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學博導王竹卿被舉報事件還在不斷發酵。
一封83頁的實名舉報材料,在本就敏感的師生結構中掀起波瀾。
在舉報信中,除了學術不端、經濟問題、打壓學生等問題外,甚至還涉及了大量親日言論。
事件初期,原以為是只一個“學閥”作風的問題,看到后半程,卻讓人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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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學生公開舉報,王竹卿的問題可以分為四類:
其一,學術方面存在造假、編造數據以申請國家級項目,經費用途模糊不清;
其二,經手公司存在財務不透明,以會議為名套取資金、虛假報銷等行為;
其三,長期使用壓迫語言對學生進行人身威脅,慣用“延期畢業”、“滾出實驗室”、“封殺你”等話術,甚至強迫學生住進未達驗收條件的實驗樓,從不考慮學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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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也是最具爭議的一條。他在校期間公開傳遞親日言論,在多個場合美化日本文化,大力推崇日本精神。
王竹卿主持的中日韓國際會議,堅持把開幕時間選在9月18日。這個日子對中國人意味著什么,沒人需要解釋,但當學生提出質疑時,他反而指責對方“記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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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報材料并不止文字描述,配圖、錄音、截圖一應俱全。尤其關于立場問題的部分,甚至附有一整段講話錄音。這并非哪位學生的片面之詞,而是有邏輯、有結構地系統性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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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看王竹卿的履歷,他本科和碩士均畢業于大連理工,2007年赴日本山梨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之后先后在京都大學、北陸先端科技大學等三所日本高校長期工作,直到2021年歸國就職于四川大學。
15年日本生活,做到的最高職位也只是助理教授。但根據學生舉報,他早已與家人拿到日本永居資格。也就是說,他完全具備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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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點在舉報材料中也有所體現。學生寫道,王竹卿曾對學院負責人公開放話稱,“再逼我就把在中國的房子賣了,帶著幾百萬經費回日本,夠我下半輩子用了。”這種言論一經曝光,令不少人倒吸冷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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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在國內任教、持有龐大科研經費的高級職務人員,一邊享受國內資源,一邊不掩飾作為“備用計劃”的日本身份,其間姿態令人深思。
川大方面近日回應已成立專項調查小組進行核查,但事件本身暴露的是一類更隱蔽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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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竹卿在學生面前展現出的教育理念、管理風格,基本上是壓迫式的。辱罵、要求無底線服從、甚至實驗室甲醛超標仍強迫學生進駐,而他自己,卻將所有經費發放路徑藏在其名下公司與人頭賬戶中,輕車熟路,還有板有眼。
這些行為并不像偶發,更像一整套在境外已然形成,并平移到國內的思維路徑。
學生稱自己在遭遇壓迫時,除了忍耐,幾乎無處申訴。科研圈子內部強導師、弱學生的結構,讓很多學術霸凌不易曝光。王竹卿敢在群里威脅封殺學生、嘲諷退課看不起他,還動輒發火摔鼠標,說明他已有足夠的“權力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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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最讓網友憤怒的,是其對立場的模糊處理。你可以有日方身份背景,可以有國際交流渠道,但不能踩擊民族情感紅線。選在“918”召開會議、勸阻人說“仇恨沒必要”,這不是什么中立表達,而是一種對國人情緒的冷漠。
王竹卿事件不是個案,近年來確有一些從日本歸來的學者在道德操守方面失守。制度崇拜、文化優越感、心理投誠……本是一紙博士學位的副作用,如今卻衍成了系統病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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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大事件之所以引發強烈輿論,是因為它觸到了三根社會敏感神經:學生權利、學術誠信與國家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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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83頁舉報,不是誰情緒上頭的舉報信,而是一場敢于對“導師權力結構”發起挑戰的自救行為。
事件走到現在,最需要的,依然是透明、公正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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