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伊美談判背后

文︱陸棄

在阿曼首輪間接談判剛剛結束不久，伊朗外長阿拉格齊的一句話便被外界反復咀嚼——德黑蘭已將與美國談判的有關情況通報中國和俄羅斯。表述克制，語氣平靜，卻在當前的國際語境中顯得格外醒目。它并非外交禮節性的寒暄，也不是事后補充說明，而是在談判尚未展開實質性議題、結果高度不確定的階段，主動將中俄納入信息閉環。這一舉動本身，就構成了一種清晰的政治信號：伊朗不準備讓與美國的接觸，演變為一條脫離既有戰略坐標的單線通道。

回看過去二十年，美伊關系的每一次松動，幾乎都伴隨著高度的不對稱。談判往往在制裁壓力、地區緊張或軍事威脅的背景下啟動，節奏由美方主導，結果卻屢屢因國內政治變化或信任崩塌而中途夭折。特朗普在談判后高調宣稱“會談非常好”，同時不忘補上一句“如果不達成協議，后果會非常嚴重”，這種熟悉的組合式表態，本身就強化了伊朗的警惕感。正是在這種語境下，阿拉格齊強調“避免威脅與施壓是任何對話的必要前提”，并同步向中俄通報談判進程，形成了一種對沖式回應。

從機制上看，這一做法并不復雜，卻極具現實意義。伊朗通過信息共享，將美伊談判從雙邊框架中部分“外溢”，使其不再完全處于美方話語體系之內。中俄并非談判桌上的直接參與者，但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伊朗長期的重要外交與經濟伙伴，它們的知情本身就構成了一種隱性的制衡。任何可能觸及伊朗核心利益的安排，都將不可避免地被置于更廣闊的國際審視之下。

這并不意味著伊朗在刻意“聯手”中俄對抗美國，而更像是一種經驗積累后的自我保護。2015年伊核協議的破裂，對德黑蘭而言是一道深刻的歷史教訓。協議簽署時看似多邊背書完備，卻在美國單方面退出后迅速失效，伊朗承受了幾乎全部的現實代價。從那以后，伊朗對“紙面承諾”的信任度大幅下降，對談判結構本身的安全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提前告知中俄，正是對這種不確定性的制度化回應。

與此同時，這一舉動也折射出伊朗對當前國際格局變化的精準判斷。美方正面臨多線外交消耗，從烏克蘭到中東，再到國內政治周期的壓力，使其在戰略耐心上明顯受限。特朗普政府希望通過快速推進某種“可展示成果”的外交進展，來證明自身的掌控力，而伊朗顯然不愿成為這種敘事的工具。將談判置于多方視野之中，有助于拉長決策時間，降低被迫倉促讓步的風險。

對中國和俄羅斯而言，這一通報同樣具有象征意義。它并未賦予中俄直接干預談判的角色，卻承認了它們在地區安全與國際秩序中的現實分量。這種承認，本身就是對單極外交模式的一種修正。在中東事務中，伊朗長期被塑造成“問題制造者”，而通過主動溝通中俄，德黑蘭實際上在重塑自身形象——不是孤立對抗者，而是試圖在多邊框架中尋找穩定安排的理性行為體。

當然，這種平衡并非沒有風險。美方完全可能將伊朗的做法解讀為談判籌碼的外溢，甚至視為“不夠誠意”的表現。俄烏沖突、能源市場波動以及中東局勢本身的復雜性，也都可能成為談判外部變量。但從伊朗的角度看，風險并不源于信息共享本身，而在于談判是否再次陷入以威脅替代承諾的舊軌道。一旦這一點無法改變，談判的技術細節再精巧，也難以觸及根本。

值得注意的是，阿拉格齊的表態始終避免對談判前景作出過度樂觀的預測。他強調“開局良好”，卻同時劃出清晰的底線。這種語言風格，與其說是外交辭令，不如說是一種對節奏的主動掌控。伊朗并不急于宣布突破，更不愿在輿論場中制造過高期待，因為過去的經驗已經證明，期待越高，反噬越快。

從更長遠的視角看，這次“通報”或許并不會立刻改變美伊談判的走向，但它清楚地表明了一種趨勢：中東關鍵議題正在逐步脫離單一大國主導的處理方式，轉向更加復雜的多邊博弈。伊朗不再滿足于被動回應壓力，而是在談判伊始就試圖設定結構性邊界。

真正值得關注的，并不是這輪談判能否迅速達成協議，而是伊朗是否能夠在談判過程中持續維持這種多向平衡。如果未來的對話依舊圍繞威脅與讓步展開，那么無論通報給誰，結果都難以突破歷史循環。但如果各方開始接受一個事實——任何穩定安排都必須建立在相互尊重和多方約束之上——那么這次看似低調的“已向中俄通報”，或許正是變化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