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其驤先生的學術思想

時間：2011年5月28日15:40—17:00

地點：復旦大學光華樓一樓學生廣場

主題：譚其驤先生的學術思想

內容：

周振鶴：

我們第二場的座談會現在開始，我想譚先生和在座的各位都是有很深的淵源，而且譚先生特點就是感人至深，所以說起譚先生很多人非常熟悉，而且我說一句大家可能不知道的笑話，是譚先生跟我講的。認識譚先生的人很多，譚先生認識的人也非常多，但是譚先生后來年紀比較大了，有時候見面少的人可能就會忘記，所以有時候到譚先生家里跟他座談才知道這個人肯定是認識我跟我談，但是談半天他還不知道這個人是誰，而且人家坐的時間越長，他越不敢問人家，這是他跟我講的事。我現在也到了這個年紀了，我能體會到年紀大了可能會這樣，所以現在在會場碰到很多年輕才俊，有時候知道他們都很優秀，有時候就喊不出來名字，請大家原諒一下。

我跟葛劍雄是1978年進復旦的，我們在醫院里跟譚先生第一次見面，是譚先生對我們進行面試。最后一次也是在醫院，記得那一天是1992年8月27日下午，我還在醫院里面看到譚師不太舒服，大口大口喘氣，后來好像平復一些了，就回到了家里。到子夜，已經是28日凌晨一點了，德睿世兄打電話給我，電話鈴聲一響我感覺有點不祥了。果然，世兄告訴我譚先生已經走了。我趕快叫一個車到醫院去，譚先生已經離開我們而去。首尾見面告別都在醫院里面，前面是在龍華醫院，后面在華東醫院。我這一生最遺憾的就是沒有看見完全健康的譚先生是什么樣子。我聽吳浩坤先生講，譚先生年輕時候是非常活躍的人，踢毽子，跳什么障礙都是很自如的，大家知道譚先生也徒步考察了很多地方。從我們1978年進來到1992年離去，前后是15年，對我親身教育很多，所以我想講的東西很多，但是我希望在座的各位，有認識譚先生，跟譚先生相處，而且在譚先生指導下工作的很多人，我希望大家多談談自己跟譚先生交往所體現的學術思想。上一場是學術貢獻，這一場是學術思想是分不開的，我想合起來講問題也不大，現在看看哪一位先開頭，等一下我自己有一些話也可以補充，誰先開始?

唐曉峰：

我最初見譚先生是在上海開全國的歷史大會，也就是剛才大家看到的我們三位歷史學界、地理學界的泰斗，三位老先生，當然還有一位日本客人，那次在復旦開的會人氣很旺，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后來去松江參觀，那是第一次見到譚先生。那次只是臺上和臺下望望人的風貌而已，后來的機會很難得，比較深刻地領會到譚先生關于歷史地理學的一些總體性的看法。那是在1983年，那次我也很難得有機會，先參加周振鶴、葛劍雄兩位博士的現場答辯，這是我一直吹牛的地方，這兩位博士答辯是新中國的NO.1、NO.2,然后在座的委員有楊向奎，侯仁之、史念海和譚其驤三位老先生及陳橋驛，一排坐下來最邊上的是我，他們葛劍雄、周振鶴在對面繼續答辯，可惜當時沒有照相機，如果照下來我就在最邊上，這是非?？上У?。但是我當時帶了一個質量很差的照相機，我把他們兩個答辯的時候照下來了，照下來之后我把底片寄給了上海史地所，我后來問劍雄這個底版在哪里了，他也不知道。不知道有沒有其他人照相了沒有?如果沒有的話，我那個照片就是絕版，而且現在也不知道在哪里。

那個照相機，那一卷膠卷其他的底版我都有，因為我們隨后上了莫干山，以及包括后來去柳亞子的故居。因為譚先生是柳亞子的親戚，開始不讓進，一聽說譚先生來了，馬上潑水掃地，把我們這些人迎進去了。譚先生在當場還給柳亞子故居陳列館題了字，當時譚先生題字的時候想不起來題什么合適，就問葛劍雄寫一些什么字，劍雄說寫高山仰止，譚先生提筆就寫了，這個照片我有底版為證。所以這一卷膠卷，我們在座的史老師，我們都有在山上的照片，現在這個黃書上有一個大合影，照片里缺少一個重要的人物，缺葛劍雄，因為照片是他照的。那次最重要的譚先生主持的歷史地圖集整體的編撰體例，還有大的綱目。

所以這次討論會實際上是譚先生把他對中國歷史地理的重要內容，如果用歷史地圖的方式，充分地、系統地、完整地表現出來，應該做什么東西。所以不用說，這樣一個討論是非常重要的討論，它確定了這本歷史地圖集整體內容的框架，在討論的過程中，每一個問題應該怎么做，不應該怎么做，什么事情和什么事情不一樣，在概念上如何有區別，這個題目難在什么地方，那個題目容易在什么地方，所以點點滴滴，大大小小，整個過了一遍。我們可以想象像譚先生這樣一個極高水平的學者，把整個中國歷史地理學的主體的框架性、綱要性的，他的思路一點一點地講述出來，然后確定為地圖集的編纂的綱目，可以想象這個是非常必要的。

所以我作為一個小字輩那次聽了譚先生的每一段講話都是受益匪淺，也面對面地看到譚先生的驚人的記憶力、非常敏銳的思想、極為清晰的概念意識。所以這次討論，大家忽然說得亂的時候，譚先生馬上加進來這個問題其他不要講，只講這個地方，馬上指出要害。這次討論機會很難得，并且給我們非常深刻的印象，的確感受到譚先生這么偉大的學者他學術的風格和學術的水平是什么樣的。后來，莫干山會議之后，我們一路參觀柳亞子的故鄉，這一路上都給譚先生照了照片，特別在柳亞子故居，好像當時就帶了一個低水平的照相機。譚先生后來說很希望看到柳亞子故居照片照得什么樣子，他還是很在意的，因為柳亞子是他母親的一個親屬。

