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教授亮出宋代圖紙，西方工業革命竟是"抄作業"，歐洲學界沉默

文 |朝子亥

本文為深度觀點解讀，僅供交流學習

在上個世紀，一位名叫李約瑟的英國劍橋大學生物化學家，以半生心血撰寫了一部《中國科學技術史》。

而在這部巨著中，他提出了一個在當時堪稱石破天驚的觀點：被西方奉為“獨創奇跡”的工業革命，其諸多技術雛形，早在千年之前的中國宋代就已經高度成熟。

他不是空口無憑，而是援引了包括《閘口盤車圖》、王禎《農書》中的水轉大紡車圖譜在內的眾多史料。

盡管李約瑟教授已于多年前辭世，但他的研究仍然造成了極大的影響，并引出一個尖銳的問題：當大量實證指向一種可能的技術傳播路徑時，為何歐洲主流學界對此的討論，始終籠罩在一片 “選擇性沉默” 的微妙氛圍之中？

英教授的觀點，工業革命技術與中國技術的高度相似

李約瑟教授研究所依據的，并非泛泛的古籍記載，而是被后世科技史學者視作宋代工程技術圖像實錄的珍貴史料。

其中，現藏于上海博物館的《閘口盤車圖》卷，這幅宋代真跡細致描繪了北宋汴河邊官營磨坊的完整運作場景。

畫面中，四五十名工匠分工明確，形成了從磨面、篩分到倉儲的完整流水線。而畫面的核心：一臺由水輪驅動的大型機械，其采用的曲柄連桿結構清晰可見。

這套將圓周運動轉化為直線往復運動的機械原理，正是后世蒸汽機和內燃機的核心。

更令人深思的是，這一技術在宋代的應用，比歐洲最早的成書記載早了近五百年。

另一份關鍵證據是元代《農書》中記載的水轉大紡車圖譜。圖紙詳細展示了由水輪驅動、擁有32枚紡錠的大型機械，并明確記載其“晝夜紡績百斤”的效率。而同時期歐洲最先進的手搖紡車，日產量不過3斤左右，效率相差三十余倍。

更關鍵的是，其水力驅動、多錠同步、張力調節的核心結構，與1769年英國人阿克萊特發明的、被譽為工業革命起點的水力紡紗機，在基本原理上高度一致。

這些圖紙的震撼力在于，它們直接沖擊了西方學界關于工業革命起源的結論。

長期以來，以機械化、工廠化為標志的工業革命，被塑造成歐洲獨特文明與社會制度孕育的“獨創奇跡”，是“西方優越論”的關鍵基石。

而宋代圖紙的出現，卻揭示了一個可能：歐洲的突破性創新，或許建立在一個早已存在的、成熟的技術框架之上。

這不再是簡單的“東西方誰更早”的爭論，而是關乎現代世界起源的根本性歷史解釋。

如果將宋代的技術遺存與工業革命時期的標志性發明進行比對，會發現許多耐人尋味的關聯。

除了前述紡織機械的驚人相似性，在基礎機械原理上，宋代工匠對曲柄連桿機構的應用已非常成熟，不僅用于水力磨面，也用于冶金鼓風。

這套機構是整個機械文明的基石。

而在歐洲，雖然達·芬奇等天才有過構想，但大規模成熟應用恰恰是在工業革命時期。這種時間上的先后順序與結構上的高度相似，很難用“各自獨立發明”完全解釋。

更進一步看生產組織模式。工業革命不僅是一場技術革命，也是一場生產組織革命，其標志便是集中化的工廠與細致的勞動力工。

而《閘口盤車圖》所描繪的宋代官營作坊，已經呈現出清晰的分工協作流水線景象。

英國工業家阿克萊特被譽為“近代工廠制度之父”，其主要貢獻在于將水力機械與集中的雇傭勞動相結合，形成了資本主義式的規模化生產。

但那種專業分工、協同作業的生產組織形式本身，在宋代中國的先進作坊中已然存在。

當然，嚴謹的歷史研究需要避免非黑即白的簡單斷言。

我們并非要證明阿克萊特的書桌上一定攤著一本《農書》的抄本，而是指出一個被長期忽視的事實：在工業革命爆發前的幾個世紀，歐亞大陸另一端已經存在一套高度發達的機械化生產技術體系。

這套體系通過某種途徑被歐洲認知、借鑒、并在全新的社會與經濟條件下引爆，是完全可能的歷史路徑。

歐洲學界沉默的原因，給我們的啟示

這種沉默的背后，原因其實挺復雜的。最直觀的，是很多學者已經習慣了長期以來那套以歐洲為中心的研究視角和思維模式，看歷史、看技術發展，不自覺就先從歐洲找起點。

這倒不一定是故意為之，而是一種長期的思維慣性，要跳出自己熟悉的框架去重新審視全球歷史，本身就需要很大的勇氣和精力。

比這更深一點的，關乎很多歐洲人心里那份關于自身文明的驕傲感。

幾個世紀以來，“工業革命是歐洲人獨創的偉大奇跡”這個故事，被一遍遍講述，幾乎成了現代西方身份認同的一部分。

它不僅僅是一個歷史結論，更承載了一種文化上的自信。

如果現在要承認，這個“奇跡”的一些關鍵靈感可能來自遙遠的東方，對一些人的心理沖擊，不亞于動搖了一座精神上的基石。

這涉及到如何看待自身文明在世界中的位置。

而最微妙、也最難以明言的，可能是一種微妙的心態失衡。長久以來，在許多主流敘事里，西方常常被描繪成科學與進步的唯一導師，是向世界傳播現代文明的一方。

如果歷史的劇本顯示，在現代文明開啟的關鍵時刻，西方也曾是一位重要的“學習者”，那么由此衍生出的許多關于文明優越性、歷史發展路徑的固有看法，都需要重新審視。

這種審視往往會牽扯出更廣泛的討論，甚至觸及一些歷史的敏感神經，這讓不少人下意識地選擇了回避與沉默。

李約瑟的工作與宋代圖紙的重現，其意義遠不止于糾正一段具體的歷史。它更像一把鑰匙，為我們打開了一扇重新審視人類整體技術進步歷程的大門。

它有力地揭示，人類文明的重大飛躍，尤其是技術革命，極少是某個文明在封閉環境中的“孤獨奇跡”。

更多時候，它們是跨文明知識長期積累、交流、碰撞與再創新的結果。

宋代中國積累了極其豐富的技術知識，這些知識可能通過蒙古西征后的歐亞貫通、阿拉伯學者的中轉、以及后來傳教士的引介等多重渠道，如種子般散播到更廣闊的世界。

歐洲在特定的社會結構、經濟制度和思想解放的催化下，讓這些種子開花結果，引發了改變世界的反應。

固執于“唯一起源論”或“文明等級論”，不僅扭曲歷史真相，也無益于應對當今世界的挑戰。

在全球化深入發展的今天，科技創新越來越依賴全球協作與開放交流。

承認所有文明對人類知識寶庫的歷史性貢獻，以平等、開放的心態看待彼此，才是推動持續進步的正道。

真正的文明自信，不在于標榜“獨創一切”，而在于擁有海納百川、繼往開來的胸襟與能力。

讀者朋友們，你們認為隨著更多跨文明研究的深入，歐洲學界會逐漸正視并接納這段技術傳播的全球史嗎？在今天強調自主創新的同時，我們該如何更好地理解與講述這種跨越時空的文明互鑒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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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劍橋學者：當下再思考“李約瑟之問”，中華文明有科學和創新基因
2023-09-09 19:00·上觀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