前，一位來自吉林的女孩私信感謝林苑，說因為看到她的帖子，及時勸阻家人避免了一場可疑的交易。

“能勸一個是一個。”這是林苑給自己的任務。

（應受訪者要求，林宛為化名）

新京報記者 咸運禎

編輯 陳曉舒

校對 翟永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