那一路游覽下來，也非常有意思，那次是一次面對面在具體問題的討論當中，你再來看，當大家對問題討論到很熱烈，也很混亂的時候，譚先生怎么進來把大家的思路整理清晰，這樣回合幾次下來，你學術的認知能力、判斷能力、對研究對象的理解力，現場就得到糾正，現場就得到提升，所以我覺得這次經驗是終身難忘的，這是一件事情。

還有一件事情是譚先生講的一件事情，但是后來在對譚先生的總結里面，不是每一篇評論都提到的，我想提一下在《長水粹編》文集里面我記得第一篇文章，是講歷史上的中國和中國古代的邊疆。我覺得這篇東西是譚先生應翁獨健先生的邀請，翁先生請譚先生來講講這個問題。我覺得這個問題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這個問題在我們的很多學者里面談論不多，中國的邊疆這么復雜，翁先生問譚先生，你在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的時候怎么對邊疆的地方進行標注，算中國還是不算中國，忽大忽小，怎么處理這件事情，我們今天有一個疆域，古代的疆域和它有很大的變化，民族有很多復雜變化，在各個不同時期怎么處理，誰算中國的，誰不算中國的，這的確是一個非常大的難題。把事情搞清楚了，知道這個地方是誰的，叫什么名字，但是隨后這個地方算不算中國的領土?為什么算中國的領土?怎么處理這樣一個一個復雜的問題?我們今天看這八本圖的時候很簡單，看邊疆地區很簡單一看邊疆這么畫，這些線條是怎么畫出來的，實際上背后都有一個認識、評價、判斷，一個復雜的思索過程，譚先生在這篇文章里面就把他如何處理這些問題，做了一些非常細致的講解，我覺得這個問題是非常有價值的一件事情。不但有歷史上的學術價值，還有現在所面對的很多邊疆問題，到底我們怎么樣去論證這些問題，我覺得譚先生指出了一個大方向，但是我感覺在我們國家外交部里用一種很落后的方式的表達，叫“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自古以來”這句話很不精確，按照譚先生那種細細分辨的思路，把每一個地方進行論證，就會把這個問題的水平提到更高。所以在邊疆的問題上，譚先生的學術思想，這樣一種眼光，這樣提出來的一種原則，是很值得我們今天學習，向前發展和推進的，譚先生這方面作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貢獻。

《長水粹編》的時候也是把這個放在第一篇，這篇的確很有分量，這是我自己的一點經驗，反思譚先生治學思想的時候所想到的這幾個方面，謝謝大家。

周振鶴：

剛才漏掉一個重要環節，現在把各位嘉賓介紹一下，剛才發言的這位嘉賓跟我們同一屆的、不同門的研究生，他是侯仁之先生的第一批研究生之一唐曉峰。

坐在第一位的是彰化師范大學陳文豪教授，他是特意來參加這個會的，我們向他表示感謝。第三位是高松凡先生，原來是中科院地理所的，他也是侯先生的學生，我隔壁這位辛德勇跟我比起來像兩代人，但是跟我是一代，他比我小整整18歲，但是和我們是一輩人，他是史念海先生的學生，現在在北京大學歷史系當教授，原來是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的副所長。這位是胡阿祥，也是我們地理研究所培養出來的研究生。那位是我的老師輩趙永復先生。這一位也是我們的老師輩，是胡菊興先生，這位是我師弟王妙發，現在在日本和歌山大學當教授，他們夫妻倆都很厲害，都在日本當教授，他太太很年輕，現在也是教授，女教授在日本也不容易當的，都很不錯?，F在看哪一位嘉賓再接著講。

胡阿祥：

我非常簡單說幾句，在座我是輩分最小的、年齡最小的，所以今天能夠有這個機會，代表晚輩說幾句，我感到非常惶恐。我1980—1987年在復旦大學歷史地理學科總共七年的時間，我們這一屆可能有一些比較特別的地方，1980年我們這一屆的歷史地理專業的本科生是“文革”以后恢復招生的第一屆，當時歷史系我們那一屆71位同學，歷史地理專業是31位，歷史專業是40位，我們那一屆經歷了很多次歷史地理所的一些過程。1980年—1984年是一個很特殊的時期，比如說葛劍雄先生、周振鶴先生博士學位的授予儀式我們有幸參與的，在數學系的禮堂里，當時看到好羨慕，但是周先生真的非常帥，底下迷倒一片，包括我們班上的同學。后來一九九幾年的時候我請周先生到南京大學，給南京大學地名班的學生上課，當時又迷倒一片，什么時候像周先生這樣有魅力就好了。

我們經歷過在上海召開的歷史地理國際學術研討會，好像是1982年，那次會議我很有幸，安排我全程陪護南京大學韓儒林先生，我后來到南京大學，在想是不是有冥冥之中的東西在里面。韓先生的學問我一點也不懂的，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韓先生的手非常溫柔，學者的手怎么這么讓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包括歷史地理研究所的成立，我們都經歷了。在我們本科階段沒有機會聽譚先生給我們上課，印象中譚先生給我們開過幾次講座。我后來查我一本書前言里面寫到，譚先生回憶和顧頡剛先生，當時他們成立禹貢學會的時候，譚先生對我們剛入校的大學生說書生要報國，寫文章不僅要考據，而且要有義理和經世。我是安徽桐城人，桐城文章講究考據、辭章、義理，這與譚先生的意思非常吻合，所以留下的印象特別深。到了1984年，我們那一屆歷史地理后來招研究生，我印象當中那屆名額不少，好像歷史地理的碩士生名額是七個名額，全國報考的好像有二十多位，最后只收了兩位，后來所里老師他們說寧可要質量，寧可少一點人。

