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這樣一位德高望重的藝術家,晚年卻因為一首成名曲陷入侵權風波,從人人敬仰的民歌大師變成眾人指責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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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85歲的他帶著這份遺憾離開人世,留下一段至今仍讓人爭論不休的往事。
一首歌真的能毀掉一個人的一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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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的夏天,黑龍江饒河縣四排赫哲族鄉政府將郭頌告上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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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上,雙方各執一詞。
赫哲族代表拿出大量證據,證明《想情郎》這首民歌在當地流傳已久,歌詞內容是赫哲族姑娘思念情郎的心聲,旋律優美動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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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烏蘇里船歌》的主旋律與它幾乎一模一樣,這絕不是巧合。
郭頌這邊則強調,自己只是借鑒了其中兩句曲調,加入了大量勞動號子的元素,進行了全新的藝術創作,應該算是獨立的作品。
這場官司最終以一個折中的判決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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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書上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郭頌擁有這首歌的著作權。
可是法院同時要求,今后凡是演唱或使用這首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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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出來后,郭頌的人生軌跡徹底改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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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那些贊美他的報道開始變味,媒體的關注點從他的藝術成就轉向了版權爭議。
郭頌試圖解釋,他說自己在創作《烏蘇里船歌》的時候,確實聽過赫哲族的民歌,也被那種獨特的韻味所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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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搞藝術創作的人,從民間音樂中汲取靈感是很正常的事情。
他強調自己并不是簡單的照搬,而是進行了大量的藝術加工和再創作。
民歌改編在音樂創作領域是普遍存在的現象,很多經典作品都是這樣誕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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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解釋在當時的輿論環境下顯得蒼白無力。
至于創作過程中的復雜性,藝術改編的界限在哪里,這些專業問題反而被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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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頌1931年出生在遼寧沈陽,從小就展現出過人的音樂天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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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嗓音條件特別好,音色圓潤飽滿,很適合演唱東北民歌。
1980年是郭頌藝術生涯的高光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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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榮譽意味著什么?意味著這首歌不僅在國內受歡迎,還得到了國際認可,代表著中國民族音樂的水平。
當時的郭頌站在人生巔峰,誰能想到這首給他帶來無上榮光的歌曲,日后會成為他最大的負擔。
1989年,郭頌憑借《烏蘇里船歌》獲得首屆金唱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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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獎典禮上,他接過那個沉甸甸的獎杯,內心充滿了自豪和滿足。
臺下掌聲雷動,所有人都在為這位杰出的民歌藝術家喝彩。
現在回過頭看,這些輝煌反而成了一種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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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項榮譽背后都有《烏蘇里船歌》的影子,每一次表彰都在強化這首歌與郭頌的綁定關系。
當版權糾紛爆發后,這些曾經的榮耀變成了他無法擺脫的包袱,提醒著所有人這首歌存在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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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導火索其實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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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這么一行字,徹底激怒了赫哲族群眾。
赫哲族是中國人口較少的民族之一,他們生活在黑龍江、松花江、烏蘇里江流域,以捕魚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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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情郎》這首民歌在赫哲族內部流傳了很多年,歌詞用赫哲語演唱,講述的是赫哲族姑娘思念遠方愛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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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開始組織起來,收集證據,尋找法律途徑維護自己的權益。
一個小小的標注錯誤,引發了一場持續多年的法律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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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糾紛背后,其實涉及一個很復雜的問題:民歌改編的界限在哪里?什么程度的改編可以算作新的創作?這個問題在法律層面很難有明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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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音樂本身就是集體創作的結果,經過一代代人的傳唱和改編,很多時候已經分不清原始版本是什么樣子。
郭頌的辯解有一定道理。
他確實在《想情郎》的基礎上加入了新的元素,比如勞動號子的節奏,比如歌詞的重新創作。
從音樂創作的角度看,這種改編工作也需要專業技能和藝術功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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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首赫哲語的情歌改編成反映漁民勞動生活的作品,這個過程不能說完全沒有創造性。
赫哲族方面也有充分的理由。
音樂最核心的就是旋律,而《烏蘇里船歌》的主旋律幾乎完全照搬了《想情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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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的判決試圖在兩者之間找平衡。
承認郭頌的著作權,認可他在改編過程中的勞動成果,同時要求標注改編來源,給赫哲族一個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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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判決在法律層面或許是公正的,在情感層面卻很難讓所有人滿意。
郭頌覺得委屈,赫哲族覺得不夠,圍觀群眾則有各自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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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司之后的郭頌,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他不敢再像以前那樣大大方方地演唱《烏蘇里船歌》,每次提到這首歌都要小心翼翼地加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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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接受采訪時承認,這件事是他一生無法彌補的遺憾。
這句話透露出深深的無奈和痛苦。
作為一個搞了一輩子藝術的人,到了晚年卻因為版權問題被釘在恥辱柱上,這種打擊不是常人能夠承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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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解釋,想說清楚自己的創作過程,想讓大家理解藝術改編的復雜性,可是沒有人愿意聽。
2016年5月19日,郭頌在北京去世,享年85歲。
去世前的幾年里,他一直生活在這個陰影之下。
曾經的榮譽沒有給他帶來安慰,反而成了一種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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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有人提起他的成就,馬上就會有人提到《烏蘇里船歌》的版權糾紛,這種綁定關系讓他無處可逃。
他的離世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
媒體的報道簡短而克制,更多的是在回顧那場版權官司,而不是他幾十年的藝術成就。
網絡上的討論也是褒貶不一,有人為他惋惜,有人覺得這是咎由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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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曾經被譽為民歌大師的藝術家,就這樣在爭議聲中走完了人生最后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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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藝術家在改編民歌的時候,往往只注重藝術效果,忽略了版權歸屬。
他們認為民歌是集體創作,不屬于任何個人,拿來改編使用是理所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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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觀念在法律意識淡薄的年代或許可以蒙混過關,在現代社會就行不通了。
赫哲族通過法律途徑維護自己的權益,為其他少數民族樹立了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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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郭頌個人來說,他的悲劇在于時代的局限性。
在他創作《烏蘇里船歌》的年代,版權意識遠沒有現在這么強,藝術家改編民歌是常見現象,很少有人會去深究版權歸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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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法律制度完善了,社會觀念轉變了,他已經來不及彌補當初的疏忽。
一個時代的藝術家,卻要為另一個時代的規則買單,這本身就是一種悲哀。
郭頌的故事讓人看到,藝術創作和法律規范之間的沖突可以摧毀一個人的一生。
他用幾十年時間建立起來的聲譽,因為一首歌的版權糾紛而崩塌,這種落差任誰都難以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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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需要自由,創作需要靈感,民間音樂確實是很好的素材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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