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正部級被安置長治，每月200生活費，3年后回京：誰讓你回來的

1976年10月的北京站，王謙拎著帆布包混在普通乘客中，包里裝著本翻舊的《資本論》和兩個涼窩頭。

三天前他還是國務院部委的一把手，現在連行政五級待遇都沒了，更別說配車和秘書，這趟開往山西的火車，載著他從權力中心駛向未知的命運。

火車一路顛簸進太行山，王謙望著窗外倒退的白楊樹發呆，本來想跟送行的老同事多說幾句，后來發現連道別的機會都沒有。

車廂里彌漫著煤煙味，鄰座大叔啃著煎餅的聲音，讓他突然意識到：以后這就是生活常態了。

長治地委的人把他領到南街小學，推開教室門時王謙愣住了，窗戶糊著舊報紙，風一吹嘩啦啦響，門板底下還透著光。

"先委屈王部長了"，接待的同志搓著手說，王謙擺擺手，心里清楚這"安置"意味著什么從今天起，他只是個需要自食其力的普通人。

每月200元的生活費，在1976年的長治不算少，但要應付全家開銷就捉襟見肘，菜市場轉一圈就知道，五毛錢買不了多少菜。

財政局老會計后來偷偷說，這是地委李書記特批的，不然按規定只能給120元，政治風向不明的年代，這樣的"照顧"已經算是冒險。

清晨五點，王謙準時拿起掃帚掃院子，一開始學生們都圍著看，這個戴眼鏡的老頭掃起地來比校工還認真。

后來孩子們習慣了，路過會喊"王大爺早"，他總是笑著應著，心里卻想起延安時期住窯洞的日子。

那會兒比這苦多了，不也挺過來了，冬天來得猝不及防，教室四處漏風，王謙把報紙多糊了兩層，晚上還是凍得睡不著。

翻出箱子底的舊毛衣，針腳都松了，這輩子沒受過這種罪，但抱怨有什么用？他找出工具箱，把漏風的窗戶縫都用紙條糊死，居然有模有樣。

開春后王謙做了個決定：把家里那臺壞了的收音機修起來，年輕時在兵工廠學過點無線電，沒想到老了派上用場。

零件不好找，就去廢品站淘，來回走五公里路也不覺得累，第一個修好的收音機是鄰居張大媽的，老人家給了兩毛錢，他推辭半天還是收下了。

"王大爺修收音機真有一套"，這話很快傳開，來找他修東西的人排起隊，他定了規矩：老弱病殘不要錢，其他人給多少算多少。

修理鋪就設在教室門口，一張破桌子擺著電烙鐵和零件盒，看著那些修好的收音機發出聲響，比當年在部委批文件還踏實。

夏天的一個傍晚，地委書記李振華突然來訪，兩人坐在小馬扎上聊了兩個小時，臨走時李書記留下塊羊肉。

"嫂子身體不好，補補身子"，放下東西就走了，王謙看著那塊羊肉，心里明白這不是簡單的人情往來。

特殊時期，這種默契比什么都珍貴，那年冬天王謙咳得厲害，有天早上竟咳出血來。

鄰居們輪流來照顧，送粥送藥，社區醫生來看了說，主要是勞累加營養不良，躺在硬板床上，王謙望著糊著報紙的天花板想，這輩子經歷的大風大浪不少，沒想到在長治栽在身體上。

1978年春天，一封中央組織部的掛號信送到長治，政策變了，要他回北京工作，給的期限是十五天，可王謙卻犯了難還有七臺收音機沒修好。

他跟送信的同志商量，能不能多給幾天？"這些都是街坊托付的，不能失信"，臨走前三天，王謙把修完的收音機挨家送還。

站臺上擠滿了來送別的人，有修過收音機的，有一起掃過雪的，還有只說過幾句話的鄰居。

火車開動時，王謙抹了把眼角，這三年真沒白過，回到北京后，王謙官至副國級。

可家里始終保持著在長治的習慣，飯菜簡單，家具樸素，秘書發現個怪現象，再熱的天，他辦公室溫度從不超過十八度，王謙自己說，在長治凍怕了，冷點踏實。

有次去廊坊調研，當地同志請吃羊湯，王謙喝了一口突然嗆住，眼淚都出來了。

隨行人員嚇壞了，他擺擺手說沒事，就是想起長治冬天喝的羊雜湯了，那味道，多少年都忘不了。

2007年王謙去世前，特意交代把骨灰分兩份，一份埋在八寶山，一份撒在太行山，出殯那天，三十多個長治百姓自發趕來送行，手里都攥著花椒。

從部長到平民再到領導，王謙的人生畫了個圈。

權力沒了的時候，他反而找到了生活的本真。

200元生活費過出的尊嚴，比任何職務都珍貴，其實人生哪有什么絕對的失去，有時候沉降下去，才能看見真正的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