在研究生的三年過程當中和譚先生接觸的機會比較多了，每個學期大概有兩三次會和師兄弟去譚先生在淮海中路的寓所。一般去都是下午三點以后，因為三點之前譚先生是休息的，所以留下了很多印象。在讀碩士生階段給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我在《歷史地理》上發的一個小札記，解釋商周江淮之間一個小部族的，叫舒，這是我在《歷史地理》上發的第一篇小東西。為這篇東西，淮海中路的寓所前后去了三趟，最后發出來的大概七八百字，最后知道做學問，每個字要很講究，不僅畫圖要講究，而且做東西本身要講究，寫文章也要講究。在碩士生階段另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我的碩士論文答辯，當時我的那場論文答辯，后來王振忠兄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叫《長水悠悠》回憶了這場答辯，我在提交會議的小文章中間也寫了一段，這場答辯王振忠兄寫的是答辯的嚴格，其實這里面還有很多的東西，譚先生非常寬容。我那次答辯之后日記里面記載我小便了十幾次，一緊張小便就會多，中間一出去休息就小便，非常緊張。規定每位先生要提五個實質性的問題，這些體現了譚先生的嚴格。但是譚先生真的對學生有時也很寬容，論文答辯完了以后譚先生給了我三張紙，寫得滿滿三張紙，題目叫《與胡阿祥論雙頭州郡》,我回宿舍看了以后身上淌虛汗。如果把那三頁紙的問題問我，那會讓我非常難堪。我那時候年輕氣盛，我回憶到跟鄒逸麟先生甚至跟譚先生針鋒相對，步步不讓，后來我導師吳應壽先生對我使眼色，你不能這么頂下去，我好像有點敗下陣來，說以后再討論。我到南京大學以后，請教過譚先生一些問題，每次我到上?？赐T先生，進門幾句話一說，譚先生就問，阿祥，你的論文觀點有沒有改變。我那時候早已經不做這個東西了，每次問都不好意思，五六年了還記得這個問題，我已經不搞這個東西了，這就是先生對學問掛在心里。先生除了認真以外，他的寬容，他對學問的執著,對晚輩的提攜讓人非常感動，雖然我的碩士論文存在大量的問題，但譚先生最后的評價是很高的，而且告訴我的導師讓我承擔了歷代正史地理志匯釋中間的兩部，《宋書州郡志》和《南齊書州郡志》,并且建議在這個國家歷史大地圖中間專門設僑州郡縣的圖。先生這個安排，決定了我到南京大學，我是1987年去的，這當中我做的20多年工作是在先生的指導、提攜下做下來的。我這個年齡，一個很有代表性的40多歲復旦大學的本科生，先生對我各個方面都產生了像風像雨一樣的影響。先生不僅學問像高山一樣蒼蒼，而且他教書，作為教師的品格也很高，所以先生的學問，道德文章真的是山高水長，值得我們永遠的懷念，永遠的學習，謝謝。

王妙發：

剛才師兄介紹我和我太太，有點介紹到外頭去了，但也確實有點關系。譚先生臨終前大概幾個月，我太太回來替我看譚先生，那時候譚先生已經病重了，不大能說話了，但認出了我太太。我太太回來給我講，當時譚先生淚流滿面，先生不在了，這是過去的事了。

第二場是講思想，我講三句話。一句話在座的可能聽說過，譚先生若干次講過，中國歷史地理學作為一個完整的學科還沒有成立，把這門學科建成還需要下很大功夫，做很多努力。與這相關那時候沒工作的時候，我記得鄒逸麟老師給我講過，當然其他老師也有這個想法，希望譚先生把中國歷史地理學概論盡早寫出來，鄒逸麟老師跟我講，我不同的場合跟先生說過，提過好幾次，幾次都沒有正面回答我。有一次我記得很清楚，可能在外地開會的時候晚上說話的時候，他回答我這本書可能是不寫了，為什么呢?因為不是那么簡單的，不是說寫就能寫的，再多說沒有必要，因為大家現在知道要嚴謹，這個歷史地理學概論不是那么好寫的。要寫的話，要花很多的時間和功夫，實際上恐怕是很難動手的，要交給我們后面的一代。這個話我后來回來跟鄒老師匯報過的，談到過這個事情，我講三個角度聯系在一起是相關的。

第二個是《長水集》里有“文章千秋事”,我們日常在一起的時候，不時有這樣的議論，無一字無出處當然就是不用說了，還有一句我沒有記錯的話是在悼念胡道靜先生的文章里面先生講過，“戰士死疆場，學者終書房”。學者終書房這樣一句話，我提的三句話相關的，無非是一個嚴謹。

我們這個行當的樸實，中國歷史地理學作為一門完整的學科當時沒有完全，今天過了二十多年的努力，起碼做了很多了。本來中國歷史地理學，是從沿革地理學過來的，引進了西方現代地理學的東西，文化地理等不太多，各方面不多，學科完整確實需要下功夫。同時跟我個人有關的也是學術思想的問題，我是考古學出身的，剛剛來的時候大概歷史系有兩位，一位是袁樾方老師，一位是張鳴環老師，可能我是第三個到的，我本科在吉林大學考古學來的。然后跟先生討論碩士論文的時候，你們可能看到我的文章用了很多考古資料，可能對譚先生來說比較新，因為此前用的文獻資料比較多。從這件開始我就想，慢慢地到今天歷史地理學這門學科是否已經完成相關。今天考古地理學不止有人做，而且做得不錯，有一篇論文還是全國百篇優秀論文，長江下游考古地理學。我上面從三個角度講，中國地理歷史學，我想說非常地有成就了，從不同的角度體會了。我們不必說人家做得不好，起碼在我們的學科里面這個文章應該怎么寫，有一個傳統，不能亂寫文章。還有就是一個人嘛，嚴謹、樸實、寬容的，加在一起，落地有聲的。我講完了，謝謝。

