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霸權行為升級

文︱陸棄

2月初，國際輿論一度將目光投向中東。在阿曼斡旋下，美伊核談判重新啟動，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對外釋放出“開局良好、仍將繼續”的信號。在過去數年緊張、對峙、制裁與威脅交織的背景下，這樣的表態無疑為地區局勢帶來一絲緩和的可能。然而，幾乎在同一時間，白宮卻簽署行政命令，宣布將對任何“直接或間接”從伊朗購買商品與服務的國家征收25%的進口關稅。談判桌上釋放有限善意，談判桌外繼續高壓圍堵，這種自相矛盾的操作并非偶然，而是美國當前對外行為模式的縮影，也再次引發外界對其霸權邏輯的深度質疑。

如果將這一事件放在更長的時間軸上觀察，美國近一段時期的對外政策呈現出一個愈發清晰的輪廓：在其相對實力優勢逐步收縮的背景下，霸權行為卻不降反升。從年初對委內瑞拉的突然軍事行動，到圍繞格陵蘭島、古巴問題頻頻釋放強硬信號，再到在美伊談判節點升級經濟脅迫，華盛頓正在以更加單邊、更加激進的方式介入國際事務。這種趨勢并非情緒化決策的堆疊，而是戰略思維轉向的外在體現。

今年1月下旬，美國五角大樓發布的2026年國防戰略報告，恰恰為理解這一轉向提供了關鍵線索。報告明確提出，美國需要摒棄以“全球秩序塑造”為目標的傳統戰略路徑，轉而奉行以現實利益為導向的務實現實主義。一切以美國自身利益為最高原則，成為新國防戰略的核心出發點。在這一框架下，美國安全不再被理解為與國際穩定、地區和平相互嵌套的公共產品，而被重新定義為可以通過絕對優勢、單邊行動加以保障的排他性目標。

圍繞這一思路，美國國防戰略設定了四項優先任務：本土防御、印太威懾、盟伴分擔以及國防工業基礎建設。表面看，這些目標彼此獨立，實則高度聯動。本土與西半球防御被置于優先位置，意味著美國正主動收縮其戰略外延；印太方向被賦予決定性意義，則凸顯出對大國競爭的長期焦慮；盟伴責任分擔被反復強調，暴露出美國對自身資源承載能力的清醒認知；而重建國防工業基礎，則是為維系軍事優勢提供物質保障。這一整套邏輯所傳遞的信息并不復雜：美國正在適應實力相對下降的現實，卻拒絕同步調整其霸權心態。

正是在這一矛盾心理驅動下，美國對外政策呈現出一種危險的張力。一方面，華盛頓公開承認不再具備“解決全球所有問題”的能力，對外承諾明顯收縮；另一方面，卻在關鍵地區和敏感議題上頻繁使用軍事與經濟脅迫手段，試圖通過展示力量來彌補權威流失。數據顯示，僅在一年多時間內，美國實施的空襲和無人機打擊次數高達數百次。無論是針對伊朗的軍事行動，還是在拉美地區的強勢介入，這些行為都在不斷強化“以實力施壓”的路徑依賴。

這種路徑依賴的根源，正是美國長期信奉的絕對安全觀。在這一觀念中，美國安全被視為不可分割、不可妥協的絕對值，他國安全則退居次要甚至可以被犧牲的位置。任何潛在挑戰都會被放大為系統性威脅，任何不受控制的變量都被視為必須提前壓制的風險源。這也解釋了為何在地緣政治、經濟貿易、科技規則等多個領域，美國越來越傾向于使用制裁、關稅、軍事部署等硬性工具，而非制度協商與多邊協調。

問題在于，絕對安全并不存在于現實世界。安全具有天然的相對性與互動性，一國通過擠壓他國安全空間所換取的“安全感”，往往只能是短暫且虛幻的。美國將非法移民、毒品走私、網絡攻擊乃至潛在核威脅統統納入國家安全議程，不斷抬高安全警戒線，結果卻是安全焦慮的持續放大。國內社會因高強度執法而陷入緊張，國際社會因頻繁施壓而積累不滿，安全困境并未緩解，反而層層疊加。

更值得警惕的是，這種絕對安全觀正在通過聯盟體系向外擴散。華盛頓要求盟友將防務開支提高至GDP的5%，同時通過軍售將“安全責任”轉化為經濟收益。在這一過程中，盟伴不再是共同維護穩定的合作者，而逐漸演變為分擔成本、放大對抗的工具。這不僅加劇了地區緊張，也削弱了多邊安全架構的公信力。

從美伊談判的微妙進展，到談判之外的極限施壓，再到更宏觀的戰略轉向，美國的行為正在不斷提醒世界：一個進入相對衰落階段的霸權，若拒絕調整其安全觀，往往會變得更加危險。力量的收縮并不必然帶來克制，反而可能誘發更頻繁的冒險。

歷史反復證明，依靠軍事優勢與經濟脅迫塑造安全環境，最終只會制造更多不穩定因素。當安全被定義為零和博弈，和平就只能是短暫的停頓而非可持續狀態。對于國際社會而言，真正的警示不在于某一次談判的成敗，而在于能否看清這種安全邏輯背后的結構性風險。世界需要的不是一個被不安驅動的霸權，而是能夠理解安全相互依存性的負責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