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萬億巨頭發逃離信號，究竟看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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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最大資產管理公司、管理資產規模達2.8萬億歐元（約23萬億元）的法國東方匯理資產管理公司（Amundi）發出了一個震耳欲聾的信號：逃離美元資產。

該公司正在減少對美元資產的投資，將投資重心轉向歐洲和新興市場。且警告稱，如果美國經濟政策維持現狀，美元將繼續走弱。

作為典型的穩健型機構投資者，東方匯理通常不會進行激進的資產配置調整。

此次公開宣布減少美元敞口，并將重心轉向歐洲和新興市場，其背后的深層邏輯究竟是什么？

東方匯理的角度

首先，我們需要從東方匯理的角度來看這一個問題。

東方匯理作為穩健型投資者，最厭惡的是不可量化的尾部風險和資產相關性的失效，而2026年的美國市場，恰恰呈現出這兩種特征的危險趨同。

長期以來，美國國債被視為全球無風險資產的錨，而美元則是對沖地緣政治風險的終極避風港。

然而，東方匯理的首席投資官Vincent Mortier及其研究團隊的分析表明，這一假設正在發生質變。

根據東方匯理的預測，2026年美國實際GDP增速將顯著放緩至1.6%，遠低于2023-2024年近3%的水平。這一減速并非周期性的庫存調整，而是由更深層次的結構性因素驅動：

首先是私人需求的枯竭：東方匯理認為高利率環境的滯后效應終將顯現，疊加通脹對實際購買力的侵蝕，美國消費引擎正在熄火；

然后是財政刺激的邊際效用遞減：雖然美國赤字依然高企，但其對增長的拉動作用在減弱，轉而更多地體現為通脹壓力和債務利息負擔；

最后是政策不確定性：美國關稅政策的陰晴不定，讓除AI以外的企業資本開支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導致投資意愿被壓制。

在這種背景下，美元資產的雙重優勢——增長優勢和息差優勢正在同時消退。

更致命的是，美元與美股、美債的相關性正在發生根本性逆轉：過去，當美股下跌時，美元往往因避險屬性而上漲，為國際投資者提供了天然對沖。

但現在，由于對美國財政可持續性的擔憂，美元開始呈現出與風險資產同向波動的特征：當美國國債遭遇拋售（收益率上升）時，美元并未如期走強，反而因信用擔憂而走弱。

這意味著美元不再是投資組合的穩定器，反而成為了波動率的放大器 。

所以東方匯理針對今明兩年的宏觀判斷，總結了“七大確信”：

很顯然，以上7大確信都在指向美國和美元的不確定性。

底層結構性變化

支持東方匯理得出以上結論和資產配置戰略的，是底層的結構性變化。

如果我們觀察市場表現，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過去12個月中，隨著投資者涌入AI領域，標普500指數上漲了14%。美國的經濟增長依然令世界艷羨。原本應隨通脹或違約風險上升而上漲的十年期國債收益率為4.3%，也低于特朗普宣誓就職時的水平。

然而，仔細觀察會發現，情況更加陰暗且復雜：自2025年1月見頂以來，美元兌一籃子廣義貨幣的匯率已下跌了十分之一。結果是，若以外幣計算，美國資產的表現一直很差。例如，當以歐元計價時，美國股市在過去一年里幾乎沒有上漲。

這就讓以歐元為基礎貨幣進行資產管理的東方匯理最先感受到了“不對勁”。

另外，在過去一年美國資產的表現也令人擔心：例如2025年4月特朗普宣布關稅之后，投資者逃離美國資產，導致債券、股票和貨幣價值全線下跌。

股債匯三殺這種通常在新興市場更為常見的情況，過去52周內中的美國市場中足足發生了7次。

這種失去穩定性、如新興市場一般的“亂撞”，讓投資者看到了未來——一個顛倒錯亂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美元資產不再安全。

與此同時，金價已飆升至約5000美元，一年內上漲約75%，這進一步引發了市場的猜測：這背后不僅僅是央行在買實物黃金，還有很多投資者正在用行動保護自己免受美元貶值和其他尾部風險的影響。

這種“亂撞”和“顛倒”，并非市場的短期失靈，而是全球金融體系底層代碼被重寫的結果。

東方匯理的“恐慌”，實際上是對“美國例外論”在金融層面終結的擔憂。

過去四十年，全球資產配置的基石建立在一個隱含假設上：美聯儲有能力獨立控制通脹，且美債是無風險的。然而，這一假設已被“財政主導”證偽：當美國聯邦債務利息支出超過國防預算，甚至逼近社會保障支出時，美聯儲實際上已喪失了通過加息抑制通脹的能力。

因為在巨額債務存量下，任何實質性的加息都會導致財政赤字的爆炸性增長（利息支出激增），進而迫使財政部發行更多債券，最終又需要央行印鈔來承接。

這是一個死循環，這意味著美債的屬性發生了質變：它不再是“無風險資產”，而是變成了“包含了通脹風險和信用風險的風險資產”。

這就解釋了為什么會出現“相關性逆轉”：當美國國債遭遇拋售（收益率上升）時，市場不再將其視為經濟強勁的信號，而是視為償付能力惡化的信號。

這種“美債跌、美元跌、美股跌”的同向波動，徹底剝奪了美元資產作為投資組合“穩定器”的功能。

東方匯理看空美元的另一個深層邏輯，在于美國推行的激進關稅政策與維持美元霸權之間存在著數學上的不可能：

在舊有的全球化模型中，美國通過貿易逆差向全球輸出美元，世界通過貿易順差積累美元，再通過購買美債回流美國。這是一套完美的融資閉環。然而，隨著關稅壁壘的建立和“友岸外包”的實施，美國試圖強行縮減貿易逆差。

這就產生了一個致命的悖論：美國既想減少進口，又指望別國繼續大規模購買美債，為美國赤字融資。

當全球美元流動性池子因為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而枯竭，誰來為美國每年數萬億的財政赤字買單？

答案只有兩個：要么是美聯儲自己（通脹），要么是國內私人儲蓄（擠出實體投資）。無論哪一種，對美元匯率和資產估值都是災難性的。

最后，我們需要看穿美國經濟增長數據的“虛假繁榮”。

目前的美國市場呈現出一種極度危險的K型撕裂，這極其類似于患上“荷蘭病”的資源型國家，只不過這次的資源不是石油，而是AI：

頂層是AI與科技巨頭依靠壟斷地位和資本開支維持著高估值和名義GDP增長，掩蓋了宏觀數據的疲軟；

底層是標普493與實體經濟占據經濟主體的傳統行業和中小企業，正在被高利率的滯后效應和通脹所絞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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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不構成個人投資建議，不代表平臺觀點，市場有風險，投資需謹慎，請獨立判斷和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