胡菊興：

我是1953年進復旦大學的，除了王文楚老師之外，我1954年就聽譚先生的課，對譚先生的講授印象是非常深刻的。譚先生講的“中國通史”,從秦、漢、魏晉南北朝，一直到隋唐的聽課筆記，我都保存到現在。譚先生講課的時候非常悠閑、瀟灑，開始的時候穿一件長衫，拿一個大的煙斗，講課的形象非常好啊!

原來我對歷史地理這門學科是一竅不通，1957年做研究生以后一直跟譚先生36年，加上四年的大學本科差不多跟譚先生40年了。這期間在譚先生的指導下，做了幾件事情，一是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前后二十余年，為完成這部巨著出了微薄之力。二是完成了《肇域志》的點校整理，前后十幾年，也是在譚先生的精心指導下完成的。第三是我擔任了“中國歷史地理概論”課的教學。這一門課，譚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教的，在1978年分派我給歷史系的本科生上這門課，那時候我很緊張，所以從準備提綱到教授內容，我都請譚先生指導，覺得這門課擔子不輕。但想到譚先生上課的形象，我想譚先生這么悠閑，我為什么這么緊張，有時我臨上課以前腦子里一片空白，想怎么辦?但到上課時還是能一點一點吐出來。這是我隨譚先生在編中國歷史地圖中，我學習到了一點東西，因為“中國歷史地理概論”這門課，需要對整個中國東南西北形勢、地理位置和行政制度，心里都很熟悉。所以那時候我雖然眼睛不好，但可以不看講稿，從頭到尾，把這門課講解清楚，并得到好評。因而兩次獲得80年代復旦大學教學優秀獎。這些都應該歸功于譚先生的教導。

我們那時候就是這樣一步一步學出來，譚先生手把手教我們。我想現在的同志們工作學習的條件比我們那時候更好，有這么多老師指導。另外不像我們那個時候，從1957年考上研究生要下鄉勞動鍛煉一年多，四清運動又要下鄉，平時勞動運動不斷，“文化大革命”時就不多談了。現在你們可以有充分的時間，好好進行學習、工作，進行科學研究，各種條件都非常好。我就隨便談這些，希望大家為歷史地理這門學科做出更大的成就。

周源和：

我是次要發言，紀念一代宗師譚其驤先生，因為是個人的意見不一定完整。我是1960年從中山大學自然地理專業畢業，分配到復旦大學地理歷史研究室譚其驤先生名下，從事歷史地理學的工作、研究、教學。經歷了50年，經歷了的滄桑，人生的歷練，親眼看到譚其驤先生學術思想，學術隊伍輝煌壯大?，F在的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又是全國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今天來自國內外的歷史地理學者匯集在復旦大學校園內，隆重舉行譚其驤先生百年誕辰。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對譚先生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他的治學素養、為人風范堪稱楷模。最明顯的實例是追隨譚先生的學術隊伍是一支科研攻堅卓有成就的隊伍，而不是夸夸其談的隊伍。這就是譚先生為人治學的風范，深深地滲透和規范他的學術隊伍，也是譚先生的人格魅力所在。

我衷心地講一代宗師，50年代當吳晗先生跟毛主席談起提出重編改繪，譚先生馬上被提為主編的位置，足見譚先生在歷史、地理考證方面的權威地位。經過50年代譚先生帶領鄒逸麟、王文楚等學長改編探索，到1958年又派了十多名復旦歷史系的學生，先后從華東師大、中山大學、西安大學抽調了近十名地理學畢業生參加工作，這些歷史地理混合編隊，混合建制，并且建成歷史地理研究室，并且在1960年籌建了歷史地理專業，廣開教育網絡，教導歷史地理專才，像牟元珪先生、楊正泰先生和傅林祥先生都是60年代和80年代經歷歷史、地理專業嚴格訓練而成的專才。譚其驤主編了歷史地圖，看來是一份分布不同政區名稱，同時要分布不同區別的州、縣及各種地名。但是編制過歷史地圖的老師、朋友，都體會到歷史地圖是一項非常深奧的系統工程。一個時代過去了，而同一個地名又會在不同的地方出現，地名的一個自然和社會變遷，和歷史背景的深刻研究。歷史地圖必然要表示山川、河流和名勝古跡的標識，歷史上黃河從地面河到懸河的發展，黃河的七次大改道，長江和珠江三角洲的形成，中國海岸線的變遷，云夢澤的面貌和都江堰的形成，各個時代都有名稱的勾勒，譚先生領導的歷史地理研究都一一解決了。最奇妙的是這是兩千年前的西域三十六國的表達，它們的位置相互關系，譚先生參與了蠻多的實踐，并參照當地的地理環境都一一表達出來，中國上下五千年歷史地圖要標注的東西太多了。

