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提起抗戰時期犧牲的大首長，大伙兒腦子里立馬能浮現出的名字，大概率就兩位爺。
八路軍那邊是副參謀長左權，那是隊伍里折損級別最高的人物；新四軍這邊當屬四師師長彭雪楓，也是頭號首長。
這兩位那是進了書本，刻在碑上，三十六位軍事家名單里板上釘釘的角兒，地位穩得很。
可你要是耐著性子去翻翻新四軍的陣亡花名冊，保準能嚇一跳。
除去彭雪楓，居然還有五位響當當的“旅級”指揮官，把血灑在了那片戰場上。
這么說吧，這幾位要能挺過槍林彈雨，熬到五五年授銜那會兒，肩膀上如果不扛著兩顆星的中將牌子，都對不起他們的資歷。
既然這么厲害，為啥這五個人現在的名氣聽著沒那么響亮？
說白了，不是仗打得不漂亮，而是他們倒下的時刻，往往是在亂成一鍋粥的突圍戰里，是在最讓人絕望的頂牛戰中。
尤其是1941年。
這個年份對新四軍而言，簡直就是一道跨不過去的火焰山，全是血。
先把鏡頭拉到最慘的那一幕。
1941年11月28日，江蘇溧陽，塘馬。
那一戰，新四軍第六師16旅的天，算是真的塌了。
旅長羅忠毅，政委廖海濤，這對搭檔竟然在同一場惡戰里沒了。
這事兒在戰史上極其罕見。
按老規矩，部隊要是被逼到絕路上，軍政主官要么分頭跑，要么留一個看家，為的就是別讓人家把指揮層一網打盡。
可羅忠毅和廖海濤偏偏不按套路出牌。
羅忠毅啥來頭？
湖北襄陽的漢子，早年在馮玉祥的西北軍里摸爬滾打過，那是經歷過軍閥混戰的主兒。
這種人身上帶著股混不吝的“野勁”，那是真正從尸山血海里殺出來的。
后來參加革命，一路從二支隊參謀長干到了旅長。
廖海濤呢？
福建上杭人，那是鉆深山老林的高手。
大部隊長征走了，他在南方死磕了三年游擊戰。
那三年是人過的日子嗎？
那是把腦袋拴褲腰帶上，跟搜山的國民黨軍捉迷藏玩命換來的。
一個能打正規戰的猛人，一個搞游擊的行家，本來是16旅的絕配。
但在塘馬，日軍圍得跟鐵桶似的，一道送命題擺在兩人眼前：是把干部撒出去保命，還是釘在原地護著機關？
賬其實很好算：主官要是溜了，旅部機關和后勤那一大家子非得讓鬼子包了餃子；要是留下硬扛，面對日軍那種火力，指揮部肯定得被打爛。
羅忠毅和廖海濤選了第二條道。
仗打到最后，兩人誰也沒邁那條腿。
16旅的這兩根頂梁柱，愣是用自己的命，給大部隊撐開了一條生路。
這招棋，看著是不懂“留得青山在”的道理，但為了穩住軍心，這是唯一的解法。
還是1941年，另一位將領的離去，更是讓人把大腿都拍紅了。
新四軍二師五旅的副旅長，叫林英堅。
那年，他在黑郎廟那場仗里走了。
翻開林英堅的履歷，要是不折在半道上，那就是一份標準的“將軍升職記”。
安徽金寨的老紅軍，29年就入行了。
從鄂豫皖反圍剿打到川陜根據地，再走完長征路，那是一雙腳板一步步丈量出來的資歷。
抗戰一起來，他調到四支隊七團當參謀長。
皖南事變一過，隊伍重組，他提了第五旅副旅長。
大伙兒得注意這個節骨眼：皖南事變之后。
那會兒新四軍剛遭了大難，隊伍擴充，人心還沒穩當，戰斗力得重新捏合。
這時候的“副旅長”，可不是在大帳里指指點點的，那是得拎著槍帶著突擊隊往敵人臉上懟的。
林英堅就是這種典型的“帶頭大哥”。
要是沒犧牲，建國后拿個中將那是穩穩當當。
只可惜，歷史沒有如果。
也就隔了一個月，1941年，新四軍五師又痛失一臂。
他是廣西百色人，那是跟著起義隊伍出來的老革命。
也是經歷過五次反圍剿的硬茬，長征那會兒就是紅三軍團七師某團的參謀長了。
當時他跟著李先念南下鄂中，那地界亂得跟一鍋粥似的，日偽頑各路神仙都有。
想在這種夾縫里插旗子，指揮官腦子得絕對好使。
結果在侏儒山，這張王牌打光了。
這背后的道道是啥？
是鬼子掃蕩更兇了嗎？
那是外面的事兒。
根本原因在于，新四軍那會兒搞了個極險的戰略——“向敵后伸展”。
要把根據地釘在鬼子眼皮底下，當官的就得靠前，再靠前。
旅長、副旅長帶頭沖鋒，在那幾年的新四軍里，不算新聞，那是家常便飯。
最后還得提一位，走得稍微晚點，1943年3月。
新四軍三師8旅旅長，田守堯。
他的死，最讓人心里堵得慌，因為他沒倒在沖鋒路上，而是倒在了“上學”的半道上。
田守堯是紅25軍出來的猛將，安徽六安人。
抗戰剛開始，他是八路軍115師344旅687團的副團長。
提個地名大伙兒就熟了——平型關大捷。
田守堯就是那場仗的操盤手之一。
1940年他奉命南下支援新四軍，在蘇北開地盤。
皖南事變后當了8旅旅長。
在鹽阜那邊，他指揮的鄭潭口和響水口幾場仗，打得那叫一個漂亮，教科書級的游擊戰法。
按說這么個能打仗的主兒，前途不可限量。
1943年，組織上拍板了：送田守堯去延安深造。
初衷沒毛病。
田守堯是戰將，但想變成戰略家，得去延安鍍鍍金、換換腦子。
可在那個年月，“去延安”這條路，本身就是闖鬼門關。
一行人在路上跟鬼子撞了個正著。
要是擺開陣勢打陣地戰，田守堯未必會輸。
可這是毫無防備的遭遇戰，又是舟車勞頓的時候。
雙方一交火，田守堯壯烈殉國。
這其實就是個概率學。
當高級將領天天在敵占區晃悠、穿插、靠前指揮，碰到倒霉事的幾率那是呈指數級往上竄。
田守堯的犧牲，映射出當年新四軍生存環境有多惡劣——壓根沒啥絕對安全的后方，哪怕是去上課，也得把命押上。
他們沒熬到1955年，沒穿上那身帥氣的將官服，甚至在今天大伙兒的印象里，名頭遠沒左權、彭雪楓那么響亮。
但要把他們從賬本里劃掉，咱們就讀不懂抗戰到底有多殘酷。
這不光是幾個人的命，這是新四軍為了在華中敵后站穩腳跟，預付的一筆昂貴的“首付”。
他們拿命，換來了新四軍在蘇北、在鄂豫、在蘇南的一方天地。
這筆賬，歷史記得門兒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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