周振鶴：

剛才周源和老師做了一個很漂亮的插曲，當然如果每個人把自己的論文念一遍，我們幾天幾夜都開不完，所以我們還是摘比較重要的譚先生的嘉言懿行，他有時候不是對所有人講的，不是對所有人做的報告，而是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等一會我會講一些，有一些話很特別，大家可能不會想到譚先生會講這樣的話。我們現在先請趙老師，趙老師是我們非常尊敬的老師，老先生當中他的研究《水經注》非常深刻，我覺得應當提倡做《水經注》的本體研究。《水經注》的版本研究基本上已經完成，趙、戴公案基本上也已經弄清楚，但是對于《水經注》本身的研究還差很多，還沒有開始。現在像李曉杰老師領導《水經注》的班，發現《水經注》有很多錯簡。我曾經寫過一篇很小的文章是寫《水經注》的錯簡，譚先生一看很高興，馬上發在《歷史地理》創刊號上面，其實我這個問題并不是很大，但是應該算是《水經注》本體研究的一項。后來鄒逸麟先生又招了一個學生，叫石超藝，她也發現比我更多的《水經注》里的錯簡?，F在李曉杰領導一個小組，在讀《水經注》,他們就讀出很多問題來，所以不是普通的讀書能解決的問題。所以像這些東西如果譚先生在，真的會非常高興，因為歷史地理的天地非常之寬。曾經有位搞斷代史的老師問我說：“周老師你們出博士論文的題目到底還有沒有題目可以出?”我說當然有，我們空間很大，他說，“我這個斷代史沒有題目可出了，都做得差不多了?！钡俏覀儦v史地理空白點非常多，《水經注》就是其中一個。我這里要引出趙先生的話，不一定講《水經注》,趙先生研究非常深刻，還有張修桂先生本來要來，他因為華師大博士論文答辯，所以沒來，他的《水經注》研究也非常好。我有一個年輕的學生，他已經畢業出去了，也對《水經注》很感興趣。所以我們請趙老師繼續講。

趙永復：

我事前沒什么準備，講得可能不一定正確。紀念譚先生，我想首先要學習他的治學態度，要多讀書，打好扎實的學術基礎。譚先生對歷史十分熟悉，舉一個例子，有一次閑談中，他講到三國時期的某次事件(可能是赤壁大戰，已忘了),先生都能隨口一一說出當時參與者(如周瑜等)的年齡，給我印象十分深刻。如果要我查資料，恐怕一時也難以查出來。又如先生是歷史地理專家，對歷史地理各方面都很熟悉，但是邊區研究，牽涉各種外文資料，以及少數民族文字，這是弱項，但是正因為他有廣博的歷史地理知識，也能提綱挈領，提出、分析或解決問題。

譚先生主張學術上要有創新精神，不固囿舊說，提出自己的觀點。但是創新應建立在大量的資料基礎上，也就是說話要有根據，實事求是，不為創新而創新。

尹鈞科：

我第一次認識譚先生是1979年，當時譚先生到北京開會，由葛劍雄陪同，住在北京建國門內那個招待所。侯先生就帶著我去拜見譚先生，那是我第一次見譚先生。見到譚先生，就感到譚先生非常精明，非常強大，非常權威的一個學者，給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讀譚先生第一篇文章是《新莽職方考》,那是1965年我考研究生的時候讀的譚先生這篇文章。譚先生這篇文章對我的影響一直很大，因為后來我對北京地區的建置沿革做了比較多的研究，搞得比較熟，與譚先生這篇文章的影響是分不開的。

另外關于譚先生的學術思想、譚先生的學術成就，好多老先生都談了好多了，我想借這個機會公布一封譚先生寫給侯先生的信，通過這封信完全可以看到老一輩學者他們之間的友情、他們的學術思想、他們之間的態度。

譚先生這封信是1988年11月5號寫給侯先生的。1988年《北京歷史地圖集》出版之后，侯先生就送給譚先生一部《北京歷史地圖集》,譚先生收到這部圖集之后于是寫了這封信給侯先生。譚先生信是這么寫的：

“仁之同志，承惠贈《北京歷史地圖集》一冊，內附大札一封，于10月29日輾轉遞到。(弟未去安陽，此冊乃由蘇天鈞同志交由上海唯一到會的上海歷史研究所呂靜同志帶滬，親自送到舍間。)連日翻閱一過，深感研訂之精確、編制之得體、印制之精美，皆屬上上乘，誠足為歷史地圖之表率。唯實地考察至五十余次之多，行程達五千公里，其他省市恐無力效法耳?！粌H對研究北京之歷史地理有重大價值，還可為全國編制省級歷史地圖之楷模也。后記提出存疑之處若干點尤可征編者之嚴肅謹慎，虛懷若谷。弟于《中國歷史地圖集》第八冊后記中曾指出缺點幾處，自以為此乃治學者應有之態度，不意竟遭人反對，主張刪除?！啎r發現幾點可能是由于我不了解編例因而置疑處，可能是編制時的疏略，茲錄出供參考……”

最后是日期1988年11月5號。譚先生這封信我留了一個復印本，就貼在我那個《北京歷史地圖集》的后面，我覺得這封信非常重要，它深刻地反映了老一輩學者之間深厚的友情，也清楚反映了譚先生虛懷若谷的高貴品質，更重要的是反映了譚先生那種嚴謹的治學態度，治學作風。因為譚先生在后面提出的幾個問題，都是《北京歷史地圖集》大圖一百幅當中小圖的問題，這次我們修訂的時候譚先生意見都一一落實了，但是譚先生都是大圖附的小圖的問題，譚先生都一一指出來，所以譚先生一直這么治學，充分反映了譚先生嚴謹的治學態度，治學作風，所以非常值得我們后輩好好的學習。我就說這么多，說得不一定對。

陳文豪：

周教授、吳所長，還有在座的各位貴賓大家好。感謝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請我來參加紀念譚其驤先生百年誕辰。把我安排在這里談譚先生的學術思想，我想我不敢談譚先生的學術思想，不過可以談一個，也就是說我為什么要來參加這個會議的理由。事實上，譚先生的影響對臺灣的歷史地理學的發展也是有關系的。

按照個人的理解，臺灣是沒有歷史地理專業，但是從事歷史地理研究的一樣是有地理系跟歷史系的，地理系是臺灣師大地理系那一批人為主。因為臺灣師大早期是史地系，沙學浚曾經當過系主任，后來史地系分家。史地分家后，地理系有部分繼續從事歷史地理研究，例如著名的臺灣歷史地理專家施添福先生剛好就是臺灣師大史地系最后一屆學生。沙學?？箲饡r曾在浙江大學任教，臺灣師大地理系的賀忠儒教授也是浙大校友，所以臺師大地理系的歷史地理研究和浙江大學是有一定的關系。另外為歷史學界所做的歷史地理研究，當然嚴耕望先生大家都很清楚，但是嚴先生長期在香港工作，雖然對臺灣的歷史地理學界有一些影響，但是畢竟還是在香港。臺灣歷史學界做歷史地理研究比較多的是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很多人可能會認為，因為我們的老師王恢教授的關系，所以受王先生的影響。其實中國文化大學的歷史地理的研究，和文化大學的創辦人張其昀先生有關。張創辦人是原浙江大學的史地系系主任。1949年以后有一批浙大史地系的畢業生到臺灣，張其昀創辦文化大學以后，這批原來浙大史地系的學生協助張其昀先生在文化大學辦學。其中在史學系的有宋晞先生、程光裕先生，地理系的著名的徐盛謨先生等。后來在張其昀先生策劃下，請程光裕先生和徐盛謨先生主編了一部《中國歷史地圖》,有上下兩冊。

程光裕先生在浙大的時候就曾經受業于譚先生，所以我們來開會之前，程先生寫了信，希望今天的盛會我們應該有人來出席，這是我今天來這里的一個目的。我們七年前辦歷史研究所，主要發展的重點就是歷史地理，這也是臺灣第一個標榜從事歷史地理研究的研究所，這是我們發展的概況。當然我們的歷史比不上復旦大學、陜西師大、北京大學這些已經有多年歷史的歷史地理研究所。但從張其昀先生、程光裕先生的關系上看，不容否認，我們的發展也是受到譚先生的一些無形中的影響，我們也希望將來能夠繼續得到大陸歷史地理學界前輩的指導。

如果說譚先生對我個人有什么影響的話，是譚先生的買書及讀書。我喜歡收集圖書，在讀譚先生日記的時候，最喜歡看的是譚先生買了什么書、讀了什么書。給我的感受是，作為一代宗師，他不僅辛勤地讀書，而且讀書的范圍很廣。所以說給我的啟示是讀書應該要廣泛，從譚先生的日記我就有深深的感受。這是我簡單的發言，謝謝。

高松凡：

我坐在這個地方誠惶誠恐。我是見譚先生最少的，只見過譚先生一面，所以坐在這里很慚愧，但也很榮幸。我感覺自己沾了侯先生的光，因為國內譚、侯、史，三個老先生的友誼把我們第二代的學生也連在一起，每到外邊說，也自認為是譚先生的學生。所以我是既惶恐又榮幸，這是現在的心情。

見譚先生一面是在1983年的時候，當時譚先生在北京開會，住國誼賓館，是國務院下面的一個招待所，劍雄和譚先生一起去北京開會。當時曉峰就帶著我去看看譚先生，就在賓館拜會譚先生，譚先生當時身體不是很好，坐在床上，他可能是背腰有一些問題，見了面馬上起來，和我們聊。問我哪的人?我說貴州人，貴州銅仁。譚先生說，我們吳應壽就是貴州銅仁的，你們老鄉啊。我說是啊，沒見過吳先生。后來想去復旦見一見吳先生，不過我一直沒到復旦大學來過。然后譚先生問我現在做了什么。我說，去年，前不久去了嘉興，參加城市規劃，在搞嘉興的歷史地理，我簡單介紹了情況，我說譚先生就是嘉興人啊。譚先生說是。譚先生鼓勵我好好搞。我說一定請譚先生指教，但是文案寫出來后，一直沒有給譚先生看，有兩萬多字；也沒有投稿，改行了，好像自己改行地理期刊編輯后就不寫文章了，但還有一點聯系的。還有一件有聯系的方面就是說，剛才我問尹鈞科有沒有譚先生給你簽名的東西，他說他沒有，我說我有，是在《長水集》里寫的：“松凡同志指正，譚其驤”。我很光榮，我有譚先生親筆字，一直留著，可以常看看。

還有一個，剛才曉峰同志說參加莫干山的會，搞中國歷史大地圖，大地圖有城市圖組，由侯先生負責，當時曉峰協助了侯先生負責這個城市圖組，曉峰去美國以后由孝聰來直接負責，協助侯先生來負責抓這個事，給我分配了一個任務，就是編繪明代大同府城圖，我也查了資料，最后完成由譚先生簽字，就是同意通過了，可以做出版的準備了。所以我在這三點上和譚先生有聯系。雖然和譚先生沒有很多直接聯系，但是譚先生的文章、譚先生的書都是我永遠會看下去的。

還有.譚先生在學術思想的貢獻上，看了許多總結譚先生的學術貢獻，我感覺有一點好像沒講透。因為我們是跟侯先生搞歷史城市地理比較多，但講城市歷史地理，對譚先生這方面總覺得避開了似的。我想譚先生在城市地理方面貢獻怎么樣?為什么不提一提呢?當時一看，譚先生關于浙江地區的開發、城市的設置，我想這不就是城市歷史地理嗎?不就是城市空間布局結構嗎?對七大古都的論述、對杭州的論述，都和城市地理有關，這一方面還是要強調一下。譚先生寫浙江的問題很早了，在40年代那時候已經寫了，并不是解放后寫的。其他學者當時還沒有直接講區域城市的分布，只是單個城市的研究情況。但譚先生對區域城市歷史地理的研究、城市的演變研究工作已經開始了。

還有一點，我現在搞《地理研究》編輯，原想在《地理研究》是不是搞一個“地理評論”,引起學術爭論，但是爭論不起來。當時譚先生和顧先生的爭論，譚先生的作風傳下來，包括劍雄、吳松弟、曹樹基、張偉然好多都是進行爭鳴辯論。就是弄清事實真相，還歷史本來面目，同時也批評一些不良的學風。在做學問方面給予什么啟迪，怎么做學問，怎么寫文章。在這一方面現代地理學界做得還是不夠的，復旦大學在百家爭鳴方面能夠樹立好的傳統，這點發揚下來了，也值得我們現代地理學界方面，要認真地學習一下。講這些體會，謝謝大家。

辛德勇：

我簡單談兩句，剛才周振鶴先生說我比他小18歲，周振鶴先生一直對我很提攜的，我們是以學術出道，出道晚得多，而且在學術上相差不是一輩，晚有晚的壞處，我們今天在這里紀念譚先生，我沒有太多的機會親自領受譚先生的教誨，見面的次數比高松凡先生多一兩次，但是我戰戰兢兢的，自己沒有敢提任何問題。所以在這里談的沒有更多和譚先生直接接觸的感受，我只能簡單談一下我對譚其驤學術，自己多年的敬仰和學習過程中的一點想法。

我自己理解譚其驤先生在學術精神上對我影響是最大的，我們說的“實事求是”四個字。我自己感覺譚其驤先生在研究方法上有很多繼承清代乾嘉學術這樣一種基本學術精神和方法做的研究，那這一方面我自己感觸比較深的有這樣幾個方面，一個方面是不管在什么環境下，能夠堅持以學術為基本準則，能夠實事求是提出自己的見解。這些像我們做歷史的涉及邊界問題，當時在中國的南海問題那么緊張的時候，譚先生對萬里長沙這些的考證一直堅持從學術角度看，實事求是，它是什么就是什么,這一點我理解是很突出的。我自己切身感觸有一點，具體的和譚先生接觸的就是關于徐霞客研究的方面。我在博士畢業的時候寫過一篇小文章，談徐霞客發現長江源的問題，我看書看到明代的一些文獻，所謂徐霞客發現長江源是完全站不住腳的，當時文章寫了以后史念海先生看，史先生看了說我的觀點和譚先生觀點不太一樣，所以文章不太合適，不該發表。但是實際上我和譚先生的學術精神基本上一樣的，因為譚先生寫過一篇文章談徐霞客的學術貢獻，徐霞客有五大學術貢獻譚先生在那篇文章里給否定掉了三項，其中剩下兩項一個是對西南石灰巖地貌的考察，另一項是關于長江源的認識，可能史念海先生的顧慮是譚先生研究過的，但譚先生沒有談，我談了，譚先生是不是不太高興，我想史先生的顧慮是這樣的。我也是年輕，想一想沒跟史念海先生打招呼就跟譚先生寫了一封信，把我的文章附在里面請教譚先生。當然我們學術界也有一些人自己做的東西，別人再來做就不高興，心胸小的人會這樣想，特別是我做了一段時間之后，費了很多精力，結果我沒發現，被你發現了，也會有人不高興。譚先生看到我的文章非常高興，因為譚先生不喜歡徐霞客，我也不喜歡徐霞客，這一點很相同，第二點，譚先生贊同我的觀點，就是譚先生覺得我把徐霞客的偉大貢獻又否定掉一個，譚先生感覺更高興。譚先生就鼓勵說史念海先生覺得不合適的話，那就在《歷史地理》上發吧。

后來是因為我到桂林開一個會，為了當敲門磚，我沒有去過桂林，桂林那邊在歌頌徐霞客，就把這篇文章當敲門磚去開了個會，所以沒有發在《歷史地理》上。

譚先生為這件事情專門給我寫了一封信，他寫信的時候就突出強調一點，就是我剛才提到的這點，做學術研究不管是在什么情況下，一定要堅持實事求是，只有實事求是的東西才有研究價值。譚先生給我寫這封信是我跟譚先生就具體問題比較盡力的一次學術聯系和接觸，這封信對我后來鼓舞很大，給我很大的鼓勵。因為在譚先生去世之后，學界隨著中國社會的變化發生了很多變化，有很多問題我們在座的都很清楚，我們每個人都心知肚明的，就在這樣變。很多朋友把這個問題歸咎于我們國家的體制，社會的體制，當然這點我不否認，但是我覺得不管在什么情況下，都要有一個學者個人堅持的問題。譚其驤在民國時期，在1949年之后，在很多情況下，他也是做出了不同于其他人的堅持。今天上午譚先生的女兒在大會提到了，在民國時期很多和家庭和個人有切身利益的東西，譚先生為了自己的學術堅持做到了。

我們不可能每個人做得非常理想，但是譚先生這封信對我很大的鼓勵，就是說我盡可能在自己遇到問題的時候多做一些堅持，多做一點是一點，這是一個方面。另外一個方面，譚先生在實事求是做研究這方面，繼承了清代乾嘉學術很多東西，敢于向一些長期以來難以解決的困難問題發出挑戰，我們讀譚先生絕大多數的學術研究文章都有這個特點。我們做研究有很多問題，有各種各樣的問題，但有一些問題是歷經歷代學者研究的，做這些問題需要很大的勇氣，它可能失敗，可能做出來之后之所以難以解決，它是不容易一下馬上得到一個完滿的答案，但是需要有人挑戰這些問題，把它推向深入。譚其驤先生很多重要的研究，我理解都有這樣的特征，包括譚先生自己很多重要的研究，我理解都有這樣的特征，包括譚其驤先生自己覺得從研究的方法、問題、選題都比較新的，像對東漢以后黃河長期安流局面的闡釋，這個問題研究的方法上、角度上都是有全新現代地理學視野，但是就這個問題本身和譚先生研究的絕大多數重大問題一樣，它也是歷代學者關注的問題，這個問題引出來，涉及最直接的就是清代康熙年間胡渭的《禹貢錐指》,到晚一點的，到道光年間的魏源等等，這一些清代學者相關問題的研究。譚其驤先生面對眾多有巨大困難的、有很多人做過的研究，總是敢于迎難而上，為學術界解決這些關鍵的問題，這是一個方面。

最后一個方面我感覺比較深的是，一個學者從他年輕時候的成長，到他取得一定的社會地位名望，到晚年，在這個過程中有很多情況。一個人一開始年輕的時候會更多地注意自己比較謙虛、比較謹慎、比較注意，到一定年齡之后，特別是在地位的取得的同時，每個人的精力也在衰減，我們看到學術界有各種各樣的作風，我不想說別人的做法不好，但是我個人更愿意敬仰譚先生的做法。我讀研究生的時候就注意到譚先生到晚年，因為他兩次中風以后，身體越來越不好，不可能做大的研究，但譚先生寫了幾篇小的札記都是非常實際、非常具體的，而且實際上看很小的題目都是譚先生多年關心的地理歷史學中的問題，但是沒有空話。包括一些譚先生晚年的時候，有時候參加一些學術會議，各地請他臨時講一些話，我沒有看到譚其驤先生一篇空洞無物的講話，每一篇都有內容，這一點我很敬仰譚其驤先生，我想這是我應該努力做到的，我們盡量學習，能做就花功夫做點實實在在的，不能做就不要亂講話。我就講這些，謝謝大家。

周振鶴：

時間已經超過了，但是每個嘉賓都講得很精彩，我自己也必須講兩句，只能耽誤大家幾分鐘。因為事情實在太多了，十五年要講的太多了，我只講三點。

上午劍雄兄也說了，他來考研究生不知道歷史地理為何物，這跟我也是一樣，我也不知道歷史地理為何物，但他還知道譚其驤先生是有名的教授，這我都不知道，因為我是工科出身的，簡直就是糊里糊涂，誤打誤撞進了譚先生的門下，所以我的感受非常之深。頭一點感受就是譚先生教我們很奇怪，他就把我們當會者來教，不從ABC講起，這是我覺得非常奇怪的，不講最粗淺的東西，不久就講《水經注》,這個我印象深刻得不得了，這使我覺得這種教法非常特別，當你是會者。西方有一個物理學家叫法拉第，法拉第說，他是這樣的，把所有群眾都當成是沒有知識的，一切從頭講起，但譚先生是當我們懂的來教，所以我們提高很快，所以我覺得譚先生是一個特別的教法，這是一點。

第二點，譚先生給我印象很深的學以求真，這一點我在王國維身上看到了，在章太炎身上也看到了，又在譚先生身上看到了。就是學術以求真為最高境界，哪怕為了國家利益，為了民族利益也是先求真。那么這例子有很多，不能因為國家利益，或者民族利益就來遷就這個非真實的歷史，這是不可以的，譚先生的例子非常明顯，這使我敬佩。

第三點，譚先生對自己真是有深刻的認識，這一點應該讓我們學習，而且更應該讓比我們更年輕的人學習。為什么呢?1980年譚先生當選為學部委員的時候，那時候在他家里我就向他表示祝賀，譚先生說出的話讓我大吃一驚。他說，“學部委員里舊浙大的人多，浙大的人多，所以認識我的人多。”說到這一句話為止，這句話什么意思呢?因為認識我的人多，所以選我的人也多，所以我當了學部委員，有誰敢講這樣的話?有誰肯講這樣的話?真的只有我的老師肯講這樣的話，敢講這樣的話。我后來又回想，真正有學術底氣的人才敢這樣講，就是有學術底氣。現在很多年輕人就是沒有學術，他也可以寫出幾十本書來，已經不稀奇了，三個月寫一篇文章是很奢侈的，三個月應該寫一本書。所以這個譚先生給我教育非常之深刻，人應該怎么樣看自己?還有最后一點，譚先生看重學生，師生的關系他很看重，有一次很小的一個事，我寫文章的時候曾經用過譚其驤教授這樣的稱呼，他看了之后馬上說我們有這個關系(即師生關系),所以你寫文章說到我不能用教授，所以從此之后我只講先生。所以譚先生是非常重視師生關系的，這就是師視生猶子，老師看學生像兒子一樣，兒子應該怎么看自己的老師?自己心里應該清楚。

譚先生認為自己不善字不善詩，到我50歲的時候，他自己提出來要給我題一幅字，問我寫什么內容?我就跟譚先生說我很喜歡讀辛棄疾的詞，我特別喜歡那一句：“我見青山多嫵媚。”譚先生馬上就接著背下去：“料青山見我應如是。情與貌，略相似。”我們師生兩個相對而笑，他就寫下了這個送給我。我真是非常感動，一想起這個事劍雄兄沒有這個運氣，如果劍雄兄到50歲我相信譚先生也一定會送他一幅字，可是劍雄沒有等到50歲譚先生就去世了，這是非常遺憾的事。譚先生對我們真的是跟父親一樣，所以我想起來非常感動，時間也到了，我想講的也就這些，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